老赵退休那天，把邮车钥匙交给了小孙。
钥匙只有一把，磨得锃亮，齿槽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泥。钥匙环上挂着一枚绿色的塑料牌，印着“邮政”两个字，边角磨圆了，字迹模糊。老赵把钥匙放在小孙手心里，说：“周三上山的路，拐弯的地方减速。山上有人等。”
小孙二十出头，刚从驾校出来，分到县邮局跑山路。他接过钥匙，翻来覆去看了看。“等什么？”
老赵没有回答。他把工位上的东西收进一个纸箱：搪瓷杯，茶叶罐，一双备用的布手套，一本记了二十一年的行车记录本。记录本的封面是牛皮纸的，四个角都磨圆了，书脊用透明胶带粘过。他翻了翻，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放进棉袄内袋。其余的都扔进了垃圾桶。
他在邮局干了二十一年。从四十岁到六十一岁，头发从黑的跑成白的，腰从直的跑成弯的。二十一年，周三上山周四下山，从没误过。山上的三个气象站、一个水文站、一个电视转播台，每个站的信件、包裹、报纸、杂志，他都背过。山路哪段冬天最早结冰，哪段雨季最容易塌方，哪段拐弯处有块石头突出来刮过后视镜，他闭着眼也知道。
退休手续办了不到半小时。人事科的姑娘给他一张表，他填了名字、工龄、银行卡号。姑娘说：“赵师傅，您可以走了。”他点点头，抱着纸箱走出邮局大门。
门外的天是灰的。积雨云压得很低。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邮局的绿色门头。二十一年，门头的漆重新刷过三次。第一次是他来的那年，第二次是十年前，第三次是去年。新漆盖旧漆，绿得发亮。他看着那排绿字，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家。他去了镇上的邮局。
镇邮局的门开着。老周的车停在院子里，后厢门敞着，邮袋摞在地上。老周蹲在车旁边抽烟，看见老赵，站起来。“赵师傅。”
老赵点点头。他抱着纸箱走进邮局。分拣台前，陆怀音正在分信。她的手很快，信封在她手指间翻过去，落进不同的邮格。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赵师傅。”
老赵把纸箱放在分拣台边上。“我来拿枇杷。”
陆怀音放下手里的信。她走到院子里。枇杷树在墙角，今年结得比往年都多。果子黄透了，沉甸甸地垂下来，把枝条压弯。她踮起脚，挑熟得最透的几挂摘下来，用报纸包好，扎了一根红塑料绳。
老赵接过来，掂了掂。“比去年重。”
“今年雨水足。”
老赵把枇杷夹在腋下。他没有立刻走。站在分拣台边上，看着陆怀音分信。她的手自动地做着那些事——平信，挂号信，印刷品。城东，城西，乡下。信封在她手里翻过去，落进邮格，几乎没有声音。
“我退休了。”老赵说。
陆怀音的手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分。
“小孙接你的班。”
“嗯。年轻人，车开得快。我让他拐弯减速，他问等什么。”
陆怀音没有接话。
老赵从棉袄内袋里掏出那张照片，放在分拣台上。“给你。”
她低头看。照片上是一辆绿色邮车，停在半山腰的公路边。司机座位的车窗摇下来，一只手伸在外面，手里捏着一封信。信封没有贴邮票。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捏着信的力度不大不小，像捏着一只随时会飞走的鸟。
她看了很久。
“什么时候拍的。”
“退休前。最后一周上山。”
老赵把枇杷换到另一侧腋下。他看着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动，沙沙响。
“那个小伙子，每次都站在路边等。我车还没停稳，他就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有一回掏出来一张云图，气象记录纸画的，画的是积雨云。有一回是一小袋野山楂，纱布袋子装着，袋口系麻绳。我问他酸的还是甜的。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我帮你尝尝。他把袋子往回缩了一下。”
老赵笑了笑。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后来他不掏东西了。就站在路边，手插在口袋里。我问他有信吗。他说没有。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我知道口袋里装着信。”
陆怀音拿起那张照片。手指捏着边缘，捏得很轻。
“他后来寄了吗。”
“寄了。每个月一个大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交给小刘带上车。小刘说，大信封里装着几封短信，都没贴邮票，裸着的。”
“我知道。”
“你收到的大信封，是他每个月寄的。”
“嗯。”
“你回过吗。”
陆怀音没有回答。她的手还捏着照片。照片上那只手，捏着一封没贴邮票的信。
老赵把枇杷夹紧了些。“我送了二十一年信。见过写信的，见过等信的，见过寄了又后悔追着邮车要回来的。只有你们两个——一个写好了不寄，一个写好了也不寄。”
他往门口走了几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小陆。”
“嗯。”
“那张照片，你留着。我拍了就想着给你。没别的原因。”
他走了。中山装的背影在邮局门口的阳光里越来越小，最后拐过街角，不见了。老周把烟掐灭，跳上邮车。发动机突突突地响了，邮车开出院子，尾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
陆怀音站在分拣台前。照片放在台上。邮车。山路。车窗伸出来的手。手里捏着信。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是老赵的笔迹，歪歪扭扭的：“最后一周上山。他没寄。”
