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积雨云
凌晨两点，闹钟响了。沈砚章从行军床上坐起来，摸黑穿上外套。山上夜凉，九月就已经需要穿棉袄。那件棉袄是藏蓝色的，袖口磨得发白，左边口袋的拉链坏了，他用一枚别针别着。这件衣服跟了他七年，从上一个气象站带到这一个，从没换过。不是没钱，是没想过要换。
他推开气象站的门，风灌进来，带着松脂和雾的气味。手电筒的光柱切开雾气，他走进观测场。
观测场在气象站西侧，五十米见方，四周围着一圈低矮的木栅栏。栅栏是江远渡帮他修的，用的是山上砍的松木，树皮都没剥干净，两年过去，树皮翘起来，卷成一个个小筒。沈砚章每次路过都会顺手按一下，把翘起来的树皮按回去。按回去，过几天又翘起来。他从不觉得烦。
手电筒的光扫过去，百叶箱、风速仪、雨量筒、地温表、日照计，这些仪器他闭着眼也能摸到。百叶箱是白色的，漆皮在年复一年的日晒雨淋里龟裂成细密的纹路，像老人的手背。风速仪的风杯被风吹得微微转动，发出极轻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细得像耳鸣，但沈砚章听得见。
他先看温度计。零下二度。
温度计装在百叶箱里，水银柱在零度以下缩成一条细线。他用手电筒照着，确认读数。零下二度，和昨晚八点的记录一样，没有回升。山上的温度一旦降下去，就很难再上来。
湿度计，百分之八十七。风速仪，西北风，三级。云量，满天积雨云。
积雨云。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手电筒的光照不到云，但他知道云在那里——厚重的，灰黑色的，像倒扣的山。积雨云是他在山上最常见的云。这座山从九月到次年五月，有一半的日子压着积雨云。云压得低的时候，整个观测场都在云里，湿度计直接爆表，记录纸上写“饱和”两个字。他写了无数次“饱和”。
他把数据记在记录板上。手很稳，数字写得一笔一划，每个数字都占满格子的三分之二，不顶格，不偏斜。这是他入行第一年养成的习惯。带他的老师傅姓瞿，六十多岁，在西北的气象站干了一辈子，后来调到培训中心带新人。瞿师傅看他的记录本，说了一句话：“字写不稳的人，读不准数。”沈砚章记了一辈子。
记完数据，他蹲下来检查雨量筒。雨量筒是空的，上一次下雨是四天前，十一毫米，他记在上一页记录表上。筒底有几片松针，是风吹进来的。他把松针捡出来，扔到栅栏外面。
地温表埋在观测场东南角，五厘米、十厘米、十五厘米、二十厘米，四个深度。他蹲下来，手电筒斜照着读数。五厘米处，一度。十厘米处，二度。越往下越暖。这是他在山上学会的道理——表面的冷不是全部的冷，往下挖，地底下留着夏天攒下的温度。
他站起来，膝盖上沾了草屑。拍了两下，没拍干净。
回到值班室，他把记录板上的数据誊到正式记录表上。表格的每一栏都有名字：温度，湿度，风向，风速，云量，云状，能见度，地面状态。他填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填到“云状”那一栏，他写下“积雨云”三个字。填到“地面状态”，他写下“湿”。
填完最后一栏，他看了一眼时间：两点十七分。
这是他在山上记录的第一万两千零四十三次天气。
他把记录表放进铁皮柜。铁皮柜是绿色的，军绿色，漆面磕掉了几块，露出里面锈红色的铁。柜子里整整齐齐码着过去所有的记录表，按月装订，脊背上用记号笔写着年月。从十四年前第一个月开始，一直排到上个月。他每个月装订一次，用棉线穿三个孔，系一个死结。瞿师傅教的穿线方法，线要拉紧，结要打实，不能松散。
十四年前他刚来的时候，柜子是空的。
第一个月装订完，只有薄薄一沓，放在柜子最底层，孤零零的，像一粒种子。后来种子发芽，长高，一层一层往上码。现在柜子快满了。最上面那层只够再放两个月的记录。他在心里盘算过，到十一月，就得腾地方。
他没想过十一月之后的事。
