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的第一封信，贴的是长城邮票。
那是七年前。沈砚章刚调到这座山，第一个月，他写了一封信。信很短，“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写完之后他折好，没有装信封，直接放进了抽屉。那是他在这座山上写的第一封未寄的信。
第二个月他又写了一封。“今日层云。山上全是雾。百叶箱在雾里，松树在雾里，我也在雾里。”折好，放进抽屉。
第三个月。“今日卷云。像羽毛。”放进抽屉。
抽屉里的信越来越多。他从不数。但每一封都记得。
信纸是镇上买的，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信封也是镇上买的，白色，标准尺寸，一沓二十个，用橡皮筋箍着。橡皮筋老化断了，他换了根新的，红色的，从江远渡那里拿的。江远渡用这种橡皮筋箍水文记录本，一箍就是十几年。
邮票是他从山下邮局买的。不是镇上的邮局，是县城邮局。他每年下山一次，去县气象局领器材、开会、交年度报表。开完会，他在县城街上走一走，走到邮局门口，进去买邮票。
县城邮局比镇上的大，柜台是新的，绿色的防火板亮得能照见人影。营业员是个年轻姑娘，坐在柜台后面看手机。他走过去，说买邮票。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版邮票。普票，长城，面值八毛。
“几张？”
他想了想。“二十张。”
姑娘撕了二十张，递过来。他付了钱，把邮票装进棉袄内袋。回山上的路上，邮票贴着他的胸口，纸张微微发硬，边缘硌着他。
那是他第一次买长城邮票。后来每年都买。每年二十张，面值八毛。七年，一百四十张。
一百四十张邮票，他只用过几张。气象局的公函要贴邮票——虽然单位有公务信封，但他习惯自己贴。给江远渡寄松茸的时候贴过几张——江远渡的松茸干，寄给他母亲，地址是外省，邮资一块二，贴一张长城八毛，再加一张杜鹃花四毛。他帮江远渡贴过很多次。
但他写给陆怀音的信，一封也没贴过。
不是舍不得邮票。是他从没走到“贴邮票”那一步。信写好了，折起来，放进抽屉。到这一步就停了。信封不拿，地址不写，邮票不贴。信停在最饱满的状态——写完了，但没有变成“邮件”。邮件是要寄出去的。他的信不是。
抽屉里那一沓信，全是裸着的。没有信封，没有邮票，只有对折的信纸。最上面那封永远是最近写的，最底下那封是最早写的。他从来不翻最底下那封。不是忘了写的什么。是不敢。
每年买邮票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些邮票大概用不上。气象局的公函一年寄不了几封，江远渡的松茸一年寄一次。二十张邮票，最多用掉三四张。剩下的十六七张，放在抽屉最里面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和那些裸着的信隔着一层纸板。
他从不把邮票和信放在同一个地方。
信在抽屉左边，邮票在抽屉右边，中间隔着一本《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那本书是瞿师傅送的，一九八三年版，封面是蓝色的，书脊用透明胶带粘过。他翻过很多遍，书页的边角都卷了。书里夹着一张纸，纸上记着他每年买邮票的日期和数量。第一年：十一月三日，二十张。第二年：十一月七日，二十张。第三年：十一月二日，二十张。一年一行，写到第七年。
七年。一百四十张长城邮票。同一家邮局，同一个柜台，同一版普票。营业员换过两任。第一任是个大姐，烫着卷发，每次都说“又是你”。第二任是个年轻姑娘，不抬头，直接从柜台下面拿邮票。他不知道她怎么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也许是大姐交代过。也许是一个每年十一月来买二十张长城邮票的人，本身就很好记。
他买完邮票，走回气象局招待所。县城到山上的班车两天一班，他每次都要在县城住一晚。招待所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他把邮票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二十张长城邮票连在一起，边齿整齐，图案是长城的敌楼，灰色的砖墙，背景是赭红色的山。他看了一会儿，把邮票夹进《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里。
回山上之后，他把书放回抽屉。邮票夹在书页之间，和那些信隔着一层蓝色封面。
有一年，他把邮票买回来，夹进书里的时候，忽然想：要不要贴一张。
他拿出一张信纸——是上个月写的。“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他铺开信纸，又拿出一个信封。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镇邮局 陆怀音。寄件人：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然后他从书里抽出一张长城邮票。
