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下的次等诸侯：
春秋自齐桓公成为霸主后，长期无人可与之匹敌。然而齐国自齐桓公去后，霸业衰落，而诸侯又各自为政，南部的楚国则崛起，谋求称霸中原。宋襄公本想在齐桓公之后接替霸主，然而其能力和宋国实力无法接替齐国的霸业和地位。而这时，地处如今晋南的晋国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内战后在晋献公、文公治理下开始崛起。前636年，晋文公历经十九年的流亡终于回到晋国，开始了短暂而辉煌的国君生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自城濮之战后，中原的格局开始了新的变化，即以晋楚争霸为主轴，夹杂有晋齐、晋秦的争雄。而地处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之中的这些次等诸侯国尤其是宋、卫、郑、鲁等则是重点的争夺对象。而秦国在春秋时代一直被晋国所压制难以插手中原事务。所以次等诸侯主要是在晋齐楚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宋国是泗上十二诸侯之首，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次等诸侯之一。而自春秋中期开始，列强对宋国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春秋中期，晋宋两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前634年，楚国因宋国叛楚投晋而伐宋，次年围宋。晋文公攻曹、伐卫，成功地解救了宋国，两国之间霸主与盟国的关系随之确立，宋国自此成为中原联盟中忠实的一员。 晋宋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不但是政治上共同抗楚的需要，也是文化上共同以“信、义”为重的行为模式使然，政治、军事和文化三方面的相互认同使晋宋关系愈加密切。宋国处于楚国向东方诸侯进军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的说法，宋国是晋国在中原最可靠的盟友，也是晋国限制楚国东进的重要棋子。宋国也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会盟，有记载的便有十四次之多。即使遭遇楚国联盟的侵伐，宋国仍能坚定地站在晋国阵营。在弭兵之会前，宋国只有两次从楚，且均是被楚军围城又缺少晋国救援的无奈之举。此外，晋国与吴国相互往来的通道依赖于宋国的彭城。晋吴联合抗楚是晋国霸业复兴的关键之一，而晋吴两国的沟通也多赖宋国之力。宋国讲信用的政治形象，也为其沟通晋楚，达成弭兵之会奠定了基础。晋楚两次弭兵之会皆由宋国竭力促成，可见宋国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第一，宋国位于晋楚两国的中间地带，在宋国结盟对两国来说均可以接受；第二，宋国两任执政华元和向戎，均与晋楚两国执政的卿大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宋国能够有能力积极运作此事的原因；第三，宋国是春秋中期“信义”的代表，宋国是晋楚两国可以相信的“第三国”，尽管宋国此时从属于晋国，但楚国相信宋国不会于会盟时加害，可见宋国确是以“信义”示天下的。
卫国自复国和灭邢后实力得到了相当的恢复，但因为失去了河北故土以及内政外交等诸多原因，卫国的实力毕竟元气大伤，无力与晋齐楚三强中的任何一强抗衡，只能是选择结盟对象依靠霸主才能生存。春秋中期，晋卫两国在经历了短暂的交兵之后迅速交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卫国成为了中原联盟的又一中坚。垂陇之盟是晋卫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伴随着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晋国也开始有意增进与卫国的联系。前623年，晋国归孔达于卫。前619年，“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面对晋国合于礼的邦交示好，卫国也以坚定的跟随作为回报，卫国遂成为晋国联盟中宋国之后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种关系在晋国霸业中衰时也没有改变。邲之战后，晋国不竞于楚，与盟国家大量减少，前597年，卫国仍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清丘之盟，其他与盟国也只有宋、曹两国而已，这是卫国一心向晋的最好表现。卫国在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这使它成为晋国必须争取的对象。“晋欲救宋，则不得不先伐卫；晋欲服郑，则不得不先服卫，卫服而郑、鲁诸国从风而靡矣。