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冬天比晋江来得更安静。
林薇和周慕白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到省城，又换乘长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到达那个叫云坪的小镇时，天已经黑透了。镇子很小，只有一条主街，路灯昏黄，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小饭馆还亮着灯。他们走进去，老板娘正在擦桌子，看到两个外地人，愣了一下。
“住宿？”她问。
“吃饭，也住宿。”周慕白说。
老板娘把他们领到楼上的两间客房，房间不大，床单洗得发白，但干净。窗外的山影黑黢黢的，像一道沉默的墙。林薇放下行李，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黑暗。那些山里，有一个人，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了。她不知道他还认不认识她，不知道他还想不想见她。
第二天一早，他们按照陈岚给的线索，找到了镇上唯一一所卫生院。一个年轻医生坐在诊室里，看到他们，问：“看病？”
“找人。”林薇把父亲的照片给他看。那是父亲失踪前的工作证照片，穿着白大褂，头发梳得整齐，嘴角有一丝淡淡的笑。年轻医生看了很久，摇了摇头。“没见过。”
林薇的心沉了一下。她拿出手机，翻到陈远拍的那张照片——父亲的背影，瘦削，站在一条土路上。年轻医生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说：“这个人，有点像以前来买过药的一个老头。但那个老头很瘦，头发全白了，不是这个样子。”
“他在哪？”
“不知道。他是山里的，偶尔下来买药，买完就走了。没留过地址。”
林薇和周慕白对视了一眼。“他买什么药？”周慕白问。年轻医生翻了翻记录，“降压药，还有……心脏病的药。他心脏不好。”
走出卫生院，阳光已经升起来了，照在红土路上，泛着暗沉的光。远处的山一层叠一层，最近的绿着，最远的泛着蓝，像一幅褪色的画。林薇站在路边，看着那些山。父亲就在其中一座山里，但他的身体撑不了长途，他不能下来，他们只能上去。
“怎么找？”周慕白问。
林薇没有回答。她看着那些山，山不说话，她也说不出话。
他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向导，老罗，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话不多，但对山里每一条路都熟悉。老罗看了那张照片，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我好像见过。在阿嘎村那边。那边路不好走，车进不去，得步行。”
“多远？”
“从镇上走，要四五个小时。翻两座山。”
他们出发了。老罗走在前面，周慕白背着包走在中间，林薇跟在最后。山路很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沟。红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硬，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林薇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她怕。怕到了那里，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了；怕他还在，但他不想见她；怕他见了她，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走了三个小时，老罗停下来，指着远处山坳里几栋散落的房子。“那就是阿嘎村。”
林薇看着那些房子，灰瓦土墙，隐在树丛里，看不清细节。她加快脚步，走在最前面。进村的路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两边是梯田，冬天的田里没有水，干裂的泥土像龟壳。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晒着太阳，看到陌生人，好奇地张望。
老罗走过去，用方言问了几句，老人们指了一个方向。林薇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村子尽头，有一栋独立的土房，门前有一棵桂花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在风里微微晃动。
她走过去。脚步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门是木头的，没有上锁，虚掩着。她抬手，犹豫了很久，轻轻推了一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来一点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床边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面朝那扇小窗户，一动不动。他的头发全白了，很薄，露出头皮。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肩膀上有一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像是自己缝的。
林薇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她张了张嘴，声音卡在喉咙里。
“爸。”
那个背影没有动。
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带着颤。
“爸。”
那个人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很轻，轻到几乎看不见。然后他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来。
林薇认不出那张脸。太瘦了，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皮肤像风干的橘皮。但那双眼睛，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忽然亮了。那种亮不是光，是水。
他张了张嘴，没有声音。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
林薇走过去，蹲下来，握住他的手。那双手以前很大，很暖，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字、教她认花。现在那双骨头硌着她的手，凉得像冬天的石头。
“薇薇。”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不该来。”
林薇没有说话。她把脸埋进他的掌心，眼泪终于落下来，一滴一滴，落在他干枯的指缝间。
那天晚上，她住在父亲的小屋里。周慕白和老罗去了村里的老支书家借宿。父亲坐在床边，林薇坐在椅子上，两人隔着一盏煤油灯。灯芯跳动着，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还活着的？”父亲问。
“刚才。”林薇说，“来之前，我不确定。只是猜。”
父亲沉默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
“我走的那天，”他终于开口，“是周启文的人来抓我。但不是他授意的。是他背后的人。他们要我手里的研究数据，我不给，就把我带走了。后来慕白找到了关我的地方，放了我。”
林薇的手握紧了。
“他一个人？”
“不。还有一个人。”父亲看着她，“陈远。”
林薇愣住了。
“陈远是周启文的律师，但他也是周启文的线人。他一直在替周启文背后的人做事。周启文死了以后，他怕那些人灭口，就跑了。跑之前，他把我从关我的地方放了出来。”父亲的声音很低，“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
“他现在在哪？”
父亲摇了摇头。“不知道。他把我送到云南，就走了。后来他来过一次电话，说他要去一个地方，办一些事。办完了，也许回来。”
林薇从包里拿出那本从旧院取出的笔记，递给父亲。他看着那深蓝色的封面，手指轻轻抚过，没有翻开。
“这是你外公的。”他说，“他最后那几年，一直在记。他知道自己会出事，所以把最要紧的藏在了你母亲知道的地方。”
“外公是被谁害的？”林薇问。
父亲看着她，煤油灯的光在他眼里跳动。“宋明。”
林薇闭了一下眼。这个名字，她从陈岚嘴里听到过，从老周的嘴里听到过，从母亲的名单上看到过。但亲耳从父亲嘴里听到，还是让她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宋明是你外公的学生，也是周启文的合伙人。你外公发现了他们在做人体实验，要举报。宋明就……”父亲没有说下去。
“我妈呢？”
“你妈发现了外公的死不是意外，在查。宋明知道了，就……”他又没有说下去。
林薇握着那本笔记，指节发白。
“他现在在哪？”她问。
“不知道。周启文死了以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国外，有人说他换了身份，还在国内。”父亲看着她，“但不管他在哪，他都知道你。他一直在找你。”
“为什么？”
“因为你手里有他想要的东西。”父亲指了指她手中的笔记，“完整的。”
窗外起了风，吹得那棵光秃秃的桂花树枝条乱晃。煤油灯的火苗被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影子在墙上疯狂地跳动。
“薇薇，”父亲的声音很轻，“你不该来。”
“你已经说过了。”
“再说一遍。”他看着她的眼睛，“你不该来。你来了，他们就会知道你找到了我。然后他们也会来。”
林薇看着父亲。煤油灯的光照着他的脸，那些皱纹很深，像是山里的沟壑。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认花时说的一句话——“每种花都有自己的季节。该开的时候开，该谢的时候谢。不要强求。”
现在，她找到了他。但这个季节，不是开花的时候。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冷风灌进来，吹得她头发乱飞。远处的山影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沉默得像一道墙。
“我明天就走。”她说，没有回头。
身后，父亲没有说话。
但她知道，他在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