邮票拿在手里，很轻。背面涂着干胶，舔一下就能贴。他把邮票放在信封的右上角，比了比位置。长城敌楼的图案正好压在“邮政”两个字的上面。
他没有贴。
他把邮票放回书里。信封放回抽屉。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来，重新折好，放回那一沓裸着的信上面。
那一次他离“寄出”很近。比在上一座山、老赵还开着邮车每周三上山的时候，都要近。那一次他只是把信封写好了，把邮票拿出来比了比。然后一样一样放了回去。
后来他想，那天为什么没贴。不是因为忘了。是因为贴了邮票，信就变成了邮件。邮件是要进邮袋、过秤、登记、转运、投递的。邮件会经过无数人的手——县邮局的转运员、长途邮车的司机、镇邮局的分拣员。最后落到她手里。
她拆开，看见他写的字。
然后呢。
他不知道“然后”是什么。他写了七年信，从来没有想过“然后”。信写到“今日积雨云”就停了，折好，放进抽屉。这就是全部。没有然后。
但贴了邮票，就有了然后。
他怕那个“然后”。
邮票夹在书里，一年又一年。每年十一月，他下山买新邮票，把旧的从书里拿出来，和新的放在一起。书页之间的邮票越来越厚。最早那批邮票，背面干胶已经微微发黄，纸张边缘吸了抽屉里的潮气，微微卷起来。
他不知道那些发黄的邮票还能不能用。大概能。舔久一点，还是能贴上。
但他没有舔过。
有一次江远渡来串门，看见桌上那本《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他随手翻了翻，邮票从书页里滑出来，掉在桌上。
“你买这么多邮票干什么。”江远渡把邮票捡起来，看了看。“长城。八毛。你每年都买？”
“嗯。”
“用不完。”
“嗯。”
江远渡把邮票夹回书里，合上书。他没问“用不完为什么还买”。有些话不需要问。
江远渡走到门口，说了一句：“我前妻给我写信了。搬家了。新地址。”
沈砚章抬起头。
“离婚十二年了。她搬家还告诉我。”江远渡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你说她是什么意思。”
沈砚章没有回答。
“我给她寄了十二年松茸。她从不回信。但搬家了，告诉我新地址。”江远渡走进雾里。老江跟在他脚边，尾巴扫过湿漉漉的草叶。
沈砚章坐在桌前。窗外松林在风里响。
他拉开抽屉，拿出那沓裸着的信。最上面那封是昨天写的。“今日高积云。像鱼鳞。”他看了一会儿，放回去。又拉开抽屉另一边，拿出那本《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翻开。长城邮票夹在书页之间，边齿整齐，敌楼灰蒙蒙的。
他抽出一张。放在桌上。
邮票背面朝上。干胶是淡黄色的，均匀地涂在纸背上，边缘有一圈极细的齿孔痕迹。他用手指摸了摸干胶的表面。微微发涩，像砂纸最细的那一号。
他把邮票翻过来。长城的敌楼。灰色的砖墙，赭红色的山。长城他没见过。他见过很多山，很多云，从没见过长城。买邮票的时候看见图案，觉得这山画得不像。山不是赭红色的。他见过的山，春天是青灰色的，夏天是墨绿色的，秋天是黄褐色的，冬天是灰白色的。只有邮票上的山是赭红色的。
他把邮票放回书里。
第二天是本月最后一个周三。他把这个月写的信——三封，折好，没有装信封——放进一个大信封。大信封上写：镇邮局 陆怀音。贴邮票。长城，八毛。
刘师傅的邮车来了。他把大信封交过去。刘师傅接过来，看了一眼。“又是长城。”他说。
沈砚章没接话。
刘师傅把信放进邮袋。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
镇上，陆怀音第一次看见长城邮票，是七年前。
那时候老赵还没退休，每周三上山，周四下山。有一回，老赵从山上带下来一封信。不是她的。是气象局的公函，寄给县气象局的。信封上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她分信的时候看见了那封信。寄件人地址是一座山上的气象站。字迹她很熟。一笔一划，收笔处微微拖长。
她把信拿起来。长城邮票端端正正贴在信封右上角。敌楼的灰色砖墙，背景是赭红色的山。面值八毛。平信邮资一块二，贴八毛，不够。
但她没有退回。她把信放进了发往县城的邮袋。
后来她每个月都会看见山上下来的信。有时候是气象局的公函，有时候是寄给江远渡母亲的松茸包裹单，有时候是一封寄给她的大信封——里面装着几封裸着的信纸，每张信纸上写着几行字。
温度。湿度。风向。云状。松林的声音。冬至的饺子。零下二度的雨。
大信封上永远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她每次收到，都把大信封拆开，读完里面的信纸，折好，放回大信封。大信封放进抽屉。
她从没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是她不知道寄到哪里。他寄来的大信封上，寄件人地址写着“山上气象站”。没有山名，没有具体地址。信封上的邮戳是县城的，不是山上的。山上没有邮局。他只是把信交给了每个月上山一次的邮车，邮车带到县城，在县城盖上邮戳，再转发到镇上。