沈砚章没有回去睡。他在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纸。信纸是从山下镇上买的，最普通的那种，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镇上的文具店只有这一种信纸，薄，洇墨，钢笔写上去会晕开一小圈毛边。他买了十四年，老板换过两任，信纸的包装从塑料袋变成了透明塑料盒，纸质却越来越差。最早的信纸是淡黄色的，现在变成了漂白色，摸上去滑，写上字却洇得更厉害了。
他抽出一张，铺平。信纸在抽屉里放久了，边角微微卷起来，他用掌心按了按，按不平。从笔筒里抽出钢笔，拧开笔帽。钢笔是老式的英雄牌，墨囊上墨的那种。笔尖是暗尖，写出来的字笔画均匀，转折处有一点点阻尼感。这支笔也是瞿师傅送的。瞿师傅退休那年把笔给他，说：“我用它记了三十年天气。你拿去记你的。”
他没问瞿师傅“你的”是什么意思。
笔尖悬在纸上，很久。
他写下两个字：怀音。
然后他停住了。
窗外有风。松林在响。风从西北方向来，穿过整片松林，声音像远处的河。他在山上住了十四年，能从松林的响声里判断风速。三级风的时候松针互相摩擦，沙沙的，像翻书。四级风的时候树枝开始摇晃，声音变厚，像叹气。五级以上的风，整棵树都在动，松林吼起来，那时候他就睡不着，起来检查观测场的仪器有没有固定好。
今晚是三级。
他听着风的声音，手里的笔没有落下去。他写过无数次这两个字，在不同的夜晚，不同的天气里。有时候后面跟一段话，有时候跟一句话，有时候只有这两个字，孤零零地停在第一行，像一只不肯落地的鸟。
他第一次写下这两个字是七年前。
那天下山去县城领器材，回来时在长途汽车上遇见一个人。她坐在他前面，车开到半路抛锚，乘客散在公路边等。她走过来，指着天边说，要下雨。他抬头看了看云——积雨云，发展旺盛，半小时内到。他没说出口，但她已经说完了。后来雨真的来了。后来她把伞递给他。后来他每周三托下山的邮车给她带东西——一张云图，一片压平的野花，一小袋山上摘的野山楂。她每次都会回一点东西——一句气象谚语，一片镇上买的柿饼，一张从邮局废弃的明信片上裁下来的画。
后来他调走了。不是去更好的地方，是去更偏远的站点。
走之前最后一班邮车，他把那把伞还给了她。托老赵带下去。老赵问他带什么话。他说：“就说，伞用完了。”
用完了。
七年了。
他在这座新的山上写了七年信。一封也没寄过。
今晚他写了一句。
“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
写完，他看着这行字。字迹和记录表上的不一样。记录表上的字是工整的，均匀的，每个字都占三分之二格。信上的字也是工整的，但收笔的地方有时候会拖长一点点，像写完之后舍不得抬笔。
他把信纸对折，再对折。折第一道的时候沿着信纸的中线，折第二道的时候稍微偏了一点，露出第一折的边。他每次都是这个折法。不是刻意的，是第一次写信的时候手边没有信封，随手一折，后来就成了习惯。
拉开抽屉，放进去，关上。
抽屉里有厚厚一沓信纸，折法都一样。最上面那封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磨出了白色纤维。那是七年前写的第一封。信纸上只有一行字：“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后来他在背面加了一句“雨会来”。再后来又在下面加了一行：“雨停了。”
那封信他一直放在最上面。每次写新的，就放在它上面。所以最上面那封永远是最近写的。最早那封被压在最底下，七年了，纸已经变软，折痕深得像刀刻的。
他不知道最底下那封信上写了什么。不是忘了。是不敢翻。
炉子里的火响了一声。他站起来添煤。煤是从山下运上来的，每个月一次，和粮食、蔬菜、记录纸一起，用拖拉机拉到半山腰，他再一筐一筐背上山。煤不好，碎末多，烧起来烟大。值班室的墙被熏成了灰黄色，窗帘也是灰黄色的，洗过几次，洗不掉。
添完煤，他把水壶坐回炉子上。壶底有一层水垢，敲起来沙沙响。这壶跟了他十四年，从第一个气象站带到这一个。壶嘴磕过一次，是他背着行李上山时摔了一跤，壶从背包里滚出来，磕在石头上。壶嘴歪了一点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他每次倒水都会下意识地往右偏一点，去迁就那个歪的角度。
