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的夏，豫南王家坳的麦浪翻涌，热风裹着麦秸秆的焦苦，吹进村西头那座破败的土坯院。
陈高蹲在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上，指尖死死攥着中考成绩单，纸边被捏得发毛起皱。总分六百八十二，全县第三，县一中重点班的录取资格，烫得他手心发烫，却暖不透心底的寒凉。
这个家，早已穷得揭不开锅。父亲陈老实早年在工地摔断右腿，落下终身残疾，整日坐在门槛上抽劣质旱烟，烟杆磨得发亮，却换不来一分家用；母亲李桂兰佝偻着腰，在土灶前添柴烧火，咳嗽声断断续续，像破旧风箱，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了三万多外债，亲戚见了他们都绕道走；妹妹陈婷趴在矮桌旁，铅笔头短得握不住，依旧一笔一划写着作业，舍不得换一支新的。
“高儿，成绩咋样？”母亲擦了擦眼角的柴灰，声音沙哑得厉害，眼神里满是期盼，又藏着藏不住的惶恐。
陈高慢慢抬起头，声音细若蚊蚋：“妈，考上县一中重点班了。”
本以为能换来一丝欢喜，可母亲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粗糙的手掌抚过成绩单，哽咽道：“好娃，是妈的好娃，可学费、住宿费，咱去哪凑啊……”
一句话，戳中了家里最痛的伤疤。别说学费，就连下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父亲闷声抽着烟，愧疚地低下头：“要不，书别读了，跟村里叔伯去工地搬砖，挣点钱贴补家用，你妹妹也得读书。”
陈高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他从小就懂，读书是山里娃唯一的出路，是他摆脱这泥塘般的农村生活、让家人扬眉吐气的唯一希望。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穷山沟，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一辈子重复父辈的苦难。
可看着破败的家，看着父母憔悴的脸，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酸涩难忍。
就在他陷入绝望时，院门被推开，堂哥陈强快步走进来，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包，脸上满是憨厚的笑：“婶子，我听说高子考上县一中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可不能耽误！”
说着，陈强把布包塞进陈高手里，沉甸甸的触感传来。陈高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零散的零钱，一块、五块、十块，叠得整整齐齐，带着陈强手心的汗渍与温度。这是堂哥在工地干苦力，省吃俭用大半年攒下的血汗钱，一共两千块。
“强哥，我不能要，你家也难。”陈高眼眶一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啥话！”陈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坚定，“你是咱王家坳最有出息的娃，必须去读书。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只管好好念书，将来出息了，别忘了老家就行！”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连连道谢。陈高攥着这沓带着体温的钱，死死咬住嘴唇，在心里立下重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让所有看不起他家的人，都抬头仰望他。
三天后，天刚蒙蒙亮，陈高背着简单的行囊——两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一床打满补丁的旧被子，徒步踏上前往县城的路。几十里山路，他舍不得花一块钱坐班车，走了三个多小时，脚底磨出好几个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可他脚步从未停歇。
走进县一中校园，宽敞的水泥路、红砖绿瓦的教学楼、平整的操场，还有衣着光鲜、说说笑笑的同学，让陈高瞬间局促不安。他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塑料凉鞋断了一根带子，用麻绳绑着，像一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自卑、窘迫，抬不起头。
报到、分班、领校服，陈高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换上崭新的蓝白色校服，生怕弄脏一丝一毫。
就在他整理衣领时，一阵清脆如清泉的笑声传来。他下意识抬头，目光瞬间定格。
梧桐树下，站着一个女孩，同样的校服，穿在她身上却格外耀眼。皮肤白皙，眉眼弯弯，高马尾利落清爽，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她身上，镀上一层金光。
她叫翁玉，班里的文艺委员，父亲是县教育局干部，家境优渥，是全校公认的校花，是无数男生心中遥不可及的白月光。
翁玉和闺蜜说笑，不经意间扫过陈高，眼神平淡无波，没有丝毫停留，仿佛他只是路边一块不起眼的石子。
可就是这一眼，让少年陈高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懵懂的情愫，就此生根发芽。他不知道，这份喜欢，一守就是三年，也成了他年少时光里，最卑微、最刺痛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