她如果要回信，信封上只能写“山上气象站”。和当年他在信封上写“镇邮局 陆怀音”一样——没有详细地址，只有一个人和一座山。
她写了回信。很多封。
每一封都装进了标准尺寸的白色信封。信封上写：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贴邮票。
她贴的是杜鹃花。面值一块二。图案是粉红色的杜鹃，花瓣五片，花蕊细长。
她喜欢杜鹃花。外公的院子里种过一棵杜鹃，每年春天开，粉红色，满树都是。外婆把落下来的花瓣扫起来，晒干，装进枕头。外婆说杜鹃花枕芯安神。外公去世后，外婆还是每年春天扫花瓣。晒干，装进枕头。那些枕头她从来不枕，放在柜子里，一个一个摞着。
她买杜鹃花邮票，是因为它让她想起外公院子里的那棵树。
每年去县城开会，会后走到邮局买邮票。营业员是个年轻姑娘。她说买邮票。姑娘问哪种。她说杜鹃花，一块二。
姑娘撕一版递过来。她付了钱，把邮票装进口袋。回到镇上，把邮票放在分拣台的抽屉里。
抽屉里已经有一沓写好的回信了。每一封都贴好了杜鹃花邮票。最早的一封是七年前写的。
有一年，她去县城邮局，杜鹃花卖完了。
姑娘在柜台下面翻了翻。“杜鹃花没了。换一种行不行。”
她想了想。“有长城吗。”
“有。”
姑娘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版长城邮票。面值八毛。和山上寄下来的一模一样。
“几张？”
她看着那版长城。敌楼。灰色的砖墙。赭红色的山。
“二十张。”
姑娘撕了二十张，递过来。她付了钱，把邮票装进口袋。
回到镇上，她把长城邮票放在分拣台的抽屉里。和剩下的杜鹃花放在一起。杜鹃花还有十几张，长城二十张。两种邮票并排躺着，粉红色和赭红色，花瓣和敌楼。
她铺开一张信纸。这个月的回信。
“今日镇上阴天。枇杷黄了。”
写完，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然后她伸手去拿邮票。手指碰到杜鹃花的边齿，停住了。移过去，拿起一张长城。
背面是干胶。她用舌尖舔了一下。凉。有一点苦。
她把长城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敌楼的灰色砖墙正好压在“邮政”两个字上面。用手按了按，按实了。
信贴好了邮票。封了口。写上了地址。
她站起来，走到邮袋前面。邮袋的口张着，里面已经装了半袋信。老周在外面抽烟，背对着门口。
她把信举起来，信封的一角碰到邮袋的边缘。
然后收了回来。
走回分拣台，拉开抽屉，把信放进去。
和那些贴着杜鹃花的回信放在一起。现在长城也在里面了。
抽屉关上。
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动，沙沙响。枇杷黄了。她没有摘。让它们在树上多挂几天。
等多几天，没关系。
反正信还没寄。
那之后，她每次写回信，都贴长城邮票。杜鹃花还剩十几张，她放在抽屉最里面，没有再动过。不是不喜欢了。是长城让她觉得——离他近一点。虽然他不知道。
她不知道他每年买长城邮票。不知道他抽屉里攒了一百四十张长城，只用掉几张。不知道他把邮票夹在《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里，和信隔着一层蓝色封面。不知道他有一次把邮票拿出来比了比信封，又放了回去。
她只知道山上下来的大信封上，永远贴着长城。面值八毛。不够邮资，但从未被退回。
有一次老周在分拣台上看见一封山上来的信。信封上贴着长城邮票。老周拿起来看了看，说：“这个人每次都贴长城。八毛。平信邮资一块二，他贴八毛，不够。”
陆怀音说：“他知道。”
“知道还贴八毛？”
“他只有长城。”
老周把信放下，没再说什么。
陆怀音拿起那封信。大信封里装着这个月的几封短信。每张信纸上写着几行字。温度。湿度。风向。云状。冬至的饺子。零下二度的雨。
她读完，折好，放回大信封。大信封放进抽屉。
抽屉里已经有十几个大信封了。每个大信封上都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她自己的回信，也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两种长城，隔着抽屉里几厘米的空隙。他寄来的长城贴在最大的信封上。她写好的长城贴在标准尺寸的白色信封上。敌楼对着敌楼，赭红色的山对着赭红色的山。
她有时会打开抽屉，把两种信封拿出来，并排放在分拣台上。一样的邮票，一样的八毛。他的字一笔一划，收笔处微微拖长。她的字小而圆，起笔收笔都不拖长。
两种信封并排放着，像两封应该寄到对方手里的信。
但它们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邮袋里。他的信每个月从山上下来，经过县城，到达镇上，落进她的抽屉。她的信写好，贴好邮票，封好口，放进抽屉。从来没有到达邮袋。
有一次，她差点寄了。
那天是老赵退休前的最后一周。老赵把邮车钥匙交给小孙，来邮局拿枇杷。她摘了一报纸包，扎红塑料绳。老赵接过来，掂了掂。
“小陆，你有没有信要我带。”
她的手在抽屉把手上停了一下。
“带给谁。”她问。
“山上。”老赵说。“我最后一次上山了。”