她把照片放进口袋。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台灯是绿色的，光照在照片上，邮车的绿色车顶反着光。她看了很久。
然后拉开抽屉。抽屉里是写好的回信。最早的一封是七年前写的。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地址：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她拿起最上面那封。长城邮票，面值八毛。封口了。
她把信拿在手里。信封的边角微微发硬——放了太久，纸张吸了潮气又晾干，变得不再平整。她拿着信，站起来，走到门口。门外是镇上的石板路，路灯亮着，光晕里飘着细碎的雾。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桌前，把信放回抽屉。
关上。
照片还放在桌上。那只手，捏着信，没有贴邮票。
她铺开一张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拧开圆珠笔。
写了一句。
“照片收到了。”
写完，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窗外的枇杷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响。
她又写了一行。
“你没寄，我也没寄。”
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贴邮票。长城，八毛。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和前面三十几封放在一起。
照片她放进了抽屉最里面。压在那沓信下面。信封上那只手，捏着没贴邮票的信。抽屉里那些信，每一封都贴着长城邮票。照片上的信没有邮票。抽屉里的信有。
但都没有寄到对方手里。
老赵退休后，每周三还是去镇上的邮局。不是去办事。是去坐坐。
他住在镇子东头，离邮局隔着三条街。退休之后，早晨起来没事做，沿着石板路走，走着走着就走到邮局门口。老周在院子里装车，看见他，喊一声赵师傅。他点点头，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
台阶是水泥的，被二十一年的鞋底磨得光滑发亮。他坐在那里，看老周搬邮袋，看陆怀音分信，看来寄信取信的人进进出出。有人认识他，打个招呼。有人不认识，从他旁边绕过去。他不在乎。他就是坐着。
有一次，他坐在台阶上，忽然说：“小陆，你外公种的这棵枇杷树，邪门。”
陆怀音正在分信。她的手没有停。“怎么邪门。”
“别人家的枇杷都长虫子。它不长。”
“外公说，等人回来的树，不长虫。”
老赵没接话。他仰头看着枇杷树。果子已经摘完了，树上只剩下叶子。绿得发黑，一片一片，密密地铺开。他看了很久。
“你外公，我认识。”
陆怀音的手停了。
“他退休那年，我刚跑这条线。他把邮车钥匙交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周三上山的路，拐弯的地方减速。山上有人等。”
老赵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
“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懂了。”
他把烟灰弹在台阶上。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吹走了。
“你外公等的不是信。是你外婆。他送了一辈子信，最后那些年，每次周三上山，周四下山，都站在路边等。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老赵站起来。膝盖咔嚓一声。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走了。”
他沿着石板路往回走。中山装的背影越来越小，拐过街角，不见了。
陆怀音站在分拣台前。手放在抽屉把手上。抽屉里是写好的回信。三十七封。最早的一封是七年前写的。
她拉开抽屉。最里面放着那张照片。照片上，邮车停在半山腰，车窗伸出一只手，捏着信。
她把照片拿出来。翻过来。老赵的字：“最后一周上山。他没寄。”
她看了很久。
然后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
写了一句。
“外公等的不是信。是外婆。”
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第三十八封。
山上。老赵退休之后，周三的邮车换成了小孙。
小孙年轻，车开得快。以前老赵上山要四十分钟，小孙半小时就到了。发动机的声音也不一样——老赵的车是闷闷的，像嗓子里有痰；小孙的车是尖的，油门一踩，像吹哨子。
沈砚章第一次听见小孙的车声，站在观测场边上，愣了一下。声音不对。
车停稳。小孙从驾驶室跳下来。二十出头，头发梳得整齐，穿着新工作服，袖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打开后厢门，把邮袋搬下来。
“气象站的信。”他把一沓公函递过来。
沈砚章接过去。“老赵呢。”
“退休了。”
小孙把邮袋搬完，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看了看观测场——百叶箱，风速仪，雨量筒。又看了看沈砚章。
“老赵让我跟你说一声。他说，周三上山的路，拐弯的地方他每次都减速。让你别站太近。冬天结了冰，车滑。”
沈砚章没说话。
小孙跳上车。发动机响了，尖尖的，像吹哨子。邮车调过头，突突突地往山下开去。
沈砚章站在观测场边上。风从西北方向来，把松林吹得哗哗响。他站了很久。然后走回值班室。
拉开抽屉。最里面放着一张长城邮票。多出来的那张，压在那沓裸着的信底下。正面朝上，长城的敌楼对着抽屉顶。
他把邮票拿出来，放在桌上。敌楼。灰色砖墙。赭红色的山。八毛。
铺开一张信纸。红色横线。拧开钢笔。
写了一句。
“老赵退休了。”
