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我推开租住小屋的门，拎着昨晚整理好的备案材料下楼。天刚蒙蒙亮，巷子里静得能听见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锁好门，走向停在墙角的旧自行车。
车座有点湿，晨露还没散。我正弯腰检查链条，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胎压低了。”陆承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直起身，看见他推着一辆旧自行车站在三步远的地方，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挽到小臂，没戴帽子，也没挂工作牌。
“你怎么来了？”
“今天我去市里开会，顺路。”他说完，蹲下身帮我拧气门芯，“你这车胎漏得厉害，早上骑出去十公里，半路就得扛回来。”
我没接话。他站起身，拍了下手，“走吗？”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我不需要人陪。”
“我知道。”他点头，“但我需要顺路。”
我没再拒绝，跨上车。他蹬车跟上来，两人并排骑行在通往市区的柏油路上。晨光洒在肩上，谁也没提“陪同”两个字，但节奏一致，不快也不慢。
到了市宣传部大院门口，他把车停在侧门车棚，领我绕到东侧办公楼。办事员坐在文化市场协调组的窗口后头，低头写着什么。
“个体户？”那人抬头瞥我一眼，又低头，“手续不全吧？没介绍信，没单位担保，连公章都没有，怎么备案？”
我把材料递过去：样刊、销量统计、供销社试点通知复印件、周炳坤印刷厂的纸张来源证明。
他翻了两页，嘴角微撇，“这些东西，只能说明你在小地方卖得动。市里不一样，管理要规范。”
陆承洲站在一旁，没说话。等那人合上文件，才轻声道：“她是赵厂长亲批的厂改试点代表，刘馆长也看过样刊，说有新风。”
那人动作一顿，抬眼看了看陆承洲，“哦？部里关注的项目？”
“这个。”陆承洲指了指文件上的标题，“民间文化传播试点，昨儿例会提了一句。”
办事员立刻换了脸色，“那您早说啊！这种情况我们优先处理。”他翻开新表格，“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性质……您慢慢填，我这边加急录入系统。”
我填表时，余光看见陆承洲靠在墙边，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樟树上。他没看我，也没催，像只是恰好路过。
手续办完，我们去了市书店总管办公室。负责人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着金丝边眼镜，翻完样刊后摇头：“内容倒是实在，可我们这儿只进新华书店统配书目。”
陆承洲这次没开口。我直接拿出数据表，“我们在小城三个月复购率六成以上，滞销最多退七本。如果您愿意试，五十本起步，滞销全退，每周补货一次，附赠读者反馈报告。”
她犹豫，“个体户进店，上面查起来不好交代。”
“她是文化馆初步备案的实验项目。”陆承洲终于出声，语气平得像在念通知，“编号047，部里有人盯着。”
她立刻点头，“那就按试点走流程。先放三个门店试试。”
走出办公楼，我又去了报刊亭调度组。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叼着烟看我，“小城来的？听说你昨天自己跑了十二个点？”
“今天来走正规备案。”我把材料递上。
他扫了一眼，“你这人倔得很。”
“不是倔，是省事。”我说，“你们每天收摊清点，我每月结算，数据对得上就行。我不占你位置，也不让你担责任。”
他笑了笑，转向陆承洲，“这位同志面熟啊。”
“宣传部干事。”陆承洲点头，“顺路陪一趟。”
“哦——”他拖长音，“怪不得这么顺利。”
当天下午，百货大楼宣传科也签了正式陈列协议。他们原本只答应设试销角，但看到供销社和书店的备案回执后，主动提出每期预留专位。
最后一站是市图书馆对面的老书店。店主还是那位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见我进来，摘下眼镜擦了擦。
“听说你今天走了不少地方。”
“都办完了。”我把最新盖章的备案单递给他，“之前说五十本起步，滞销全退。”
他点点头，“那你把数量加上去。一百本，月结。”
我愣了下，“您不怕压货？”
“怕什么？”他重新戴上眼镜，“你这杂志，讲的是活人过的日子。只要这城里还有人想活得明白点，就不愁没人看。”
走出书店时，天已擦黑。晚风穿过街道，吹得布包边缘微微翻动。我站在街边，掏出笔记本，在“官方通道”一栏全部打钩。
陆承洲站在我旁边，忽然问：“还去郊区四个点吗？”
我摇头：“明天一早再去。”
他没说话，转身走进办公楼院子，把我那辆旧自行车推了出来。蹲下身，用随身带的气筒给前后胎打气。打完，又检查了刹车和链条。
“好了。”他站起身，把车递给我。
我接过车把，手心沾了点铁锈味。
“以后这种事，我可以陪你。”他说。
我望着前方渐次亮起的街灯，车灯、窗光、广告牌的亮影混在一起。这座城市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能踩在脚下、一步步走通的地方。
“我知道。”我说。
他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然后转身骑上自己的车。经过我身边时，轻轻点了点头。
我站在原地，直到他的背影拐过街角。夜风里，我摸了摸布包内侧，那张写有“文化市场协调组联络方式”的纸条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
它现在夹在我明天要用的笔记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