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码头上的陌生人
码头上的人分两种：有活干的，和没活干的。
有活干的在船上，在岸边，在堆成山的渔箱之间穿梭，喊号子，卸货，过秤，把钱揣进兜里。没活干的蹲在码头边的石墩子上，抽烟，吐痰，盯着海面发呆，盼着下一艘船来。
我们三个属于后一种。
说是码头，其实就是一条水泥栈桥，歪歪扭扭伸进海里百十来米，尽头是座简易的卸货平台。栈桥两边泊着十来艘渔船，大的小的，新的旧的，船身上挂着黑乎乎的废旧轮胎，防撞用。码头背后是一排铁皮棚子，卖烟酒、卖盒饭、卖槟榔，还有一家修船的，一家收鱼的，一家没人知道是干什么的——据说那是跛三的据点，外头挂着“渔业咨询”的牌子，里头进出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那年夏天我们几乎天天泡在码头上。
不是想干活，是想找活干。卸一箱鱼两毛钱，扛一袋冰三毛钱，运气好遇上收网，跟着出海帮忙，能挣五块，还管一顿饭。饭是糙米饭配咸菜，偶尔有几块肥肉，油汪汪的，嚼在嘴里满口香。就为了那几块肥肉，我们能在码头上蹲一整天，从太阳出来蹲到太阳落山。
那天是个例外。
那天的码头上没有活。
渔船回来的少，回来的几艘也都自己带了人手，用不上外人。收鱼的贩子比渔民还多，在栈桥上晃来晃去，手里攥着计算器，见到船靠岸就凑上去，递烟，说价，谈不拢就骂骂咧咧走开，去找下一艘。
我们仨蹲在石墩子上，一人一根冰棍。冰棍是陈耀东掏的钱，五分钱一根，白糖水冻的，舔一口甜丝丝的，太阳一晒就化，顺着手腕往下淌。陈耀东舔一口，骂一句天热，再舔一口，再骂一句。
“这他妈什么鬼天气。”他把最后一口冰棍咬进嘴里，嘎嘣嘎嘣嚼了。
江平没吭声。他盯着海面，手里的冰棍举着，忘了吃。糖水顺着他手指往下流，滴在石墩子上，洇开一小片湿。
我看他一眼，又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远处有艘船正往码头这边开。
不是渔船。
那船比渔船大，比渔船新，船身刷着白漆，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船头站了个人，隔得远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一身深色的衣裳，跟那些晒得黑不溜秋的渔民不一样。
“那是啥船？”我问。
陈耀东眯着眼瞅了瞅：“不知道。不像打鱼的。”
“是游艇。”江平忽然说。
我跟陈耀东都愣了。游艇？这俩字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那种白的、亮的、在蓝色海面上犁出一道白浪的船，里头坐着穿比基尼的女人和戴墨镜的有钱人。那东西怎么会来这儿？这破码头，水深不够，泊位不够，连个像样的缆桩都没有，来这干嘛？
船越来越近。
发动机的声音传过来，沉闷的，有节奏的，跟渔船那破柴油机突突突的动静不一样。那声音听着就稳，就贵，就像村里最好的拖拉机跟镇上的桑塔纳比，没法比。
码头上的人开始往那边看。蹲着的站起来，站着的往前凑，收鱼的贩子忘了收鱼，卖盒饭的忘了卖饭，都伸着脖子往海面上瞅。
船靠岸了。
不是往卸货平台那边靠，是往码头尽头靠，那儿水深，平时没人去，因为离铁皮棚子远，上下货不方便。但那条船偏就往那儿靠，船身轻轻贴上栈桥边沿的废旧轮胎，擦出一声闷响，然后停了。
发动机熄了。船上船下一时安静得很，只剩海风呼呼的，吹得铁皮棚子哐当响。
船头站着的那个人跳上岸。
是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不高，但站得直，穿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下头是黑裤子黑皮鞋，皮鞋锃亮，踩在码头的灰地上特别扎眼。他脸上架着副墨镜，看不清长什么样，但下巴的线条很硬，嘴唇抿成一条线，看着就不是好惹的人。
他在岸上站了两秒，四下扫了一眼。那一眼扫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脊梁骨发凉——不是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就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浑身不自在。
然后他朝船里说了句话。
船上又下来三个人。
头一个是个胖子，穿花衬衫，腆着肚子，一下船就开始擦汗，一边擦一边四下张望，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假得很，像贴上去的。第二个是个瘦子，穿黑T恤，剃着板寸，眼神凶，走路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一看就是打手。第三个……
第三个我认识。
跛三。
他瘸着一条腿，走得比别人慢，但气势比别人足。那胖子见了他就凑上去，点头哈腰的，说了句什么。跛三没理他，径直走向那个戴墨镜的男人，到了跟前，站定，微微弯了弯腰。
码头上的人全看见了。
跛三是什么人？是这码头的王。他在这儿十几年，谁见了他不得叫声三哥？收鱼的贩子要给他上供，开船的渔民要给他拜码头，就连镇上的派出所所长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递根烟。这十几年，我没见他对任何人弯过腰。
可那天他弯了。
