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清晨，阳光斜照进市立医院神经外科交接室的百叶窗，光带横在会议桌中央。新医生准时推门进来，白大褂熨得平整，袖口扣子系到最上一颗，手里夹着一叠资料。他个子中等，脸型方正，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镜片反着淡光。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档案上只写着“张医生”，履历显示曾在南方三甲医院工作五年，专攻脑血管介入。
交班护士长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念昨日夜间收治情况。他没打断，走到空位坐下，把资料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笔尖点在某行字上，微微颔首。晨会结束，主治医师拍了下他的肩：“今天你跟组查房，先熟悉病人。”他应了一声，声音不高不低，吐字清晰。
第一间病房住的是术后观察的颅内动脉瘤患者，六十二岁，男性。他站在床尾听完管床医生汇报，又低头翻病历，手指在血压记录那栏停了两秒。“降压药剂量偏大，”他说，“收缩压连续三天低于一百一，再这么下去脑灌注会出问题。”管床医生愣了下，翻回去看用药单，点头记下。第二位是外伤性硬膜下血肿，刚做完引流四十八小时。他戴上听诊器，俯身听呼吸音，顺手掀开被角检查足背动脉搏动，动作利落。第三位是准备出院的面肌痉挛病人，他看完电生理报告，建议延迟一天出院，复查一次听力阈值，避免术中听神经损伤漏诊。
三间房走完，走廊里几个年轻医生小声议论：“这人话不多，但每句都踩在点上。”护士长从护士站探头，看他往医生办公室走，脚步沉稳，背没驼，也没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手机。
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靠窗位置原属于萧砚。桌面上还留着一个空咖啡杯，杯底有圈褐色印子。抽屉半开着，里面散着几支用剩的笔和几张未归档的化验单。新医生拉开最下面一层，发现一本病历本卡在角落，封面磨损严重，边角卷起，标签纸上写着“萧砚留存”四个打印字，字迹已经发黄。
他抽出病历本，翻开。前几十页基本空白，只有零星几行字，像是随手记下的数据或关键词，没有完整病例。翻到最后一页，一张折叠的纸条滑了出来，掉在桌面上。他捡起来，展开。
纸条泛黄，折痕很深，显然被人反复打开过。一面画着几个几何图形：三角、圆、菱形嵌套排列，线条规整，像是用尺子画的；另一面写着一行地址——“梧桐巷十七号”，后面没有门牌号，也没有补充说明。字迹潦草，笔锋刻意压低，像是写字的人不想让人认出笔迹。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呼吸变缓。手指在纸条边缘轻轻摩挲，指腹能感觉到纸面纤维的粗糙。梧桐巷他知道，在老城区，离医院步行二十分钟，是一条窄巷，两边都是旧式院落，门牌混乱，有些房子甚至没挂牌。十七号……他记得那里现在是个废置的诊所，玻璃碎了一地，铁门常年锁着。
他合上纸条，重新折好，塞进胸前内袋，贴着心脏的位置。然后把病历本放回抽屉，关严实。起身时碰倒了桌上的笔筒，铅笔滚出来一支，他弯腰捡起，放回去，顺手把咖啡杯拿进洗手池，冲干净，倒扣在台面上晾干。
窗外，楼下的小花园里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抽烟，谈笑声随风飘上来。有人提起昨天的篮球赛，说内科赢了三分。一切都正常，节奏稳定，像一台校准过的仪器。可他站在窗边，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手，隔着衬衫布料按了按胸口的纸条，确认它还在。
他回到工位，打开电脑，调出今日排班表。上午九点十五分，他要主持一场疑难病例讨论，主题是“非典型癫痫发作的鉴别诊断”。他点开PPT模板，开始往页面里填内容。打字时，右手食指偶尔顿一下，像是在回忆某个术语的准确拼写。
十分钟后，护士敲门进来送体温记录单，问他要不要茶。他摇头，说不用。护士出去后，他停下打字，目光落在桌面一角。阳光移到了笔记本边缘，照亮一小片空白纸面。他忽然想到，刚才翻病历本时，最后一页除了纸条，还有个极淡的指印，偏红褐色，不像墨水，也不像灰尘。他没细看，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印记的位置，正好在地址下方，像是谁用沾了某种粉末的手指按上去的。
他没起身再去翻抽屉。