她拉开抽屉。里面是写好的回信。最上面那封贴着长城邮票，地址是“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她拿起那封信。拿在手里。信封的边角微微发硬——贴了邮票，放了太久，纸张吸了潮气又晾干，变得不再平整。
她把信递给老赵。
老赵伸手去接。
她的手缩了回来。
“这封还没写好。”
老赵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把枇杷夹在腋下，走了。
她拿着那封信，站在分拣台前。信封上，长城邮票的敌楼对着她。面值八毛。
她把信放回抽屉。关上。
那封信现在还在抽屉里。和后来写的几十封放在一起。每一封都贴着长城邮票。每一封都写着同一个地址。每一封都在某个瞬间被拿出来过——老赵退休那天，老周问“有没有信要寄”的那天，她自己一个人值夜班的那天深夜——拿出来，看过，放回去。
从来没有走进邮袋。
七年。她攒了三十七封回信。全部贴着长城邮票。最早的一封贴着杜鹃花，后来杜鹃花换成了长城。
他攒了一百四十张长城邮票，只用掉几张。剩下的夹在书里，和那些裸着的信隔着一层蓝色封面。
两种长城从未贴在同一封信上。
她的长城在她的抽屉里。他的长城在他的书页里。隔着三百公里和七年时光，敌楼对着敌楼，赭红色的山对着赭红色的山。长城邮票的两端，是两个从未寄出的人。
有一年冬天，沈砚章下山买邮票的时候，多买了一张。
不是二十张，是二十一张。营业员撕邮票的时候多撕了一张，他没说，付了钱。回到招待所，他把二十一张邮票摊在桌上。多出来的那张，他单独放在一边。
那一年他写了三百多封信。一个月写几封，攒到月底，装进大信封，贴一张长城邮票，寄出去。一年十二个大信封，用掉十二张长城邮票。比往年少。往年在上一座山，他每周都写，一年写五十多封。虽然一封也没寄，但写的数量比现在多。
现在写得少了。一个月只写几封。不是不想写。是山上的日子太像了。今天的积雨云和昨天的积雨云，和上个月的积雨云，和去年的积雨云，看起来都一样。他写“今日积雨云”写了无数遍，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封和上一封有什么区别。
但他还是写。
多出来的那张长城邮票，他没有夹进书里。他把它放在抽屉最深处，压在那沓裸着的信下面。邮票贴着抽屉底板，正面朝上，长城的敌楼对着抽屉顶。
他没有贴它。只是放在那里。
有时候他拉开抽屉拿信纸，会看见那张邮票。它躺在最底下，被一百多封未寄的信压着。信越压越厚，邮票被压得越来越平，背面干胶的纹路印在了抽屉底板上。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也许永远用不到。
他只是放着。
山下，陆怀音今年买邮票的时候，多看了长城一眼。
营业员把二十张长城递过来。她付了钱，没有立刻装进口袋。站在柜台前，低头看着手里的邮票。敌楼。灰色砖墙。赭红色的山。和七年前第一次在分拣台上看见的那张一模一样。
“这版票印了多少年了。”她问。
营业员低头看了看。“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有了。”
“一直有人买吗。”
“买的人不多。八毛钱，寄平信不够，寄挂号又太少。一般人买一块二的。”
陆怀音把邮票装进口袋。
“有人买。”她说。“每年都有人买。”
她走出邮局。县城街上的人不多。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
她想起老赵退休前拍的那张照片。邮车停在半山腰，车窗伸出一只手，捏着一封没贴邮票的信。那只手，手指修长，指节分明。她认得那双手。在长途汽车上，他接过她的伞，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凉的。那天雨很大。
照片上的手捏着信。没有贴邮票。
后来他开始贴邮票了。长城，八毛。每个月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几封短信。每一封都贴了长城。
但那些信，不是从手上递出去的。是交给刘师傅，刘师傅放进邮袋，邮袋运到县城，县城盖上邮戳，转发到镇上。它们经过了无数人的手。唯独没有经过那只伸向她的手。
她回到镇上，把新买的二十张长城邮票放进抽屉。和之前买的放在一起。
抽屉里，长城邮票已经攒了一小沓了。贴在信封上的，和还没贴的，加起来有好几十张。
她铺开一张信纸。写这个月的回信。
“今日镇上晴。枇杷干晒好了。装了一罐。”
写完，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山上气象站 沈砚章。
贴邮票。长城，八毛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窗外的枇杷树光秃秃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抖。枇杷干的甜味从厨房飘过来，装进玻璃罐，贴上日期。
等过年。
信还没寄。
（第五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