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窗外的松林在风里响。积雨云正在堆积。
他又写了一行。
“新来的司机姓孙。车开得快。”
折好，放进抽屉。和那些裸着的信放在一起。
他拿起那张长城邮票。背面干胶微微发黄。他用手指摸了摸干胶的表面。微微发涩。
把邮票放回抽屉最深处。压在那沓信下面。
老赵退休后第三年，身体不太好了。
先是膝盖。走不了远路，从镇子东头走到邮局，中间要歇两回。后来是腰。坐久了站不起来，站久了坐不下去。再后来是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
他不怎么去邮局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坐在窗前的藤椅上。藤椅是他老伴在世时买的，扶手磨得发亮。他坐在那里，看窗外的天。晴天，阴天，雨天。看一会儿，闭上眼睛。
有一天，他让儿子开车送他去邮局。
儿子把他扶下车。他拄着拐杖，慢慢走进邮局大门。绿色的柜台，绿色的信箱，绿色的邮格。和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陆怀音在分拣台前。听见拐杖杵地的声音，抬起头。
“赵师傅。”
老赵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拐杖靠在椅子边上。他喘了一会儿气。
“小陆，我有个东西给你。”
他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磨得发亮，边角起了毛。他放在柜台上。
“这是那个小伙子七年前写的信。第一封。”
陆怀音看着那个信封。牛皮纸，没有邮票，没有邮戳。信封上写着“镇邮局 陆怀音”。字迹她很熟。一笔一划，收笔处微微拖长。
“怎么在你这里。”
“他托我寄。我没寄。”
老赵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粗短，指甲缝里有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天他站在路边，从口袋里掏出这封信。递给我。我接过来，夹在遮阳板上的票据夹里。车开到半路，我停下来，把信拿出来看了看。信封上没有贴邮票。”
他停了一下。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
“没有贴邮票，按规定不能寄。但我送了二十一年信，违规的事干过不少。多这一件不多。”
“那为什么不寄。”
老赵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柜台上那个牛皮纸信封。看了很久。
“因为他的手。”
“手？”
“他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手是抖的。我送了二十一年信，见过无数寄信的人。手抖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寄讣告的。一种是寄情书的。他是第二种。”
老赵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信封上。手指按着牛皮纸，按得很轻。
“我怕寄到了，他后悔。”
他把信封往陆怀音的方向推了推。
“这封信在我这里放了七年。我该还了。”
陆怀音拿起那个信封。牛皮纸磨得发亮，边角起毛，折叠处快要断开。她拿在手里，很轻。里面只有一张纸。
“你看了吗。”
“没有。”
老赵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膝盖咔嚓一声。他拿起拐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停下来。
“小陆。”
“嗯。”
“你们俩的信，什么时候寄。”
他走了。拐杖杵在石板路上，笃，笃，笃。声音越来越远。
陆怀音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站在分拣台前。信封上没有邮票，没有邮戳。只有她的名字，他的字迹。
她把信封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折了两道，折痕处磨出了毛边。
她展开。
信上只有一行字。
“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
背面还有一行，字迹更新，墨色更深。
“雨会来。”
她把信纸翻过来。正面是七年前的字，背面是后来加的。中间隔了多久，她不知道。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牛皮纸信封。信封放进口袋。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台灯是绿色的，光照在信封上，磨得发亮。
她拉开抽屉。里面是三十八封回信。最早的一封贴着杜鹃花，后来全换了长城。每一封都写着同一个地址：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她把牛皮纸信封放进抽屉。和那些回信放在一起。
他的第一封未寄的信。她的三十八封未寄的回信。终于放在同一个地方了。
隔着七年时光。隔着三百公里。隔着一个人的手抖和另一个人的不敢拆。
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
写了一句。
“第一封收到了。”
写完，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第三十九封。
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动，沙沙响。枇杷早摘完了，树上只剩下叶子。绿得发黑。
她关上台灯。黑暗里，抽屉里的信安静地躺着。他的第一封，她的三十九封。
都没寄。
山上。沈砚章不知道老赵把信还给了陆怀音。