水开了。他泡了一杯茶。茶叶是山下镇上买的，最便宜的那种，碎叶子多，泡出来发苦。他喝了一口，捧着杯子坐在窗前。
窗外什么都看不见。雾把整座山裹住了，手电筒的光照出去，只能看见两米以内的东西。观测场的仪器在雾里若隐若现，百叶箱像一个白色的影子，风速仪的风杯在缓缓转动，像雾里溺水的人伸出的手指。
但他知道每一样仪器的位置。百叶箱在正前方二十五步。风速仪在百叶箱左边八步。雨量筒在风速仪后面，地温表在东南角，日照计在观测场正中央。他闭着眼也能走过去。
他在这里坐了七年。
上一个气象站，七年。
加起来，十四年。
不是没想过下山。每次想的时候，就再坐一会儿。坐着坐着，那个念头就过去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或者说，他知道，但他不知道该拿那个“知道”怎么办。
茶凉了。他把杯子放在窗台上。杯底有一圈茶垢，深褐色的，洗不掉。他试过用盐搓，用牙膏刷，只能淡一点点，过几天又积起来。后来他不再洗了。茶垢也是时间的一种。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三点四十。
离下一次记录还有四小时二十分钟。
他躺回行军床，没脱衣服。山上冷，脱了衣服再起来更冷。他把棉被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棉被有一股煤烟味，还有他自己的气味——在山上住久了的人都有那种气味，不是汗臭，是煤灰、松脂和旧衣服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自己闻不到。有一年江远渡来串门，进门就皱眉，说你这屋里什么味。他说什么味。江远渡说，一个人的味。
他闭着眼。松林还在响。三级风。
他想起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山上的气象站，每周三邮车来的日子。老赵把车停在观测场外面，摇下车窗，伸出一只手，手里捏着一封信。信上没有邮票。老赵说：“山下的姑娘让我带给你。”他接过信，信封上只写了“山上”两个字。
那封信他也没有寄出去。
不是那一封。是回信。
他写好了回信，放在口袋里，准备下周三交给老赵。周三到了，老赵来了，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信封已经磨出了毛边。老赵伸出手，他把信递过去。然后老赵的手还没碰到信封，他又收了回来。说：“这封还没写好。”
那封信后来一直在他的口袋里。换了衣服，就换到新衣服的口袋里。洗衣服之前拿出来，洗完再放回去。信封磨破了，邮票掉了，信纸折痕处快要断开。他还是没有寄。
那是他离“寄出”最近的一次。
后来他申请调离了。
不是逃避。是他发现只有在不断移动的时候，那个“想寄”的念头才不会追上他。他换过三个站点，一次比一次远。这座山是最远的，海拔一千二百米，离最近的镇子四十公里，邮车一个月才来一次。
一个月一次。他可以一个月写一封。不用每周都面对“寄还是不寄”。
但信越写越多。
不是一个月一封。是一周三封。四封。有时候每天都写。
他把信放进抽屉。抽屉越来越满。他从不数。但他知道有多少封。
他闭着眼，在松林的声音里慢慢睡过去。
梦里没有信。梦里只有雾。
---
山下，镇上。
陆怀音每天早晨六点半到邮局。
邮车七点来。她要在邮车来之前把分拣台收拾干净，把前一日的挂号信存根归档，把今天的邮戳调好日期。她已经做了十四年。
十四年前她刚来的时候，邮局的门头是新刷的绿漆，亮得能照见人影。现在漆面晒褪了色，变成一种灰蒙蒙的绿，像旧军装。门框上的油漆起了皮，卷成一小片一小片，风大的时候沙沙响。她和老周提过，老周说报上去了，还没批。她没再提。
她拿钥匙开锁。锁是老式的挂锁，钥匙插进去要往左拧半圈，再往右拧到底。新来的人开不开，总要叫她。她来了，一拧就开。
推门进去。邮局不大，进门是柜台，柜台后面是分拣台，分拣台后面是一面墙的邮格，每个邮格对应一个投递段。邮格是木头的，刷绿漆，编号从001到047。001是城东，047是乡下最远的那个村。她闭着眼也能把信塞进正确的格子。