就那一下，轻轻的一下，码头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也都明白了一件事——那个戴墨镜的男人，来头比跛三大。
“走。”江平忽然站起来。
“去哪儿？”
“近点看看。”
陈耀东愣了一下：“你他妈疯了？那帮人是你惹得起的？”
江平没理他，已经往那边走了。我跟陈耀东对视一眼，骂了一声，也跟上去。
我们不敢走太近。在离那帮人二十来米的地方停住，蹲在一堆渔箱后头，假装是在歇凉。透过渔箱的缝隙，能看见那边的动静。
戴墨镜的男人正跟跛三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说什么，只能看见跛三不停点头，脸上的表情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不是凶，不是傲，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人的笑。
胖子站在旁边，手里捧着个本子，时不时递上去让戴墨镜的看。瘦子站在另一边，眼睛四下扫着，跟个保安似的。
说了大概五分钟，戴墨镜的男人忽然转过头，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我赶紧把头缩回去，心跳得砰砰的。陈耀东也缩了，嘴里骂：“让你别来，让你别来，这下让人看见了……”
江平没动。
他就那么蹲着，从渔箱的缝隙里往外看，眼睛一眨不眨。
“走了走了。”陈耀东拽他，“再不走一会儿该找过来了。”
江平被他拽起来，三个人猫着腰，顺着码头的边缘往回溜。溜出去好远才敢直起身，回头看，那帮人已经往铁皮棚子那边走了。戴墨镜的男人走在最前头，跛三跟在旁边，还弯着腰。
“那人是干啥的？”我问。
没人回答。
陈耀东咽了口唾沫，说：“不管干啥的，反正跟咱们没关系。那种人，惹不起。”
江平没说话。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群人的背影，看着那个穿灰衬衫、戴墨镜的男人，一直看到他们进了铁皮棚子，看不见了。
“江平？”我喊他。
他回过神，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后来见过很多次——在他第一次打赢官司的时候，在他第一次看见郑副省长的时候，在他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那眼神说不清是什么，有光，有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看见了什么别人看不见的，又像是下了什么别人不敢下的决心。
“走吧。”他说。
我们往村里走。走出码头，走过铁皮棚子，走上回村的那条土路。太阳已经偏西了，但还是很热，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
走出去好远，江平忽然停下来。
“你们说，”他转过头，看着码头的方向，“那些人从哪儿来的？”
“城里呗。”陈耀东说，“海城，要不就是省城。”
“他们在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跟陈耀东都愣了。这问题没法答，谁知道那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肯定是好日子，有大房子，有好车，有花不完的钱，有吃不完的肉。但那日子离我们太远了，远得像天边的云，看得见，摸不着。
“反正不是咱们这日子。”我说。
江平点点头。
他没再说话，转过身继续走。我跟陈耀东跟在后头，一路无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破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戴墨镜的男人，想着他从船上跳下来的样子，想着他锃亮的皮鞋踩在码头的灰地上，一下一下的，跟踩在什么东西上似的。
那会儿我不知道，那个人叫郑成功——后来我们叫他郑副省长，再后来叫他郑省长，再再后来，叫他死刑犯郑某。
那会儿我也不知道，江平从他身上看见了什么。
是野心？是出路？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还是只是一双锃亮的皮鞋，一个他这辈子也想穿上的东西？
谁知道呢。
反正那天之后，江平变了。说不清哪儿变了，就是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看人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腔调变了，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以前他走路低着头，盯着脚尖，好像地上能捡到钱似的。后来他走路抬起头，看着前头，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陈耀东说他想多了。
我说也是。
但我知道我没想多。
那天码头上来的那个人，在江平心里种下了什么东西。那东西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最后结出来的果子，我们三个吃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没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