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下葬后的第三天，工地上就复工了。
没有人通知，没有人动员，天不亮工匠们就自己起来了。他们穿上草鞋，拿起铁锹，挑着竹筐，走到各自的岗位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青女看见，老赵头在鱼嘴旁边站了很久，看着江水发呆，手里的烟锅烧完了都没有察觉。她看见阿雉在宝瓶口量水位的时候，量了五次，每一次的数字都不一样，因为他的手在抖。她看见二郎站在高坡下面，抬头望着那座新坟，望了足足一盏茶的工夫，然后低下头，擦了一把眼睛，走进了工棚。
秦尉脱了铠甲，换了一身短褐，跟工匠们一起搬石头。他的手被石头磨破了，血糊在石头上，他也不包扎，就那么搬着。有人劝他歇歇，他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继续搬。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岷江的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一年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节奏，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鱼嘴在江心里稳稳地站着，石头被水冲刷得越来越光滑，青苔长了一层又一层，绿绿的，厚厚的，像一床被子盖在上面。飞沙堰的堰顶被洪水冲刷得更加平整，泥沙被带走了，底下的石头露出来，青灰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宝瓶口的石壁上刻满了水位刻度，是阿雉一年一年刻上去的，密密麻麻的，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
青女把《治水十二则》抄了很多份，分发给每一个工匠头领。她让他们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抄，抄在竹简上，抄在布上，抄在树皮上，放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看一遍。她说，这十二条规矩是太守大人用命换来的，一条都不能忘，一条都不能改。
二郎成了工地上最年轻的头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去高坡上给父亲烧一炷香，然后去江边看水位，然后去工地上安排一天的活计。他的嗓子喊哑了，喊哑了就用手比划，比划不通就蹲下来在地上画。他的手越来越像他父亲的手了，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他有时候会看着自己的手发呆，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手，是父亲的，父亲把手留给了他，自己空着手走了。
阿雉成了青女的徒弟。他每天跟着青女看水，学水文图，学流速计算，学判断哪里会涨、哪里会落。他的眼睛很毒，能看见水底下的东西，这是天生的，青女说这种眼睛一百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他把每天的水位刻在竹竿上，刻了三年，刻了满满十二根竹竿。他把那些竹竿捆在一起，竖在工棚门口，像一根柱子，风吹雨打都不倒。
老赵头老了。他的腰弯得越来越厉害，走路的时候要拄着拐杖，走几步就要歇一歇。他的耳朵也背了，别人跟他说话要凑到耳边喊，他才能听见。但他的眼睛还好，能看见江面的变化，能看见哪里涨了哪里落了。他每天还是要去江边坐一会儿，坐在那块他坐了三年的石头上，点一锅水烟，抽一口，吐一口白烟，看着江水发呆。
“我活不了几年了。”他对青女说，“但我死之前，得看着这堰好好的。”
青女没有说话。她坐在老赵头旁边，看着江面。太阳快落山了，光线从西边照过来，把江水染成了橘红色，像一锅煮开了的粥。鱼嘴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江面上，黑黑的，像一条巨大的鱼脊背。
“老赵头，”青女说，“你说，一百年后，还有人记得李冰吗？”
老赵头抽了一口烟，想了想。“记得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堰在就行了。堰在，水就治住了。水治住了，庄稼就能长。庄稼长了，人就能活。人活了，日子就能过。日子过了，一代一代的，谁还记得谁？”
他把烟灰磕在鞋底上，火星溅出来，落在水里，嘶的一声，灭了。
“但总得有人记得。”青女说。
“那你就记得。”老赵头说，“你记得，你告诉二郎。二郎记得，告诉他儿子。儿子记得，告诉孙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就都记得了。”
青女点了点头。
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挂在离堆山的山顶上，像一个银白色的盘子。月光照在江面上，照在鱼嘴上，照在飞沙堰上，照在宝瓶口上，照在那块石碑上。碑上的六个字在月光下泛着白光，“深淘滩，低作堰”，安安静静的，像六个睡着了的婴儿。
远处，高坡上的坟在月光下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但坟前的那块石碑还能看见，“李冰之墓”四个字在月光下发着暗红色的光，像四滴凝固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