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那张纸条，夜风穿过街角，我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车把上挂着的布包沉了些，里面装着刚签完的所有备案回执，还有一张刘馆长下午打来的纸条：晚上七点，文化馆后巷三十七号，小聚，别迟到。
我没回信，但准时到了。
门是虚掩的，屋里亮着灯。我敲了两下，听见刘馆长的声音：“进来。”
客厅不大，摆了四张折叠桌拼成的长桌，围坐七八个人。男的穿中山装或夹克，女的多是素色毛衣配黑裤，桌上搁着搪瓷缸、烟灰缸和几本翻旧的杂志。空气里有茶叶味、烟味，还有点墨水的涩气。
我站在门口，他们抬头看我。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用橡皮筋扎着，没擦油，也没换鞋。有人低头咳了一声，另一个人轻声说：“这就是那个印小报的？”
刘馆长放下茶缸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本《晚风》。“都安静一下。”他声音不高，但屋里立刻没人说话了，“这位是苏晚，三个月前在红旗厂细纱车间上三班倒，现在她的杂志在小城卖到了复购六成。我不吹牛，你们自己看内容——没有空话，没有套话，讲的是普通人过日子的事。”
他把杂志翻开，递给坐在主位的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老周，你是文联的老笔杆子，你先看看标题够不够狠。”
那人接过，翻了两页，眉头皱着：“纸张太差，排版也乱，像街头传单。”
“但它卖出去了。”刘馆长不急，“而且读者愿意再买。她不是来评奖的，是来做事的。”
他转向我：“坐吧，苏同志。今天请你来，不是听我说好话，是让你自己说话。”
我坐下，布包放在腿边。没人给我倒水，也没人主动搭话。我也不急，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墙上挂的一幅字：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字写得方正，但有点死板。
过了会儿，报社编辑开口了。三十来岁，夹着烟，语气冷淡：“个体户办刊，登不了大雅之堂。我们报社审稿都要三级核对，你这连基本编审流程都没有。”
我没反驳，只打开布包，抽出一叠纸：“您说得对，它不像机关刊。但它卖出去了，而且读者愿意再买。”我把那叠手抄的读者留言递过去，“这是她们写的——‘第一次觉得有人在替我们说话’。”
他接过，一页页翻。脸色慢慢变了。
旁边一个穿灰色呢子大衣的男人问：“你这内容，有没有送审？电台可不敢随便播这种民间声音。”
“目前每期都经文化馆阅示。”我看向刘馆长。
他点头：“我看过三期，无政治偏差，有生活真气。如果哪天出了问题，我会提醒。”
那人“嗯”了一声，端起茶喝了一口，没再说什么。
又过了会儿，一个退休教师模样的老太太忽然问：“你一个女工，哪来的时间写这么多东西？”
“我没写多少。”我说，“我做的是选题和编排。谁家孩子考上中专，谁家媳妇顶住婆家压力开了裁缝铺，这些事本来就发生在身边。我只是把它们挑出来，按顺序放好，让读者看得明白。”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忽然笑了：“那你这个‘编排’，比我们有些单位出的简报都清楚。”
桌边几个人跟着笑起来。
报社编辑把烟掐了，从公文包里摸出一张名片，推到我面前：“下个月我们有个市民生活专题，你可以试着写一篇。别写虚的，要具体人、具体事。”
我收下，没道谢，只说：“稿费怎么算？”
他一愣，随即笑出声：“按千字十五元，见刊付。”
电台高层也站起身，临走拍了下我肩膀：“听说你在小城搞广播反响不错？回头我们台里也想搞点新东西，也许能合作。”
我没应承，只点头。
其他人陆续起身，有人递来通讯录，有人笑着说：“以后别光顾着印杂志，也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还有人嘀咕：“非科班出身，倒有点意思。”
我一一收下联系方式，没多话。
刘馆长送我到门口，路灯照着他半边脸。他说：“今晚你不卑不亢，挺好。”
“我不是来讨喜欢的。”我说，“是来拿机会的。”
他笑了一声，转身回屋。
我骑上车，夜风迎面吹来。布包里多了几张名片，一句“可以试稿”的承诺，还有半截别人递的烟，我没抽，夹在笔记本里。
车轮碾过柏油路，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远处市百货大楼的霓虹灯亮着，照得路面一片红蓝。我拐上主街，没回头。
这座城市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也不是必须绕行的关卡。
它开始有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