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秋天。
魏星宇辞掉了加工厂的工作，去了表哥的公司。
表哥叫陈建平，是赵秀英姐姐的儿子，比魏星宇大七八岁，早年来城里闯荡，做过很多行当——摆过地摊、开过饭馆、倒腾过服装——后来赶上了好时候，做进出口贸易，越做越大，在城郊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手下有几十号人，在这座城市里算是小有名气的老板了。
是赵秀英牵的线。她在电话里跟陈建平说了魏星宇的情况——在加工厂干了将近十年，没什么起色，两个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大，希望表哥能帮一把。
陈建平很爽快：“让星宇过来吧，我这边正好缺人。”
魏星宇不太想去。他不想欠别人的人情，尤其是亲戚的人情——那种人情最不好还。但李娟劝他：“去吧，表哥那边总比工厂强，工资高一点，也体面一点。”
他没有再说什么，辞了工厂的工作，去了陈建平的公司。
陈建平的公司开在城东的一个写字楼里，门面不大，但里面收拾得很体面——玻璃门、地毯、空调、电脑，一切都透着“正规”两个字。魏星宇走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像是走错了门。
陈建平在办公室里等他。表哥比上次见面时胖了不少，穿着一件名牌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说话的时候带着成功人士特有的那种自信和从容。
“星宇，好久不见了。”他拍了拍魏星宇的肩膀，“坐，坐。”
寒暄了几句，陈建平直奔主题：“我这边仓库正好缺个管理员，你先干着，熟悉熟悉业务，以后有机会再调整。”
“谢谢表哥。”
“谢什么，一家人。”陈建平笑了笑，“工资嘛，先给你开一千五，干得好再加。”
一千五百块。比他在加工厂的工资高了不少。魏星宇愣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就这样，他成了陈建平公司的仓库管理员。
仓库在城郊的一个工业区里，离公司总部有十几公里，是一栋两层楼的铁皮仓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进出口货物——电子产品、服装、五金工具、日用百货。魏星宇的工作是收货、验货、入库、出库、盘点、记账，每天对着那些箱子、货架、单据，从早忙到晚。
这份工作比注塑机操作工好一些，至少不用闻塑料味了，也不用站在机器前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次。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枯燥、单调、没有技术含量。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货物清单，一项一项地核对，然后在本子上记下来。
他没有电脑，所有的账目都是手写的。每天下班前，要把当天的出入库单据整理好，装进文件袋里，第二天早上送到公司总部去。
公司总部的人对他很客气——毕竟是老板的表弟——但他能感觉到，那种客气里带着距离。没有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也没有人想跟他多来往。他只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做杂活的仓库管理员，不值得花太多心思。
魏星宇不在乎这些。他本来就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一个人待在仓库里，对着那些货物和单据，反而让他觉得自在。
他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自行车去仓库，七点到，开门、开灯、检查货物、整理单据。八点公司上班，他把前一天的单据送到总部去，然后回来继续工作。中午在仓库里吃自己带的饭——通常是昨晚的剩菜剩饭，用饭盒装了，中午热一下。下午继续收货、发货、记账，一直到六点下班。
日子又恢复了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加工厂不同的是，这里更安静，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打扰他。整个仓库里只有他一个人，和那些不会说话的箱子。
他有时候会在仓库里发呆。坐在货架中间，看着那些堆得高高的箱子，脑子里什么也不想。那种感觉很奇妙——不是无聊，也不是空虚，而是一种空白，一种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担心的空白。
在这种空白里，他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事情。想起小时候坐在院子里望天的日子，想起村口的露天电影，想起洗手间里的电流感，想起那些深夜的打坐。
那些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像一张被水泡过的老照片，颜色褪了，边角卷了，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的轮廓。但他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想起它们——比如在仓库里独自发呆的时候，比如深夜失眠的时候，比如偶尔抬头看到一颗星星的时候。
是的，偶尔还能看到星星。
城郊的工业区比市区好一些，没有那么多霓虹灯和路灯，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几颗比较亮的星星。不多，稀稀拉拉的几颗，挂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像几颗快要熄灭的炭火。
每次看到那些星星，他都会停下来，仰着头看一会儿。不是刻意地看，只是习惯性地抬头，就像小时候在院子里一样。
但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小时候看星星，心里是向往的、好奇的、充满期待的；现在看星星，心里只有一种淡淡的惆怅，像是看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和李娟的关系也在慢慢变淡。
不是吵架，也不是冷战，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疏远。两个人每天各忙各的，交流越来越少，偶尔说几句话，也都是关于孩子、关于钱、关于柴米油盐。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永远不会相交。
魏星宇知道这不是谁的错。他们本来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合适而走到一起，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激情，只是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彼此是对方最好的选择。这样的婚姻，能维持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
