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友十二岁那年，自己走到镇上，拜了陆师父为师。
陆师父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的老中医，头发花白，手指细长，指甲剪得干干净净。他收了十多个徒弟，大的二十出头，小的比大友还小。拜师那天，陆师父坐在太师椅上，看着底下跪了一排的年轻人，说：“你们来拜我，我不忍拒绝你们。但最后能不能出师，全看你们自己。学医不是认几个草药就完了，是要拿一辈子去熬的。”
大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开始学认草药。春天挖蒲公英，夏天采金银花，秋天收菊花，冬天刨葛根。别人干完农活回家歇着，他蹲在田埂上，把刚挖的草药对着书本一样一样地认。大友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他在生产队里干活，别人歇晌的时候打牌、聊天、闭眼养神，他从怀里掏出那本被翻烂了的草药书，一页一页地看。
村里有些人看不惯。全虎是地主，这是定了性的事。地分了，斗也斗了，清淤也清了，可“地主”这两个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印在全虎脸上，也印在大友脸上。大友读书、学医、不卑不亢，在那些人眼里，就是“不服”，就是“想翻盘”。他们开始在队里说闲话。说大友偷懒，说他干活的时候看书，说地主家的后代不接受劳动改造。话越说越难听，越说越像真的。
大友不解释。他每天照样出工，照样在歇晌的时候看书，收工后照样去陆师父家帮忙制药、跟诊。陆师父教他切 脉，他就在自己手腕上反复练。陆师父教他开方，他就把每一个方子背下来，背到滚瓜烂熟。十年。从十二岁到二十二岁，大友跟了陆师父整整十年。陆师父收的第一批学徒里，只有三个人出师。大友是其中一个。出师那天，陆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说：“你学成了。但学成了不算什么，用好了才算。”大友点了点头，回到村里，继续务农。他没有诊所，没有药柜，甚至连一套像样的银针都买不起。但村里人知道他会看病。东家头疼，西家肚疼，来找他，他就给人看，不收钱，看完开了方子，让人自己去镇上抓药。他看好了几个人的病，名声就慢慢传开了。
王流澄也来找大友开药。当年那个想去江湾镇卖酱油、卖酒的中年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眼睛里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光，只剩下浑浊和疲惫。雅珍是王流澄家族里的姑娘。她爷爷是大地主。在这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头，成分好的不会找他们，成分不好的也不好找别人。大友和雅珍一接触，大友问她：“你愿意？”雅珍说：“愿意。”大友说：“那行。”
一九六六年，大友和雅珍结了婚。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张黑白合照，就算成了。雅珍很快有了身孕。但喜气还没散尽，黑五类运动就来了。大友作为地主的后代，被划归为黑五类，他和附近村里所有“黑五类”的人，被一队人抓起来，关进了全家村的仓库。那仓库年久失修，墙上全是裂缝，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他们害怕这些人逃跑，就把他们绑在仓库里面的柱子上，一根柱子绑一个人，动弹不得。每天只能家人送饭。雅珍怀着身孕，不方便走动。全虎被生产队的活拴住了，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最后，送饭的活落到了二梅头上。
二梅那年十六岁。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瘦骨嶙峋、皮包骨头的孩子了。她的脸像全虎，轮廓分明；眼睛像两潭碧水，睫毛密织着，像两把小小的扇子。虽然从小营养不良，但她的个子一点没落下，身板结实，胳膊上有劲，一看就是干农活的好架子。她不喜欢念书。
二梅第一次去仓库送饭，手里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两碗红薯稀饭、一碟咸菜。她走到仓库门口，那几个看管的青年拦了她一下，她抬眼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径直走了进去。大友被绑在最里面那根柱子上。二梅走过去，蹲下来，把竹篮放在地上。她没有急着把饭拿出来，而是先伸手去摸大友的胳膊、肩膀、后背——她在检查他有没有被鞭打过的痕迹。
全虎家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打过村里人。全虎没有，全虎的父亲没有，全虎的爷爷也没有。这是全家的家教。所以二梅不能接受大哥被打。她心里有一个账本，谁打了，她记下，总有一天要算。
那几个看管的青年站在旁边，看见二梅在检查，连忙说：“没有打他，我们没有打他。”
二梅没理他们。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大友身上没有新伤，才把竹篮里的饭菜拿出来，递到大友手里。
大友接过碗，说：“没事，别担心。”
二梅“嗯”了一声，站起来，拎着空竹篮走了。
从那以后，二梅每天都去送饭。每次去，她都要先检查大友的身体。那几个看管的青年，从一开始的解释，到后来的沉默，再到后来——看见二梅来了，脸上竟然堆出了笑意。
二梅不理他们的笑。等二梅走远了，那些青年扭过头，又对着柱子上的黑五类们呼来喝去。
大友和雅珍的第一个女儿阿凤出生的时候，大友还被绑在仓库的柱子上。雅珍抱着孩子从医院里面回来。全虎收工后去看了一眼孙女，大梅以后，二梅出生，阿凤出生，家里任何一个女娃子出生，他都会去看看有没有大梅的影子。这像是一个烙在他心口上的疤。
半个月后的一天，雅珍起床想去做个鱼汤补补，结果材料刚准备好，一个管教人员冲进来，掀翻了盆，推倒了桌椅……..
那个时代，政治运动和国家社会建设互相交织。谁也没想到，事情变得那么快。
一年后，农村卫生室建设，到处缺人。陆师父托人递了话，说大友学医十年，是正经出师的徒弟，可以当赤脚医生。上面的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大友虽然成分不好，但医术是实的，村里人看病也确实需要，就把他从仓库里放了出来，安排到村卫生室工作。
大友出来的那天，二梅去接他。回家路上，大友走得很慢。他在仓库里被绑了一年，腿脚有些发僵。
大友到了卫生室，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学西医。他底子好，学得快，打针、包扎、缝合，没多久就上了手。村里人头痛脑热、拉肚子发烧，都来找他。他对谁都一样，不分成分，不分亲疏，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开药。
渐渐地，村里人叫他不叫名字了，叫他“大友先生”。
但奇怪的是，过往那些谩骂过，羞辱过，甚至打过他的人，后来即使生病了，他们也会绕到隔壁村卫生室去看病，他们不来大友这里，大友倒无所谓。他说：“工作是工作，两回事。”但即便大友放出话去，那些人家就是不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