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雨还在下，我抱着那本用文件袋裹好的《编辑学概论》推开家门时，天已经亮了。街面湿漉漉的，空气里带着一股清冷的土腥味。书展八点开馆，布展时间只有两个钟头。
自行车后座绑着木箱，里面是三百本最新印好的《晚风·市级特刊》，还有一捆灯串、几块硬纸板和一扎彩色粉笔。箱子沉，车轮碾过积水有些打滑，但我骑得稳。昨夜核对完六个代销点的反馈表，今早又赶在五点半前去印刷厂提了货，眼下脑子里没空想别的，只有一件事：把那个角落摊位，变成全场最扎眼的地方。
市文化宫东广场搭起了连排棚架，参展单位陆续进场。我推车穿过通道，主办方工作人员拿着名单核对身份，在看到“苏晚”两个字时顿了一下：“你是……办《晚风》的那个？”
“是我。”我把调好亮度的手电筒递过去照证件，“展位在哪？”
他低头翻图，“C区17号，靠边，挨着卖旧书摊。”
我顺着指引走过去，心往下沉了半寸。位置确实偏，夹在两家主营公文汇编和农业手册的单位之间，地面还没铺防潮垫。隔壁老大爷正往桌上摆泛黄的《赤脚医生手册》，抬头瞅我一眼：“小姑娘，带伞没？这地儿下雨就返潮。”
我没答话，先把箱子卸下来，打开检查杂志是否受潮。确认无误后，立刻动手拆箱。陆承洲上周帮我跑通了文化备案，这才拿到正式参展资格，但展位分配显然没人上心。也正常——一个女工办的小刊物，能给个位置就不错了。
可我不需要“不错”，我要的是被看见。
我掏出粉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生活有光”四个大字，反扣在桌角当底座。接着把杂志按封面颜色分类：红、蓝、绿三组，每组五十本，错落叠成三角塔形。封面全部朝外，露出标题和人物特写照片。再用灯串绕桌一圈，插上电池，暖黄灯光一闪，整个摊位立刻有了生气。
有人开始驻足。
我撕下几张便签纸，快速写了几张小卡片：“翻三本，盖个章，换书签”“本期主打：十个女人，十种活法”“读者留言墙开放投稿”。一张张贴在显眼处。最后把那本《编辑学概论》摆在角落，不刻意展示，但只要识货的人就会懂——这不是野路子，是讲章法的。
七点五十五分，布展结束。
八点整，大门打开，人流涌入。
起初没人来买。经过的人多看两眼，嘀咕一句“这谁出的”，然后走开。直到一位穿碎花裙的年轻姑娘停下脚步，拿起一本翻了翻目录，又看了看内页排版，眼睛亮了一下。
“这本我能试读吗？”她问。
“随便翻。”我说，“读完还能盖章集票，换限量款手绘书签。”
她笑了，坐下来一页页看。不到十分钟，身边围了三四个人。我趁机开口：“这期讲的是普通人的选择。有个裁缝娘们离婚单过，开了间小店；有个女司机跑长途十年，方向盘比婚戒戴得久；还有个厂妹靠画插画养活全家——她们不是模范，也没惊天动地，就是不肯按别人写的剧本活。”
人群安静了一瞬。
有人低声说：“听着像真事。”
“本来就是真事。”我把另一本递过去，“我们只采访真人，不编故事。”
那位碎花裙姑娘合上杂志，掏出钱：“我要这本。再加一本送我妈，她也该看看外面什么样了。”
第一笔成交。紧接着，第二本、第三本……
九点半，库存下去了三分之一。我悄悄松了口气，开始补货、整理展台。灯串有点接触不良，我拍了两下，又亮了。这时，几个穿干部装的中年男人踱步过来，站在摊位前打量。
“听说这是纺织厂女工弄的？”其中一人语气含疑，“排版倒是挺花哨。”
我没急着解释，只抽出一本样刊递过去：“您若愿意翻一页，便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那人接过，随意翻开，目光停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当贤惠媳妇》的文章上，眉头微动。片刻后，他点点头：“文字不油，版式也有章法。比那些抄报纸的强。”
这话没大声说，但旁边人听见了，纷纷探头。很快，又有两位戴眼镜的文化馆工作人员模样的人索要样刊，还有一位报社通讯员模样的青年掏出笔记本记下了刊名。
十一点，展位前排起小队。
十二点，第一批三百本售出二百一十册。
我让临时雇来的学生帮忙登记购刊赠品，自己守在主台前，一边收钱找零，一边回答提问。
“主编真是你一个人？”
“你们稿子从哪来？”
“下期什么时候出？”
我一一应答，不抢话也不怯场。有人拍照，闪光灯亮起时我只微微侧脸，继续跟顾客说话。镜头不是用来躲的，是拿来用的。
午后一点，人流未减。几位穿着体面的女士围在展台前挑选，说要团购送给姐妹圈。我拿出定制订单本，请她们留下地址和数量。这时，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读者拿着翻开的杂志问我：“你们这个‘城市心声’栏目，以后会做专题讨论会吗？”
“正在考虑。”我看着他，“您有兴趣参与？”
他笑了：“我已经让女儿来排队买下一期了。”
我点头，把他的建议记在随身本子上。阳光斜照进棚区，落在那一摞摞渐空的杂志堆上，纸页泛着微光。远处传来广播声，播报今日书展热门展位，《晚风》三个字虽未提及，但越来越多的人举着它走过通道，像举着一面无声的旗。
我站在这里，没笑也没喊，只是把手里的最新一期样刊轻轻翻开，递给下一位伸出手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