弭兵之盟后的次等诸侯：
公元前546年7月，宋国大夫向戌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大强国间的战争，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四国的有势力的大夫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除齐、秦外，各国须向晋、楚同样纳贡，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
春秋晚期弭兵会盟后，作为霸主的晋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执政的卿大夫的实力和权欲也越来越大，渐渐凌驾于公室之上。晋国内部卿族斗争，无法全力对外，崛起的卿大夫势力也无意愿再维持中原联盟，郑、卫、鲁、宋等国也相继脱离中原联盟。
就宋国而言，从弭兵会盟后到前501年，晋宋同盟总体维持良好，宋国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盟会。这期间晋国主要主持过7次盟会，宋国均出席。即使召陵之会后齐、郑、卫、鲁等国相继叛晋，宋国仍然坚定地支持晋国。此时晋、宋两国对晋宋关系有着相同的认识，宋乐祁有“诸侯唯我事晋”之语，晋赵鞅亦有“诸侯唯宋事晋”之见。但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将两国的良好邦交关系毁于一旦。前501年后，史料中再无晋宋两国互访的记载，可见宋国已不再出使晋国。晋宋关系发生转变，宋国脱离晋国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与晋国进行邦交。当晋国赵简子赵鞅与韩、魏、智联合与范氏、中行氏对抗的晋国内战时，宋国支持作乱的范氏集团。前496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后宋国见范氏、中行氏大势已去，重新附于晋。前488年，宋国以郑叛晋为由直接侵伐郑国。但当郑国重新服晋时，宋国则又叛晋攻郑。宋国亦在不同阶段结好于楚国、吴国和越国，此时晋宋之间的邦交关系已变成宋人征伐郑国的借口。不过总体上来说，宋国在春秋晚期还是颇具实力的，仅次于晋齐楚秦四大国，与郑国不相上下。史载宋国令薛、滕、郳三国代役，以至于薛宰抱怨：“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可见其态度之强横。此后宋国又有侵郑、拘执小邾国君的战绩，完全就是一个二流霸主。前492-前487年，宋景公历经三年努力最终灭掉曹国，而曹国的都城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陶邑。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载：“宋在春秋兼六国之地，宿、偪阳、曹三国其见于经传者也，杞、戴及彭城则经传俱不详其入宋之年，而地实兼并于宋。”宋国疆域在春秋时得到了较大增长，并向东南发展，达到淮泗流域。
卫国在春秋中期长期依靠晋国的鼎力支持才能生存，而卫国也成为晋国的铁盟之一，但春秋晚期两国的邦交关系从盟主与盟国的关系逐渐走向为敌对关系。卫国脱离中原联盟后，参加了齐国联盟。在齐国联盟解体后，卫国遂成为晋、齐两国争盟的对象，但卫国此时在政治态度上已偏向于齐国，故虽晋军力仍胜于齐，但始终无法获得卫国的青睐，晋卫两国的邦交关系也在频繁的军事对抗中走向终结。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并最终叛晋，晋国的一系列失礼行为是促使卫国叛晋的直接原因。前529年，晋军以兵车四千乘赴平丘之会，司马叔鲋在晋军经过卫国时向卫国索求贿赂，晋卫邦交关系自此每况愈下。召陵之会上，晋国欲让蔡国先卫国歃血，卫国据理力争，在周卿士刘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先歃。这表明晋卫邦交关系已不受晋国重视，晋卫邦交的降格导致卫灵公对晋国不满，开始寻求叛晋的机会。前503年，齐、郑两国盟于咸而徵会于卫，卫灵公欲叛晋，但国内贵族不同意，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此时晋卫邦交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晋国赵简子的强硬态度葬送了这种可能。同年冬，卫灵公与郑献公盟于曲濮卫国正式加入齐国同盟，成为了叛晋集团的一员。 第二阶段，晋卫交兵。在卫国叛晋后，卫国与晋国范氏的往来成为了晋卫之间的主要联系。范氏、中行氏作乱的晋国内战时，卫国积极与齐国联系谋救范氏，并屡次与晋国作战。晋赵鞅在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占据了邯郸等地，赵鞅为了扩张势力，屡次伐卫，卫国在赵氏的征伐中逐渐削弱，晋卫之间也已无正常邦交可言。“自是卫非复卫有，并不为晋有，而为晋、郑大夫所营狡兔之三窟也。”卫国在这一阶段的实力被削弱的极其严重，实力不如晋国的一个卿大夫。而晋国内部的强硬派事实上已经不再将卫国视为诸侯，晋国大夫成何说：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成何的语气很傲慢，自然有失大国礼仪，但言下之意也很明确，卫国也就相当于晋国的温县、原县一般大小，焉能视为诸侯。这也恰恰说明了卫国在当时的实力已经极其弱小了。