他知道不该去。
但他也知道，这张纸条不是随便塞进去的。萧砚不会留这种东西。就算要留，也不会用这种隐晦的方式。除非……他是故意让接班的人看到。
除非，他知道会有人来。
他把PPT保存，关闭电脑。屋里安静下来。墙上的钟指向九点零七分。离病例讨论还有八分钟。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房间，借着玻璃反光看了看胸前衣袋的轮廓。纸条在里面，形状没变。他伸手进去摸了下，确认折痕依旧，没被压乱。
楼下花园里，一个穿病号服的老人正慢吞吞走过花坛边。风吹动树叶，沙沙响。他看着那片晃动的树影，忽然想起昨晚做的梦。梦里他站在一条巷子里，两旁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他往前走，脚下发软，像是踩在浮土上。走到尽头，一扇铁门半开，门上挂着块木牌，写着“十七号”。他推门进去，院子里没人，只有一棵桃树，枝干扭曲，开着花。花瓣是冷紫色的。
他闭了下眼，把梦甩出去。
这时候，隔壁办公室传来脚步声，有人在喊他名字：“张医生，快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
他转身，脸上已无异样。点头说知道了，拿起桌上的文件夹，走出门。经过护士站时，顺手接过一杯温水，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他把杯子放在台面上，继续往前走。
会议室在二楼东侧，门开着，里面坐了七八个人。他进去，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投影仪。PPT首页跳出标题，字体标准，字号适中。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病例，患者三十四岁，女性，主诉是突发意识模糊伴肢体抽搐……”
他说话平稳，语速适中，重点处稍作停顿。说到EEG结果时，有人提问，他回答得很准，引用了去年《中华神经科杂志》的一篇论文。讨论进行到一半，窗外突然暗了一下，云层遮住了太阳。屋里的光线沉了半度，但没人注意。
他讲完最后一个幻灯片，合上电脑。会议结束，大家陆续离开。他留在原地，收拾资料，把笔一支支插回笔筒。等人都走光了，他才起身，沿着原路返回办公室。
推开门，屋里空着。他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再次取出那本病历本。这次他没急着翻，而是把本子举到窗前，对着光看最后一页。纸面透亮，能看到纤维纹理，但没有任何隐藏字迹。他又用指尖轻轻搓了搓那枚红褐色的指印，没掉色，也没留下痕迹。
他放下本子，坐回椅子，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掏出纸条，第三次展开。这一次，他把菱形图案的角对准自己的右眼，眯起左眼，像在测量角度。五秒后，他重新折好，放回胸前口袋，拉平衣襟。
下午两点，他参加了一场手术术前讨论。三点，签了三份知情同意书。四点，去急诊会诊一个脑出血病人。一切如常。没人问他关于萧砚的事，也没人提起那本病历本。似乎所有人都默认，那个人走了，岗位补上了，事情就结束了。
可他知道没结束。
傍晚六点，医院渐渐安静。他坐在办公室里，填写一份出院小结。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窗外天色渐暗，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他写完最后一个字，盖上笔帽，抬头看向对面墙壁的挂钟。
六点四十分。
他没关灯，也没走。而是解开白大褂最上面两颗扣子，从内袋里取出纸条，最后一次展开。这次他没看字，只看纸的背面。在右下角，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个极小的符号，像是用针尖刻出来的：一个倒写的“T”。
他盯着那个符号，眼神变了。
不是惊讶，也不是恐惧。
是确认。
他慢慢折好纸条，放进贴身衬衣的内袋，扣好扣子。然后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外面夜色已浓，街灯映着湿漉漉的路面。一辆出租车驶过，车灯扫过墙面，短暂照亮了桌角的病历本。
他站着没动，手搭在窗框上，指节微微发白。
楼下，保安推着清洁车经过花坛，哼着小调。楼上，某个病房的电视声隐约传来，播报着晚间新闻的开场音乐。
他听见了。
但没回头。
他知道，有些事已经开始，只是还没被人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