他只知道老赵退休了，小孙开了两年调走了，老周开了三年也说要调到县城。现在开邮车的是刘师傅。四十多岁，不爱说话。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上山，把邮袋搬下来，过秤，登记，开车走人。不留，不抽烟，不问“有信吗”。
沈砚章每个月交给刘师傅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这个月写的几封短信。大信封上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收件人：镇邮局 陆怀音。
刘师傅接过去，放进邮袋。从不看地址。
沈砚章不知道那些信她收没收到。从没问过。
有一回，刘师傅难得多说了一句。
“镇上邮局那个分拣员，姓陆的。她让我告诉你，信收到了。”
沈砚章的手在棉袄口袋里。手指蜷了一下。
“她还说什么。”
“没说。”
刘师傅发动了车。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
沈砚章站在观测场边上。风从西北方向来，把松林吹得哗哗响。他站了很久。
回到值班室，拉开抽屉。里面是写好的信。最上面那封是昨天写的。
“今日积雨云。和老赵退休那天一样。”
他拿起信，看了一会儿。折好，放回去。
抽屉最深处，压在那沓信下面，是那张多出来的长城邮票。正面朝上，敌楼对着抽屉顶。
他没有动它。
只是放着。
老赵把那封牛皮纸信封还给陆怀音之后，又活了两年。
最后那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藤椅上度过。窗外的天，从亮到暗，从暗到亮。他儿子每天过来送饭，把饭放在桌上，扶他起来吃。他吃几口，说饱了。儿子把碗收走。他继续看天。
有一天，他忽然让儿子把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
制服是绿色的，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左边口袋的扣子掉了，用别针别着。他让儿子帮他穿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领口的风纪扣也扣上。
儿子问他干什么。
他没回答。穿着制服，坐在藤椅上，面对着窗户。
窗外的天是灰的。积雨云压得很低。
傍晚，他闭上了眼睛。
儿子发现的时候，他还穿着那件绿制服。坐在藤椅上，面对着窗户。窗外的积雨云正在散开，云隙间漏出一小片金色的光。
老赵的葬礼很简单。邮局的同事来了几个，老周来了，小孙来了。陆怀音也来了。她穿了一身黑，站在人群边上。
老赵的儿子把父亲的遗物整理出来。衣柜里，挂着那件绿制服。口袋里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老赵年轻的时候，站在一辆绿色邮车前面。穿着新制服，胸口戴着大红花。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第一天上山。一九八一。”
他把照片给了陆怀音。
“我爸说，这张给邮局那个姑娘。”
陆怀音接过来。照片上，老赵三十出头，头发还是黑的，腰是直的。他站在邮车前面，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身后是山路，松林，积雨云。
她把照片翻过来。“第一天上山。一九八一。”
她把照片放进口袋。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照片放在桌上。和老赵退休前拍的那张放在一起。第一天上山。最后一周上山。中间隔了二十一年。
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
写了一句。
“老赵走了。穿着制服走的。”
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第四十封。
她关上台灯。黑暗里，两张照片并排躺在桌上。第一天上山。最后一周上山。二十一年。一个人。一条路。一辆邮车。
那些年他载过的信，都送到了。只有两封，他带在身边，一直没有寄。一封是沈砚章七年前交给他的牛皮纸信封。另一封，是他自己写好的——在老赵的遗物里，儿子还发现了一封信，收件人是“镇邮局 小陆”。信很短。
“小陆：周三上山的路，拐弯的地方减速。山上有人等。这句话是我师父老陆教我的。现在教给你。赵。”
那封信，儿子交给了陆怀音。
她拆开。看完。折好，放回信封。
信封没有贴邮票。
她把老赵的信放进了抽屉。和那四十封回信放在一起。
第四十一封。
窗外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响。积雨云压得很低。要下雨了。
山上，沈砚章不知道老赵走了。
他只知道，周三的邮车换了一个新司机。姓陈。四十多岁。不爱说话。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上山，把邮袋搬下来，过秤，登记，开车走人。不留，不抽烟，不问“有信吗”。
他每个月把大信封交给陈师傅。陈师傅接过去，放进邮袋。从不看地址。
他不知道那些信有没有寄到。只是寄。
抽屉里，那张多出来的长城邮票还压在信下面。正面朝上。敌楼对着抽屉顶。
他没有动它。
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老赵。老赵穿着绿制服，站在邮车前面，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身后是山路，松林，积雨云。
老赵说：“有信吗。”
他醒了。窗外积雨云正在堆积。和梦里一样。
他起来，铺开一张信纸。拧开钢笔。
写了一句。
“梦见老赵了。他问有信吗。”
折好，放进抽屉。
窗外，雨落下来了。打在观测场的铁皮屋顶上，像无数根手指在敲。
（第六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