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老周的书房
老周不是老周。
我是说，老周大排档那个老周，跟我们后来认识的老周，不是同一个人。
大排档的老周姓周，秃顶，肚子大，爱骂人，收钱的时候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谁少给一毛他能追出去三条街。我们管他叫周叔，背后叫他老周。
但真正的老周，是另一个。
他第一次来大排档，是个下雨天。
那年秋天雨多，一场接一场，下得人心里发霉。大排档的棚子漏雨，周强用塑料布东堵西塞，还是有几个地方滴滴答答往下漏。客人少，我们仨闲着，坐在角落里看雨。
门帘一掀，进来一个人。
他五十多岁，瘦，背微微驼着，穿一件灰色的旧夹克，洗得发白了，但干净。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镜片后头的眼睛很亮。
他在门口站了站，四下看看，然后走到角落里一张桌子坐下。
周强过去招呼：“吃点什么？”
那人看了看墙上的菜单，说：“一碗面。素的。”
声音不高，但听着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本地口音，也不是那种装出来的普通话，就是……不一样。我说不上来。
周强哦了一声，回后头下面去了。
我们三个继续看雨。
那人坐着，从夹克里掏出一本书，翻开，低头看起来。
我头一回见人在大排档看书。
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喝酒的，划拳的，骂人的，吹牛的，喝多了趴桌上睡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看书的。可那人就坐那儿，安安静静地看，外头的雨声，棚里的吵闹，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耀东捅捅我：“那人干嘛的？”
“不知道。”
“看书？在这地方？”
江平没说话。他看着那个人，眼睛一眨不眨。
面端上来，那人把书合上，放在桌边，埋头吃面。吃得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品什么味。吃完，他把碗一推，又拿起书。
这时候老周——大排档那个老周——从收银台后头站起来，走过去。
“老周？”看书的那个抬起头。
“老周。”大排档的老周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多久没见了？”
“有日子了。”
“身体怎么样？”
“还行。死不了。”
两个人聊起来。声音不大，我们坐得远，听不清说什么。只看见大排档的老周点了根烟，那个看书的老周——他也姓周——把书放下，安安静静地听。
聊了半个钟头，看书的老周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钱，放在桌上。大排档的老周推回去，他又推过来。推了两个来回，大排档的老周收了。
看书的老周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忽然回过头，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就一眼。
然后他掀开门帘，走进雨里。
“那人谁啊？”陈耀东问。
周强正好过来收碗，听见了，说：“那是我叔。”
“你叔？”
“亲叔。我爸他弟。”周强把碗摞起来，“原来当法官的，退休了。”
法官。
这两个字像什么东西似的，在空气里顿了顿。
江平抬起头：“法官？”
“嗯。海城法院的，干了三十多年，前两年退了。”周强看了他一眼，“怎么，认识？”
江平摇摇头：“不认识。就是……没见过。”
周强笑了一声：“没见过正常。他那人怪，不爱出门，成天在家看书。我爸说他书呆子，当了一辈子法官还是书呆子。”
他端着碗走了。
江平坐在那儿，看着门口。雨还在下，门帘被风吹得一掀一掀的，能看见外头灰蒙蒙的天。
“想什么呢？”我问他。
“没想什么。”
他站起来，去后头洗碗了。
那之后，那个看书的老周再也没来过大排档。至少我们仨在的时候，没来过。
但江平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住的地方。
离大排档不远，一条老巷子里头，有个小院子。院子不大，里头一棵树，树下一张石桌，几把竹椅。院门常年关着，但没锁，一推就开。
江平第一次去，是那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鼓起的勇气，也不知道怎么敲的那扇门。他后来跟我说，他在门口站了十分钟，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最后还是敲了。
门开了。
老周站在门里头，穿着件旧毛衣，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书。
“你找谁？”
江平站在门外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我想……我想跟你学。”
老周愣了一下：“学什么？”
“学……学法律。”
老周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江平以为自己要被赶走了。
然后老周往旁边让了让：“进来吧。”
那是江平第一次走进老周的书房。
他后来跟我描述过无数次那个房间，说到最后我闭着眼都能看见——不大，十几平米，四面墙有三面是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满满当当全是书。剩下的那面墙，开着一扇窗，窗外是那棵树。窗下一张书桌，桌上摆着台灯、笔筒、一摞书、一个老花镜盒。桌边一把藤椅，藤椅扶手磨得发亮，是老周坐了十几年的印子。
江平站在门口，傻了。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书。村里的学校塌了之后，他就没正经看过书。后来捡的那本没封皮的书，翻了无数遍，都能背下来了。但那本书跟这满屋子的书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坐。”老周指指桌边的凳子。
