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页草稿折好，夹进笔记本里。台灯的光晕在纸面上留下一圈黄渍，窗外的自行车铃声早就没了影。我吹了口凉茶，起身把杯子搁到窗台边，顺手关窗。楼下锅铲还在响，孩子嚷饿的声音也渐渐被电视声盖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车间报到前，先拐去了印刷点。包里的稿子没动，只是加了张新纸——《十个女人，十种活法》的排版示意图。我把它交给老赵师傅：“这期封面别用花边，就照这个格子来，标题字号加大一号。”他接过瞄了一眼，点点头：“比上回那个《都市风》看着利索。”
我没多说，也没问销量的事。转身就走，路上碰见几个女工结伴去上班，手里都拎着饭盒，其中一个翻着《晚风》边走边看。她读得入神，差点撞上电线杆，旁边人笑她：“你当自己是李老师呢？还非得站着读完？”
我没停步，嘴角却往上提了半寸。
中午换线时，我刚坐下拧水壶盖，门卫老李从外面探头喊我名字。我走过去，他递来个信封：“早上邮局送来的，写着‘《晚风》编辑收’，我看是你常取件，就顺手给你了。”
信封没署名，纸质偏厚，摸着像是机关里常用的油墨复印纸。我拆开，里面是一份简报复印件，标题印着《关于近期群众文化读物情况的内部通报》。目光扫到中间那段加粗字句时，我手指顿了一下。
“个别非官方出版物如《晚风》，内容积极健康，反映基层真实生活，具较强传播引导力，建议各地参考借鉴。”
落款是市宣传部宣教科。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遍，没急着收起来，反而把整页翻过去检查背面。空白。再翻回来，确认格式、字体、印章位置，都是标准公文样式。不是谁恶作剧能仿出来的。
我把复印件叠好，塞进笔记本最里层。没跟任何人提，连林晓雅都没说。下午干活时，她凑过来问我是不是有事，我说：“刚印了新稿样，怕出错。”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捻纱。
第三天清晨广播站放新闻，我正刷牙，听见收音机里播报：“我市近期涌现一批贴近群众生活的民间文化读物，《晚风》杂志以真实笔触记录普通人奋斗故事，传递向上精神，获市委宣传部肯定。”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放下牙缸，站在院子里听完了整条短讯。不到三十秒，播音员语气平稳，像念一则天气通知。可我知道，这一句话，等于把之前那些压着不让主推、退刊减量的暗流，全都掀到了明面上。
上午我去供销社买肥皂，路过报刊架，看见《晚风》已经不在角落了。崭新的几本摆在入口展架第一层，旁边还贴了张红纸条：“本月推荐读物”。而那份《都市风》，依旧塑封未拆，孤零零地卡在架子最底下。
我没多看，买了东西就走。
中午吃饭时，隔壁组的王姐凑过来低声说：“听说没？文化馆门口贴了红头文件，点名表扬你们那个小本子。”我抬眼：“哪份文件？”她说不上来具体名字，只说是前天贴的，白纸黑字盖公章。
我吃完饭没回车间，直接去了文化馆。
公告栏前没人，玻璃擦得很亮。我在一堆通知里找到了那份《关于鼓励健康有益民间文化传播的通知》。纸是新贴的，边缘还没卷边。文中两次提到《晚风》，一次说它“关注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一次称其“语言平实，情感真挚，值得学习推广”。
我从包里掏出相机，咔嚓拍下这张公告。胶卷不多，不能多拍，但我得留证。
回家路上经过邮局，熟识的老陈在窗口后冲我点头：“刚帮你们杂志办了五次汇款单，都是外县寄来的订阅款。”我问他谁订的，他说是市直机关几个科室统一采买的，说是“用于职工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我嗯了一声，没多问。
傍晚回到屋里，天已擦黑。我打开台灯，拿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笔尖悬着，迟迟没落。
风吹得再猛，也挡不住光透进来。
我写下这句话，字迹比平时重了些。
然后合上本子，放在桌角。窗外又传来自行车铃声，这次不止一辆，叮铃铃地串成一片，由远及近，穿过街道，消失在巷口。
我坐着没动，听着声音远去。
楼下传来邻居拉窗帘的哗啦声，锅盖被掀开，饭菜香飘上来。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拖鞋啪嗒啪嗒地跑过水泥地。
我起身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顺手锁了。
桌面上只剩台灯、一杯凉透的茶，和一支没盖帽的钢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