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夏天。
魏星宇在表哥的公司已经做了整整五年。
五年。一千八百多天。他每天早上七点到仓库，晚上六点离开，风雨无阻，从不迟到，从不早退。他熟悉仓库里的每一件货物、每一个货架、每一份单据，闭着眼睛都能把东西找出来。他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他还是仓库管理员。
五年了，他还是仓库管理员。
不是没有机会升迁。陈建平曾经跟他提过，让他去业务部门试试，学着做做销售，跑跑客户。但魏星宇拒绝了。他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他不会说话，不会应酬，不会跟人打交道，做销售只会给公司添麻烦。
“我就待在仓库吧，”他说，“仓库挺好的。”
陈建平看了看他，没有再说什么。
工资倒是涨了一些。从最初的一千五，涨到了两千五出头。但两千五百块钱在二零一五年的城市里，实在算不上什么。房租就要一千二，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要一千多，再加上水电、伙食、交通，一个月下来，能剩下几百块就不错了。
这一年，魏星宇三十四岁。
魏晨已经九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小姑娘聪明伶俐，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都说她是个读书的料。魏宇七岁，刚上小学，性格比姐姐内向一些，但也很懂事，从来不跟同学攀比，穿的都是姐姐小时候穿过的旧衣服——改一改，男女都能穿。
两个孩子都很争气，这是魏星宇最大的安慰。他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但只要两个孩子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他就知足了。
但知足归知足，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两千五百块钱的工资，养活四口人，还要付房租、交学费，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李娟在魏宇上小学之后又重新出来工作了，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多块。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勉强够一家人糊口，但存不下什么钱。买房？想都不敢想。这城市的房价已经从几年前的一千多一平涨到了七八千一平，一套两居室要五六十万，他们不吃不喝也要攒几十年。
魏星宇有时候会算一笔账：一个月存五百块，一年存六千，十年存六万。六万能干什么？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
他不敢想这些。一想就头疼。
日子就这样紧巴巴地过着。每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就要交房租、交水电费、给两个孩子交学费、买菜买米，然后就没有了。有时候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孩子生病、比如老家有事——就要跟魏长庚或者陈建平借点钱周转。
魏长庚已经退休了，小诊所关门了，回到村子里养老。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血压高，心脏也有毛病，每个月要吃不少药。赵秀英在电话里从来不提这些，但魏星宇能听出来，她的声音比以前苍老了很多。
“家里都好，别惦记，”赵秀英每次打电话都说，“你在城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就行。”
魏星宇“嗯”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三十四岁了，一事无成，连孝敬父母的能力都没有。每次回村里过年，看着那些小时候不如他的同龄人——有的盖了新房，有的买了车，有的做生意发了财——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不是嫉妒。他没有资格嫉妒任何人。只是……一种深深的失落。一种“我本可以”的错觉。他本可以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目标或者梦想，除了小时候那些关于星空、关于宇宙的幻想。但那些东西早就被他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很少再去翻动了。
他偶尔还会打坐。但已经不是每天了，甚至不是每周。只有在那些特别安静的夜晚——比如李娟带着孩子们回娘家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盘腿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到眉心。
那股电流感还在。但已经很微弱了，微弱到他有时候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那些光点、那些波动，更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守着眉心那个位置，就像守着一座荒废了很久的老房子，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有风穿过破碎的窗户时发出的呜咽声。
他不知道这股电流感还有什么意义。也许它从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他少年时的一种自我暗示，一种心理安慰。就像有些人紧张时会咬指甲、有些人焦虑时会转笔一样，他只是习惯了在安静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到眉心，然后产生了一种叫做“电流感”的幻觉。
但他没有放弃。不是因为他相信它有意义，而是因为他舍不得。这是他和那个少年之间唯一的联系了。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那那个叫做魏星宇的少年就真的死了，死在离开村子的那个早晨，死在那些灰色的天空下，死在那些枯燥的机器声中。
他不想让他死。至少，不想亲手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