她把昨天的挂号信存根从文件夹里抽出来，按日期排序，用夹子夹好，放进档案柜。档案柜也是绿的。整个邮局都是绿的——绿色的门头，绿色的柜台，绿色的信箱，绿色的邮格，绿色的档案柜。她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颜色真绿，绿得让人眼睛疼。后来习惯了，觉得绿就应该是这个颜色。
她穿自己的衣服，从不穿绿色的。但她的手每天摸绿色的信封、绿色的邮戳、绿色的包裹单。绿色渗进指纹里，洗不掉。晚上回家，洗手的时候搓出泡沫，泡沫是淡绿色的。她不知道是真的有颜色，还是自己看久了产生的错觉。
她调好邮戳的日期。邮戳是手动的，圆形的钢印，上面是日期，下面是地名。她把日期轮拨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拨轮很紧，要用指甲掐着转。她的拇指指甲留了一点，就是为了拨邮戳用的。
按了一下。白纸上落下一个圆形的戳印。十二月二十二日。她看了看，油墨均匀，日期清晰。把邮戳放回架上。
七点差五分。
她站在分拣台前等。邮局里很静。墙上的钟在走，每秒响一下，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她听着钟声，手指在分拣台的台面上轻轻敲。台面是木头的，包了一层绿色防火板，用了十四年，防火板磨薄了，露出底下木头的颜色。她敲的那个位置正好是磨得最薄的地方。
七点。邮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邮车的发动机声她很熟。每任司机的车声都不一样。老赵的车是北京吉普，发动机声音闷，像嗓子里有痰。小孙的车是昌河面包，声音尖，一加油门像吹哨子。老周的车是长安，声音介于两者之间，怠速的时候突突突的，像打嗝。
今天是老周的车。
车停稳，老周从驾驶室跳下来。他五十多岁，胖，肚子把工作服的扣子绷得紧紧的。他跳下来的动作和年轻人一样，落地却很重，两只脚同时着地，咚的一声。他打开后厢门，邮袋一袋一袋搬下来。陆怀音帮他抬。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老周挡她。
“两个人快。”
他们一起把邮袋搬进邮局。过秤，登记，拆袋。铅封要检查，看有没有动过的痕迹。陆怀音检查铅封，老周在登记本上签字。签完，她拿剪刀剪开铅封，把邮袋里的信倒上分拣台。
信哗地散开。牛皮纸的，白铜版纸的，薄信纸的，厚卡纸的。各种尺寸，各种颜色。她深吸了一口气。分拣台前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信封上无数双手留下的气息。她喜欢这个味道。
分拣开始。
她的手很快。十四年的肌肉记忆，不用看地址也能分——摸信封的纸张就知道是哪个片区的。城东的信封多半是牛皮纸，那边老住户多，习惯用老式信封。城西的多半是白色铜版纸，那边新楼盘多，年轻人喜欢用标准信封。乡下的信封薄，一摸就软，有时候是自己糊的，用旧挂历纸反过来折，地址写在空白的那面。
她分信的时候不戴手套。戴手套摸不出信封的厚薄，摸不出纸张的纹理，摸不出寄信人指尖留下的温度。
平信，挂号信，印刷品，包裹单。本市，外埠。按投递段分开。001到047。
她的手在分拣台上移动，手指翻动信件，像在弹一件只有她自己听得见的乐器。每一封信落进对应的邮格，发出轻微的声响。牛皮纸的是闷响，铜版纸的是脆响，薄信纸几乎无声。
一封。两封。三封。十封。五十封。
分到第五十三封的时候，她的手停了。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但邮票贴了两张——一张长城，一张杜鹃花。长城那枚面值八毛，杜鹃花那枚面值一块二。两张加起来两块。平信邮资一块二。寄信人贴多了。
她把信封翻过来。寄件人地址是一座山上的气象站。字迹她很熟。
沈砚章。
她拿着那封信，站了很久。
分拣台前只有她一个人。老周在外面抽烟，背对着门口，烟头一明一灭。邮车的发动机还没熄，突突突地响。
陆怀音低下头，看着信封上的字。“沈砚章”三个字写在寄件人那一栏，横平竖直，收笔处微微拖长。他的字和七年前一模一样。她认得他的字。