盖卫踞大河南北，当齐、晋、郑、楚之孔道，晋不欲东则已，晋欲东则卫首当其冲。”因此，在晋卫两国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以后，正是卫国的积极配合，晋国才能够从容地向中原地区用兵，东能服齐，南能与楚争郑。 卫国也十分需要晋国这样一个盟主的出现，晋国不但可以克制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使卫国免于大国的频繁征伐，晋国还能够坚决地贯彻“尊王攘夷”的这一为姬姓诸侯国所推崇的邦交原则。在“攘夷”这一原则下，卫国与晋国取得了更多共识。卫国在春秋早期屡受戎狄侵伐，疆域也在戎狄的攻击下急剧缩小，卫懿公时期卫国甚至被戎狄灭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复国。卫国的都城也在戎狄势力的威胁下逐渐南下，从朝歌迁到楚丘、再迁到帝丘。卫国进入中原联盟后未再迁都，说明卫国的这一困境在其与晋国结盟后得到缓解。两国在抗击戎狄方面也已达成一致，即使在霸业中衰时期，晋国仍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中原北部的戎狄问题，这对卫国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晋国通过对戎狄的征伐占据了卫国以北的广大区域，东面与齐国接壤，这样晋国成为了卫国北部防御戎狄的屏障，晋卫关系也在晋国对卫国的保护中良性发展，然而随着卫国原来的河北故土逐渐被晋国所纳入版图，卫国对晋国的重要性终将也会下降。
鲁国地处齐国南部，是周天子之至亲之国。而齐国长期对鲁国心存觊觎之心，这点鲁国是心知肚明的。鲁国虽然实力不俗，起初疆域“封土不过百里”，后来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极、项、须句、根牟等小国，并夺占了曹、邾、莒、宋等国部分土地，成为“方百里者五”的大国。还曾在长勺之战中凭借曹刿的杰出才能战胜了齐军，但是总体实力上鲁国远非齐国的对手。齐鲁历史渊源深厚，边境冲突不断，汶阳之田的归属是齐鲁矛盾的主要表现。齐国自桓公时起其国力便超过了鲁国，鲁国需要借助大国之力才能与齐国对抗，这促使鲁国倾向于和能够压制齐国的大国进行邦交往来。相应的，与鲁国的联合则成为晋国限制齐国的必要手段，楚国便曾联合鲁国戍兵谷地以限制齐国。当晋国能够压制齐国时，晋鲁之间邦交关系融洽；而当晋国武力上不能够压制齐国，或是牺牲鲁国的利益交好齐国时，鲁国则会寻求南方楚国的保护，晋鲁关系因此转入低谷。因此，是否能够压制齐国，保证鲁国的利益，成为了影响晋鲁邦交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晋国在文公、襄公时代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对矛盾，晋鲁关系融洽。晋国通过城濮一战后建立了中原联盟，鲁僖公参与了晋国主持的践土之盟，成为了晋国霸主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前630年，公子遂初聘于晋，这是鲁国首次在邦交中正式以晋国为霸主，也是晋鲁之间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在晋文公分配曹地时，鲁国使者臧文仲率先到达，晋国将“自洮以南，东传于济”的大片土地分给了鲁国，其后公子遂再次入晋，拜谢曹地。鲁国通过与晋国的邦交，既得到了晋国的保护，还得到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与此同时，晋国既可以借助鲁国的力量来克制齐国，又可以利用鲁国的影响力来吸引一些东方的诸侯前来会盟，可见晋鲁两国的邦交对双方均是大有裨益的。但晋鲁关系自晋灵公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原因便是晋国没能处理好齐鲁两国的矛盾。面对齐国对鲁国的征伐，晋国起初只是采取绥靖政策，虽然有兴兵之举，但皆收赂而还，鲁国被迫与齐国盟，晋鲁邦交关系出现裂痕。面对不的形势，晋国及时调整了邦交策略，先是通过断道之盟明确了“讨贰”的态度，之后数次讨伐齐国，鞍之战中更是大败齐军，并使齐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鲁国，晋鲁两国重归于好。前583年，晋国为了联齐抗楚，再次使出了牺牲鲁国的老办法，让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齐国，鲁国不满晋国的做法，贰于楚。晋国则拘留鲁成公，以惩罚其贰于楚。晋鲁关系在晋国亲齐疏鲁的政策下又有所恶化。前562年，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之军政大权俱归于三桓。随着晋鲁之政俱归于卿族，两国国君渐被架空，晋鲁两国之邦交已由两国公室之邦交被卿族之邦交所取代。
