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星走后的第四十九天，阿哲在修车店接到了一个电话。不是法院打来的，是晚星妈妈。
她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玻璃，哑得像她女儿咳嗽时堵住嘴的拳头。她说：“判了。十五年。”
就三个字。阿哲没说话。她也没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听着电话里对方的呼吸，听了一会儿，她挂了。
阿哲把手机放下，拿起扳手，继续拧螺丝。扳手拧了两下，停了。他把扳手放在地上，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没有声音，但他的肩膀在剧烈地抖。不是哭，是那种“憋不住了”的抖，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会是这样、但听到的那一刻还是像被人捅了一刀”的抖。
他没去法院。他不是家属，不是证人，不是任何在法律上有资格走进那个门的人。他只是一个修车的，一个连晚星最后一面都没能好好见到的人。他蹲在修车店门口，秋天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脖子上的围巾流苏一飘一飘的——灰色的，她织的，说“怕你冷”。七月的天他围着，现在九月了，天真的凉了，他还围着。他舍不得摘，因为摘了就再也围不上了。
他想起晚星写的“这辈子太短了”。十五年，长不长？对坐牢的人来说，十五年很长；对晚星来说，十五年太短了，短到她来不及当老师，来不及等他开修车店，来不及把那条围巾织完。她织了一半，针还插在上面，毛线从针上垂下来，拖到地上，像一条断了的路。他捡起来，接着织，织得歪歪扭扭的，比她的还丑，但他没拆，因为她织的那一半是好的，他不能拆。他拆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晚安”。他骑上自行车，往晚星家的方向骑。骑到楼下，没上去，就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到。他站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路灯亮了，久到六楼的灯亮了又灭了。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我在”的纸条。纸条已经被他摸得起了毛边，“在”字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了。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指甲掐进肉里，掐出了血。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地上，一滴，两滴，三滴，像晚星咳嗽时吐在纸巾上的那丝血。
他想起那天晚上，他在修车店搬轮胎，手机放在工具箱旁边，震动了他没听到。三个电话，三次“未接通”。如果接了，如果他听到了她的声音，如果他能在那条巷子里出现，她会不会就不一样了？他不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只知道，她打给他的时候，他在搬轮胎，在拧螺丝，在蹲在车底换机油。他在做那些破事，而她在巷子里躺着，手机攥在手心里，烟花在天上炸开，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
他蹲下来，蹲在楼下，把脸埋在膝盖里。这次他哭了。不是无声流泪，是那种“我忍不住了”的哭。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闷闷的，像她咳嗽时用课本捂住嘴的声音，像她写“我太累了”时笔尖戳破纸的声音。他哭得像个孩子，蹲在路灯下，哭到声音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楼上的住户推开窗户往下看，问“谁在哭”，没人回答，他就蹲在那里，像一块被风吹掉的石头。
他哭够了，站起来，擦了擦眼睛，骑上车，走了。骑到修车店，把卷帘门拉上去，没开灯，坐在台阶上，把铁盒从工具箱旁边拿过来，打开。里面是那些小乌龟，从2005年到2008年，每一只都在看他。他把那张“我在”的纸条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把铁盒盖上，抱在怀里，抱了一夜。
窗外有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他想起晚星说的“月亮像一颗糖”，嘴角想翘一下，但翘不起来，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在抖，抖得他连笑都笑不出来了。他没笑，但他把铁盒贴在胸口，心跳很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
十五年。他等得起。他要把修车店开起来，要把围巾织完，要把晚星没做完的事一件一件做完。她要当老师，他替她当；她要考大学，他替她考；她要活到三十三岁，他替她活。他替她活着，替她看着这个世界，替她等那句“我们都在青城”。
他把铁盒放在枕头底下，躺下来，闭上眼睛。手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以前有她的温度，凉凉的，像薄荷糖；现在没有了，不是他不在了，是她不在了。但他知道，她在那些小乌龟里，在那封信里，在“下辈子我等你来画”这句话里。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嘴角没翘，但他把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口。心跳很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他听着那个声音，听着听着，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不是他的心跳，是她的，从铁盒里传出来的，从那些小乌龟的纸缝里钻出来的，从她写在纸条上的字里渗出来的。那个声音说“我在”，说“我等你”，说“下辈子我等你来画”。
他说“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