他们最后一次通信是七年前。
不，不是通信。是传信。他托老赵带给她，她托老赵带给他。那些纸条、云图、野花、柿饼，从来没有贴过邮票。不贴邮票就不能叫信。邮局的人最清楚这个。
所以那不叫通信。
七年了。
她放下信，继续分完剩下的。挂号信，印刷品，包裹单。分完，捆好，按投递段放进邮格。手还是稳的。做完这一切，她才重新拿起那封信。
信封没有封口。
她犹豫了一瞬。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信纸。纸是从镇上买的，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和她抽屉里的一模一样。
信上只有一行字。
“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
她看完。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她拿着信纸站了很久。久到老周抽完烟走进来，问她中午吃什么。她说随便。老周说那我买盒饭。
老周出去买盒饭了。邮局的钟响了一下，九点半。
她拉开自己桌下的抽屉。
抽屉里有一沓信。信封都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收件人都是同一座山上的同一个名字。最早的一封是七年前写的，最晚的一封是上个月。信封上的字和分拣台上的信不一样——她的字小一些，圆一些，起笔和收笔都没有拖长的习惯。但她写的也是“沈砚章”三个字。写了无数次。
她一封也没寄过。
她把今天收到的信放进抽屉，和那些没寄的信放在一起。没有封口的信封，贴了两张邮票，面值加起来两块。
她关上抽屉。
窗外的天阴着。积雨云很厚。从分拣台旁边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邮局院子里的那棵枇杷树。枇杷树是外公种的。她来镇上工作那年，外公把树苗从乡下带过来，种在邮局院子里。老局长问这是什么树，外公说枇杷。老局长说枇杷好，结果子的时候大家都能吃。外公说，这不是给大家吃的。
老局长没听懂。陆怀音听懂了。
外公种完树，蹲在树苗边上，拍着土说：“怀音，等枇杷黄了，等的人就回来了。”她问外公等谁。外公说：“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等。”
外公做了一辈子乡村邮递员。骑一辆绿色自行车，车后座挂着两个帆布邮包，送了一辈子信。外婆等了一辈子。外公退休那年，外婆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症。她开始忘记很多事情，但每天傍晚还是会搬着小凳子坐到门口。外公问她等谁。她说不出名字，只是说：“送信的。”外公就穿上那件早就褪色的绿色制服，推着自行车从院门进来，大声喊：“老陆家的信！”外婆就笑。
后来外婆走了。外公不再穿那件绿制服。但每天傍晚还是会去门口坐一会儿。
再后来外公也走了。
枇杷树还在结。
她每年夏天摘枇杷，分给邮局的同事。老周说甜。老赵退休前每年都来拿一袋，说是带回去给老伴。她给老赵多装一些，老赵说够了够了，她说不多。老赵就不再推辞。
枇杷黄了七年。等的人没有回来。
她坐在分拣台前，手放在抽屉把手上。没有拉开，也没有关上。就那样放着。
钟在走。十点了。
老周还没回来。
邮局里只有她一个人。绿色的柜台，绿色的信箱，绿色的邮格，绿色的抽屉。她的手放在抽屉把手上，手指握着冰凉的金属。抽屉里是七年来的信。她的和今天刚收到的。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长途汽车上，她指着天边说，要下雨。
那时候她刚参加工作，去县城培训回来。车抛锚了，乘客散在公路边。她看见天边的云——积雨云，发展旺盛，半小时内到。外公教她看云识天气，她学得很好。但她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走过去，对一个陌生人说那句话。
后来她想，也许是因为那个人在看云。