比起总体上倾向于晋国领导的中原联盟的宋卫鲁三国，郑国则是最具实力和骑墙技巧颇为高超的，而郑国因邻近周王畿，晋楚争霸的核心就是争夺郑国，故而这对郑国是个极为艰难的考验。晋盛于楚时，郑国多叛楚从晋；晋弱于楚时，郑国多叛晋从楚；晋楚实力相当时，郑国则“唯强是从”。郑国这种极富功利色彩的邦交原则，使晋郑两国的邦交关系伴随着晋楚实力对比的变化时有起落，“恩威并施”逐渐成为晋国与郑国邦交的主要原则。在晋国的努力之下，叛服不定的郑国终于在晋楚弭兵前夕与晋国结盟，并以晋国属国的形式参加了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郑国与身为霸主的邻国晋国的关系也成为当时晋楚争霸的缩影。
第一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一个结盟期。前630年，晋、秦联军伐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郑国以烛之武退秦师，以亲晋的公子兰为太子与晋国平，自此郑国处于晋国的控制下。晋国对郑国十分重视，对其他国家的侵郑之举十分在意。卫孔达侵郑，晋国遂伐卫。秦国远袭郑国，晋国以崤之战作为回应。前627年，楚伐郑，晋亦及时相救，迫楚退兵。这三次军事行动不但维护了晋国的霸业，也增强了郑国跟随晋国的信心。前618年，“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俘虏了郑国公子坚等三位大夫。晋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出师迟缓，救郑不及，郑国随即与楚国结盟。晋郑两国邦交关系的第一次恶化是晋国不能保护郑国造成的。
第二阶段，晋楚争郑。在前618年前589年的这三十余年间，楚国出兵郑国8次，晋军救郑或伐郑7次，晋国在对抗中处于下风，并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国。面对来自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郑国子良认为：“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故郑国改变其从晋的单一立场，而是将“唯强是从”作为与大国邦交的原则。晋郑关系伴随着晋、楚两国的每一次出兵郑国而发生着变化，郑国亦在晋楚之间叛服不定，且从楚多于从晋。与此同时，郑国也在谋求与晋、楚两方邦交关系的缓和。前598年，郑国与楚盟于辰陵，且又同时从于晋国。这是郑国邦交政策改变的标志，郑国同时与晋楚两国开展和平邦交，是“唯强是从”邦交原则的辅助手段。到前589年，楚国会合十四国诸侯在蜀地会盟，郑国畏晋而窃与楚盟，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已使郑国无法真心归附任何一方，“化干戈为玉帛”是其迫切愿望，这也为下一阶段的晋楚弭兵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二个结盟期。这一时期，晋国相继制秦、平戎、服齐，并在鄢陵之战和湛阪之战中两胜楚国，重振霸业。前563年，晋国率诸侯军队伐郑后，在虎牢筑城戍守。“虎牢北临黄河，南侧山岭绵延，岗峦高峻，难以筑路通行，其旋门关至板渚数十里长的路段为东西交通干线的咽喉。晋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可以守住豫西走廊的门户；楚军若来争郑，晋国能够以逸待劳，随时从这里发兵反击，不用再于河东兴师动众，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另外，虎牢距郑都新郑不远，皆为坦途，在此驻军即形成威慑，将郑国统治中心置于控制范围之内，使它不会轻易背盟投敌。”清人顾栋高对此深表认同：“城虎牢者，所以保郑，非所以争郑也。郑未尝不愿服于晋，特虑为楚所扰，故欲两事以苟矣，其心盖不得已。戍之则郑在晋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争郑，以郑屏楚，而东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计无出于此”。自此，郑国在晋国的军事保护下叛楚从晋，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一直持续到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
在春秋中期的晋楚争霸时代，因为晋国的实力和地缘优势较楚国更强，所以比较长的时间内，宋鲁郑卫四国是比较倾向于晋国的，通过与晋国的结盟，各国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长期依靠晋国的霸主地位来维持自身的安全，无形之中也使得自身实力在日渐下滑，产生了苟安之心。而晋国的保护又不是白给的，各国除了要承认晋国霸主地位之外，还必须得出出血，即向晋国纳贡，而这些贡赋往往是不少的，这样的结果很明显就是强大了晋国而削弱了自己，使得这些诸侯国只能仰人鼻息，而到了春秋后期，这些次等诸侯的实力则越来越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