但他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那种孤独不是因为没有人在身边，而是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理解他为什么会在仓库里发呆，为什么会抬头看星星，为什么会在深夜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到眉心。
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跟李娟说过。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说“我小时候眉心会有电流感”？说“我觉得自己跟某个遥远的存在有连接”？她一定会觉得他疯了。
所以他什么都不说。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像藏着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二零一二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公司放假，魏星宇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玩。魏晨六岁了，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条花裙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笑得像个小天使。魏宇四岁，跟在姐姐后面，跌跌撞撞地跑，嘴里喊着“姐姐等等我”。
魏星宇坐在长椅上，看着两个孩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幸福，也不是满足，而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
他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这么多年的平淡生活，这么多年的重复劳动，这么多年的压抑和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撑。他只是机械地活着，上班、下班、挣钱、花钱、养孩子，像一台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转，没有任何偏差，也没有任何惊喜。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蓝色，也看不到白云。太阳像一个白色的圆盘，挂在半空中，没有温度，也没有光芒。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望天时的那种感觉——那种平静、那种辽阔、那种无边无际的自由。那种感觉已经消失很久了，久到他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但他还记得。在某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他记得。
“爸爸！”魏晨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爸爸，你看，蝴蝶！”
他低头看了看女儿手指的方向——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翅膀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他笑了笑，摸了摸女儿的头：“看见了，真漂亮。”
魏晨又跑开了，追逐着那只蝴蝶。魏宇跟在后面，摔了一跤，哇哇大哭。魏星宇走过去，把他抱起来，拍拍他身上的土：“没事，不哭，男子汉不哭。”
魏宇抽抽噎噎地止住了哭，搂着他的脖子，小声说：“爸爸，我想吃冰棍。”
“好，爸爸给你买。”
他抱着儿子，牵着女儿，走到公园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根冰棍。两个孩子吃得满嘴都是，笑得很开心。
他看着他们的笑脸，心里忽然觉得，也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些枯燥的工作、那些压抑的日子、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也许都是值得的，只要这两个孩子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去，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了。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李娟也在里屋睡着了。魏星宇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一杯凉白开，发呆。
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洒进微弱的光。远处的车声隐隐约约地传来，像远处的潮水，一阵一阵的。
他忽然觉得眉心微微发紧。
那种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他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位置。
一股微弱的电流感从眉心窜出来，像一根细细的线，在他的脑海里轻轻颤动。
他守在那里，一动不动，感受着那股电流。
它还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在。
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还能撑多久。但此刻，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村子，那个院子，那个仰望星空的少年身边。
他睁开眼睛，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水是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漂白粉味。和村里的井水不一样，没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他把水杯放下，站起来，走进卧室，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去仓库，对着那些箱子、那些单据，重复昨天的工作。
生活还在继续。平淡的、重复的、没有波澜的生活。
而他眉心深处的那根线，也在继续。微弱地、若有若无地、像一根快要断的蛛丝，在风中摇摇欲坠。
他不知道它还能撑多久。
也许明天就会断。
也许永远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