所有人都蹲在路边抽烟、聊天、抱怨，只有他站在公路边上，仰着头看云。他看云的样子不像在看风景。像是在读什么东西。
她就走过去了。
后来雨真的来了。后来她把伞递给他。后来他每周三托老赵带东西上山。云图。野花。野山楂。
后来他调走了。老赵带下来一把伞。说：“山上那个小伙子让我告诉你，伞用完了。”
用完了。
她用那把伞用了很久。雨停了也不收，撑着走回家。外公看见，说：“不下雨撑什么伞。”她说：“习惯了。”
那把伞后来坏了一根伞骨。她拿去修，修伞的师傅说这伞不值得修，买把新的更便宜。她说修。师傅修好了，收了十五块钱。她把伞放回柜子里。再没用过。
不是舍不得用。是怕再坏了。
钟响了。十一点。
老周拎着盒饭回来。“今天的盒饭有红烧肉，我让老板多加了汁。”他把盒饭放在分拣台上。陆怀音说谢谢。老周说快吃，凉了不好吃。
她打开盒饭。米饭上盖着红烧肉，酱汁渗进饭里，把米粒染成深褐色。她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几口，咽下去。
老周坐在对面吃盒饭。吃着吃着忽然说：“小陆，你眼睛红了。”
陆怀音说：“辣的。”
老周看了一眼她的盒饭。“红烧肉不辣。”
“我自己加了辣椒。”
老周没再说话。
吃完饭，她把空饭盒扔进垃圾桶。老周把下午要发的信搬上车，关上后厢门。邮车的发动机响了，突突突地开出院子。
陆怀音回到分拣台前。台上的信已经分完了。下午的信要等邮车回来才有。她坐下来，拉开抽屉。
那封信在最上面。
白色信封，两张邮票。没有封口。
她抽出信纸。“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
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圆珠笔。邮局配的，黑色，笔帽上印着邮政编码查询电话。她拔开笔帽，在信纸背面写了一行字。
“收到了。”
写完，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没有封口。她把信放回抽屉。
关上抽屉。
窗外的积雨云压得更低了。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翻过来，露出灰白色的背面。
要下雨了。
---
山上，沈砚章从观测场回来。
下午两点的记录做完了。温度一度，湿度百分之八十三，风速四级。积雨云比凌晨更厚了，几乎压到了山顶。他站在观测场里，伸手就能摸到云的底部——当然摸不到，但那种近在咫尺的感觉是真切的。云把所有的声音都吸走了，松林不响了，风也不响了，整座山像被扣在一口灰色的钟里。
他在记录表的“云状”一栏写下“积雨云”。在“天气现象”一栏写下“阴”。
回到值班室，他拉开抽屉。
那封凌晨写的信在最上面。“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后面他加了一句“雨会来”。凌晨加的。
他拿起笔，在下面又加了一行。
“还没下。”
写完，折好，放回去。
抽屉里那一沓信又厚了一层。
炉子里的火快灭了。他添了煤，把水壶坐回去。水壶底的水垢被火烤得微微作响，像远处的爆竹声。
他坐在窗前。窗外是灰色的雾，灰色的云，灰色的松林轮廓。天地之间只有这一种颜色。他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封磨毛了边的信。
七年前的信。
信封上的字已经模糊了。收件人那一栏写着“陆怀音”，地址是镇上的邮局。邮票贴了两张，一张长城，一张杜鹃花。面值加起来两块。寄平信超了，寄挂号不够。
他一直没有寄。
他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口袋。也许是因为凌晨写了那封新信。也许是因为积雨云太厚了。也许什么都不因为。
他把信放在桌上。信封磨破的边角，掉了的邮票，折痕处快要断开的信纸。七年了。
窗外的雾涌进来。他把窗户关紧。
松林在雾里沉默着。
要下雨了。
---
（第一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