鲁国远离晋国，齐国是对鲁国最大的威胁，在晋国维持中原联盟的时代，鲁国与晋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在晋楚共霸时期，晋鲁两国的邦交关系仍是盟主与盟国的关系。此时晋楚虽同为霸主，但晋国对于鲁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鲁为晋的忠实盟国，晋国主持的会盟鲁国积极参与。但随着晋国内部卿族的斗争，晋国对外邦交不力，齐国便趁机攻伐鲁国，晋鲁邦交在晋国对外军事强势下降和齐国军事强势提升的双重影响下趋向于不稳定。前500年，鲁国与齐国结盟。第二年，鲁国与齐国盟于郑，这是鲁国与齐、郑、卫三国结成叛晋联盟的标志，自此鲁国退出中原联盟。之后的晋鲁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晋鲁两国的同盟关系告一段落后，晋鲁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邦交往来。此时鲁国已走上了与大国灵活邦交的道路，在齐、吴、越三国之间唯强者是从，相较于晋楚争盟时期的郑国而言，鲁国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前 475 年廪丘之会，齐人欲合诸侯之师为郑伐晋，郑人辞诸侯，鲁师还。前471 年，晋将伐齐，乞师于鲁，鲁亦派臧石率师会晋师，取齐国廪丘。由此可见，此时鲁已将晋、齐两国等而视之了。
比起宋国和游刃有余的鲁国以及弱小的卫国而言，春秋晚期的郑国还是次等诸侯里最具实力的。郑国脱离中原联盟加入了齐国联盟后，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也告一段落。郑国自身拥有一定的实力且对外邦交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原则，故在晋楚皆衰落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与齐国结盟，成为较早叛晋的诸侯。后齐国联盟瓦解，郑国以独立姿态与晋国展开邦交。晋郑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晋国后期卿族相争，不能全力对外。郑国洞悉晋国问题，在与晋国的邦交中尽力争取，维护其本国利益。召陵之会时，晋人假羽毛于郑而未还，“晋于是乎失诸侯。”郑国则伺机向外扩张，前504年，郑国趁吴国大破楚国时灭许。同年，“周詹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在王子朝之乱这一问题上，晋国支持周敬王，而郑国支持王子朝一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晋郑两国进一步的冲突。前503年，郑国与齐国盟于咸，两国在叛晋问题上达成共识，郑国正式叛晋即齐。而后来郑国又经历了从坚定的叛晋到游移在晋、齐之间，最后终归于晋的变化过程。前502年，因郑助王子朝乱党伐周，晋会合周卿士成桓公侵郑。两年后，齐、卫、郑三国会于安甫，三国形成反晋联盟。前499年，郑与鲁和，齐、郑、鲁、卫四国之好形成。晋国范氏、中行氏作乱时，郑国支持范氏作乱，与晋国正统派为敌。在晋国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赵简子赵鞅主政，晋郑关系也趋于和缓。前486年，郑围宋雍丘，宋败郑师，后宋再伐郑。晋赵鞅曾欲救郑，占卜不吉，故未出兵。从郑国受宋国征伐时晋国计划出兵营救这点来看，晋郑邦交已有所好转。前475年，齐国与鲁国会于廪丘，欲为郑伐晋。郑国不欲伐晋，故辞诸侯。郑国亦表示出了不欲交恶于晋国的姿态。但晋郑之间和缓的气氛再一次被打破，这一次是晋国新任的正卿智瑶即智伯，荀瑶依仗知氏势大，对内专权打压其他三氏，对外则攻齐伐郑。
从弭兵会盟到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前，次等诸侯国的生存环境看似有所缓和，实际则暗藏危机。开始阶段晋楚同为霸主，各国都负有向晋楚霸主朝贡的义务，无疑加重了自身的负担。但是后期开始，随着各国内部的变化以及晋国内战的影响，各国又在面临新的考验。吴越虽然在春秋后期崛起，颇有问鼎中原称霸之志，但是中原主要强国尤其是晋齐楚此时都对称霸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更注重灭国取地的实际扩张。而且吴越之强相较晋楚齐而言更像是昙花一现。春秋晚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晋国内战。晋国内战实际上是也是新崛起的卿大夫之间的混战，而晋国因为是诸侯之长，一举一动不仅关系自身内部的这些变化，而且也波及到了各国尤其是北方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晋国内战中，范、中行两家得到了周王室和北方诸侯国的大力支持，但是最终败给了韩赵魏和智氏。晋国内战使得范、中行两家最终覆灭，同时因为诸侯国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其中，这些诸侯国的实力也都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尤其是次等诸侯国本来实力就较强国弱，如此一来实力更弱。而随着战国时代即将的到来，战争将变的更加激烈和残酷，次等诸侯国的生存也就更加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