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城市边缘（4-8）
4.逃往海城
离开渔村的那天，是个阴天。
天低得像是要压下来，云灰蒙蒙的，一层叠一层，看不见太阳。海也不蓝了，跟天一个颜色，灰的，闷的，让人心里发堵。
我们仨站在村口的土路上，每人背一个蛇皮袋。袋子里装着换洗的衣服，两件，都是旧的，补丁摞补丁。还有一塑料袋干粮，陈耀东他瞎眼奶奶给烙的饼，硬得能砸死人。江平多带了一本书，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封面都没了，他当宝贝似的塞在衣服中间。
村里没人送我们。
我妈上个月回来过一趟，给了二十块钱，说：“走了就别回来。”然后把钱塞我手里，转身就走了，没回头。我爸不知道这事，知道了也没用，他除了赌钱就是打我。
江平他爸还躺在祠堂门口。我们走的时候路过，他爸睁开眼看了江平一下，喉咙里呵呵了两声，又闭上眼。江平没停，脚步都没慢一下，就那么走过去了。但我看见他攥着蛇皮袋的手，指节发白。
陈耀东他瞎眼奶奶站在院门口，拄着根竹竿，冲着我们走的方向喊：“东子——东子——”喊了好几声。陈耀东没应声，低着头走得飞快。
走到村口，我回头看。
村子缩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那些破旧的石头房子，那些歪歪扭扭的电线杆，那些在巷子里窜来窜去的土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心里忽然有点空。
“走吧。”江平说。
我们上了去镇上的三轮车。
三轮车是那种用摩托车改装的，后面加个斗，能坐三四个人。开车的叫老马，也是村里的，专门拉人跑短途。他看了我们一眼，没问去哪儿，只说：“一人一块。”
我们三个凑了三块钱，爬上车斗。
三轮车突突突地开了，土路颠得要死，屁股一下一下砸在硬邦邦的车板上，生疼。我们三个挤在一块儿，谁也不说话，就看着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闪。
到镇上是半小时后。
镇比村大，也就那样。一条主街，两边是店铺，卖衣服的，卖农具的，卖化肥的，还有几家饭馆，门口支着炉子，炒菜的油烟味飘得到处都是。街上的人比村里多，来来往往的，但没人看我们。我们这种人，在哪儿都是透明的。
“去车站。”江平说。
镇上的车站就是个露天的场子，停着几辆破旧的中巴车。去海城的车一天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我们到的时候上午那趟刚走，下一趟得等三个钟头。
我们在车站门口蹲着。
陈耀东掏出烟，一人一根。这回江平没咳，抽得有模有样了。
“海城啥样？”陈耀东问。
江平想了想：“不知道。应该挺大的。”
“有高楼？”
“有。电视里看过，几十层的那种。”
“有汽车？”
“有。满街都是。”
“有……”陈耀东顿了顿，“有律师那种人？”
江平笑了：“律师也是人。海城肯定有。”
陈耀东嘬了口烟，眯着眼看天：“你说，咱们去了能干啥？”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仨，没文化，没手艺，没亲戚，揣着加起来不到五十块钱，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能干啥？不知道。
“先找活干。”江平说，“什么活都行。攒钱，租房子，安顿下来。”
“然后呢？”
“然后再说。”
陈耀东点点头，没再问。
我蹲在那儿，听着他们说话，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海城是什么样，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不知道明天会在哪儿。但我没害怕。有他们两个在，我就不害怕。
等了三个钟头，中巴车来了。
车比我想的还破。车身上的漆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的铁皮，锈得发红。车窗有几块碎了，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响。车里一股味儿，汗味儿，烟味儿，汽油味儿，还有说不清的臭味儿，混在一块儿，熏得人想吐。
我们挤上车，找了最后排的座位坐下。座位上的皮都裂了，露出里面的海绵，黄乎乎的，坐上去软塌塌的。
车上的人不多，七八个。有挑着担子的农民，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靠在窗边睡觉的民工。没人看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种人，在哪儿都是透明的。
车开了。
路比我想的远。从镇上海城，要开四个多钟头。一开始还能看见田，看见山，看见路边稀稀拉拉的村子。后来就只剩路了，一条灰扑扑的公路，一直往前伸，看不到头。