江平走过去，坐下。腿有点抖。
老周把书放下，摘下眼镜，看着他：“多大了？”
“十五。”
“哪儿来的？”
“渔村。”
“来海城多久了？”
“三个月。”
老周点点头，没再问。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递给江平。
《宪法》。
“看得懂吗？”
江平接过来，翻开。密密麻麻的字，大部分认得，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他老实说：“看不懂。”
老周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那种说不清的，好像他早就知道似的。
“看不懂就对了。”他坐回藤椅上，“看得懂就不用来了。”
江平捧着那本书，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周说：“你为什么要学法律？”
江平想了想：“我想当律师。”
“为什么想当律师？”
“因为……”他顿了顿，“因为我在码头上见过一个人。他穿着黑衣服，从法院出来，有人给他开车门。我想当那样的人。”
老周看着他，眼睛很亮。
“就因为这个？”
“还因为……”江平低下头，“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这世道不公平。有钱的欺负没钱的，有权的欺负没权的。我想学个本事，能帮那些被欺负的人说话。”
老周没说话。
窗外那棵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叶子落了一地。
“你叫什么？”
“江平。”
“江平。”老周念了一遍，点点头，“好。以后每周来三次，晚上七点。能来吗？”
江平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能。”
“那本书你带回去看。下回来，告诉我你都看懂了什么。”
江平站起来，捧着那本书，给老周鞠了一躬。
他后来跟我说，那一躬鞠下去的时候，他哭了。
没出声，就是眼泪往外涌。
他这辈子，头一回有人把他当回事。
从那以后，江平每周去老周家三次。
洗碗的活干完，他就往那条巷子跑。有时候我们跟着去，在院子里等着。老周也不赶我们，让我们在院子里坐着，有时候还端出两杯水来。
我们在院子里等，他在屋里学。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有时候三个钟头。等他从屋里出来，眼睛亮亮的，嘴角带着笑，一看就是又学到了东西。
“今天学什么了？”陈耀东问。
“刑法。”江平说。
“刑法是啥？”
“就是管坏人的法律。偷东西判几年，打人判几年，杀人判几年，都归刑法管。”
陈耀东想了想：“那跛三那样的，刑法管不管？”
江平没吭声。
过了半天，他说：“管。但得有人告他，得有证据。”
我们都不说话了。
那年冬天，江平读完了老周借给他的第一摞书。
《宪法》《刑法》《民法通则》，还有一些他连名字都念不顺的。他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不认识的字就查老周给的那本《新华字典》，查完了再读。
老周有时候考他，问一个条文什么意思。他说得磕磕巴巴的，但大体都对。
老周点点头，又递给他一摞书。
“接着读。”
江平接过来，抱在怀里，跟抱宝贝似的。
那天晚上回去的路上，我问他：“那些书，你都读得懂？”
他想了想：“有的懂，有的不懂。”
“不懂怎么办？”
“不懂就问老周。老周说了，不懂就问，问多了就懂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长相，不是说话，是那种……那种说不清的。他眼睛里有东西了。以前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了。
那年冬天，海城下了场大雪。
我们三个挤在租来的小屋里，冷得直哆嗦。陈耀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个蜂窝煤炉子，生上火，屋里暖和了一点。
江平趴在床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书。那本书叫《刑事诉讼法》，老周刚借给他的。
“还不睡？”我问他。
“看完这章。”
窗外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无声无息。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不叫了。陈耀东已经睡着了，打着呼噜。
我躺在那儿，看着他。
灯照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
“江平。”
“嗯？”
“你说，你读了这些书，真能当上律师吗？”
他翻了一页，头也不抬：“能。”
“你怎么知道？”
他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
“老周说的。”
我愣了：“老周说的？”
“嗯。他说，法律这东西，不是天生的本事，是学的本事。只要肯学，谁都能学会。”他顿了顿，“他还说，我比他当年聪明。”
我笑了：“他哄你的吧？”
江平没笑。他看着我，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很：“就算是哄的，我也信。”
他把书放下，躺下来，看着屋顶。
“苏锐。”
“嗯？”
“你知道老周跟我说过什么吗？”
“什么？”
“他说，法律是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就看握在谁手里。”
我没吭声。
窗外的雪还在下，下得很密。
“我想做那个救人的。”他说。
那天晚上，我听着他的呼吸声，听着陈耀东的呼噜声，听着外头雪落的声音，很久很久没睡着。
我想着老周那句话。
法律是刀。
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懂了也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