陈耀东靠着窗，一会儿就睡着了。他睡觉的时候嘴微微张着，像个孩子。江平没睡，一直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也没睡，看着车顶那块破了的塑料布，看它在风里一鼓一鼓的。
天黑了。
车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前面的路上，能看见虫子扑扑棱棱地往上撞。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黑，一片的黑，偶尔路过一辆大车，轰隆隆地擦过去，车里的光闪一下，又没了。
我忽然想起村里的那个破船底。想起那天晚上我们仨躺在那儿，江平说要在海边盖楼，说要把我们都接去住。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苏锐。”江平忽然叫我。
“嗯？”
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车厢里亮得很：“怕不怕？”
我想了想：“不怕。”
“为啥？”
“有你们呢。”
他笑了，笑得挺短的，就一下，然后转过头，继续看窗外。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那会儿也怕。他比我们想得多，他知道海城不是什么天堂，知道去了可能比在村里还难。但他没说。他不能怕，他是老大。
四个多钟头后，车停了。
“海城到了。”司机喊。
我们拎起蛇皮袋，挤下车。
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愣了。
那是1998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见海城的夜。
灯。
满世界的灯。
高的，低的，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亮的晃眼，闪的迷离。有的灯挂在高高的楼上，一直亮到天上去；有的灯在街边的店铺门口，把整条街照得跟白天似的；还有的灯在车顶上，在马路上，在那些走来走去的人身上，到处都是光。
我们站在车站门口，仰着头，傻了。
陈耀东张着嘴，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操。”
江平没说话。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些灯，眼睛里的光比灯还亮。
“走。”他说。
“去哪儿？”
“随便。先走走。”
我们走进海城的夜。
街上的人真多。穿西装的，穿裙子的，骑自行车的，等公交的，吃夜宵的，吵架的，说笑的，干什么的都有。没人看我们。我们三个背着蛇皮袋，穿着破衣服，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像三条掉进大河里的鱼。
走了不知道多久，走到一条小街上，人少了，灯也暗了。路边有家卖面条的店，还开着门。店里飘出香味儿，热腾腾的，勾得我们肚子咕咕叫。
“饿了。”陈耀东说。
我们进去，一人要了一碗面。最便宜的那种，光面，没浇头。两块钱一碗。
面端上来的时候，我们三个谁也没说话，埋头就吃。面烫得很，烫得舌头疼，但没人停。没几口就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出了店门，陈耀东打了个嗝：“真他妈好吃。”
江平笑了一下：“以后天天吃。”
“天天吃？”陈耀东愣了，“咱有钱吗？”
江平没回答，只是抬起头，看着这条陌生的小街，看着那些昏暗的灯光，看着远处那些高高的楼。
“会有的。”他说。
那是我们到海城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没地方住，就在街边找了个避风的角落，三个人挤在一块儿，靠着墙，对付了一夜。
夜里冷，海风吹过来，带着一股陌生的味儿。不是滩涂的臭，是汽油味儿，是油烟味儿，是这座城市的味儿。
我睡不着，看着头顶那一小块天。天不是黑的，是暗红色的，被那些灯光映的。没有星星，一颗都没有。
我想起村里的海，想起那天晚上的月光，想起我们三个跪在沙滩上说的那些话。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话我说了，就记着。
江平在那边动了动，大概是冷了。我往他那边靠了靠，陈耀东也往这边靠了靠。三个人挤成一团，暖和了一点。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那是1998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三个，从那个臭烘烘的渔村，逃到了这座灯火通明的城。
我们以为逃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