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的那天晚上，妈妈一个人回了家。
推开门的时候，屋里黑着，灶台上的粥凉了，凝着一层白花花的皮，像冬天河面上结的薄冰——没人去碰它，也没人想去碰。她没开灯，摸黑走进晚星的房间，门开着，门把手上那条灰色的围巾还挂着，针还插在上面，毛线从针上垂下来，拖到地上，像一条断了的路。
她坐在晚星的床上。床单还是晚星走时铺的那条，蓝色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她用手摸了摸，布料是棉的，软软的，但摸上去是凉的，因为没有人睡在上面了。她把枕头拿起来，抱在怀里，枕头上还有晚星头发的味道——不是洗发水，是太阳晒过的味道，暖烘烘的，像刚收下来的被子，像晚星小时候趴在她背上睡着时呼出的热气。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就不肯抬起来了。
她没哭。她的眼睛是干的，干得像冬天龟裂的河床，一滴水都没有了。她哭了太多次了，从晚星走的那天哭到下葬那天，从下葬那天哭到昨天晚上，哭到眼泪流干了，哭到眼眶疼了，哭到再也流不出来了。但她还是把枕头抱在怀里，抱了一整夜。
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路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隔壁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就不叫了，大概也睡了。她没睡，她睡不着，她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晚星蹲在音像店门口修磁带的样子，透明胶一圈一圈绕上去，绕得那么认真，认真到像在修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她这辈子修了很多东西，修磁带、修课本、修妈妈手上的伤口，但她修不好自己。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枕头放回床上，把床单抻平，把被子叠好。被子是棉的，叠起来方方正正的，角对角，边对边，像她叠衣服一样，像她叠纸条一样，像她叠那些小乌龟的描图一样。她叠得很好，好到像没被人睡过，好到像晚星从来没躺在这张床上过。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歌词本。歌词本被她攥了一整夜，封面上的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着她的手心，疼，但她没松手。她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第一页，《夏声》的歌词，晚星的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像刻出来的。她想起晚星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高一，河堤上，阿哲把耳机分给她一只，她回来的时候耳朵红了，她问“怎么了”，她说“风吹的”，她没拆穿，因为风不会只吹一只耳朵。
翻到中间某一页，看到一行字：“今天阿哲偷偷看我。夏天好像快要结束了。”字迹工工整整的，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想起晚星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翘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她看到了，因为她是她妈，她女儿的每一个表情她都记得，记得她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记得她咳嗽的时候用手挡住嘴，记得她说“没事”的时候声音在抖。
又翻到一页，看到一行字：“月亮像一颗糖。”后面划掉了，涂成一个黑疙瘩，但她知道那下面写的是什么——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是她女儿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床边、抱着膝盖、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怕自己活不到明天。
再翻到一页，看到一行被划掉的字——“我好像生病了。”纸都划破了，划了好几道，来来回回的，像一个人在说“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她知道是真的，她早就知道了，从晚星咳嗽越来越厉害的那天就知道了，从她用课本挡住嘴的那天就知道了，从她织围巾说“怕你冷”的那天就知道了。她没问，因为她怕问了之后，晚星会说“没事”，而那个“没事”会像一把刀，割在她心上，割一次不够，割两次，两次不够，割到她把“没事”咽回去、咽到胃里、胃疼了也不说。
她终于哭出来了。不是无声流泪，是嚎啕大哭。哭声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粗粝粝的，像砂纸磨玻璃，像晚星咳嗽的声音，像她自己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时针头扎进布里的声音。她趴在晚星的床上，把脸埋进晚星的枕头里，哭到枕头湿了一大片，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窗外的太阳从灰蓝变成金黄，从金黄变成刺眼的白。
她哭了整整一个早上。
第二天，她给阿哲打了电话。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哑得像砂纸磨玻璃，哑得像她女儿咳嗽时堵住嘴的拳头。她说“你来一趟，把她的东西拿走”，阿哲说“好”，就一个字，但她听到了他声音里的抖，抖得像晚星写“我太累了”时手抖的样子。
阿哲来的时候，她已经把晚星的东西装在纸箱里了。箱子不大，一个纸箱就够了——晚星的东西太少了：几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角对角，边对边；一双帆布鞋，鞋带系着一个蝴蝶结，蝴蝶结的两只翅膀一高一低，像一只飞不起来的蝴蝶；一本歌词本，封面贴了透明胶，透明胶已经发黄了；一个铁盒，铁的，红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黑；一沓纸条，叠得方方正正的；一颗没剥的大白兔奶糖，糖已经化了，糖纸黏糊糊的，粘在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着“阿哲，加油”。
她把纸箱递给他，他没接。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纸箱，看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会转身走掉。但他没走，他伸出手，接过了纸箱，抱在怀里，抱得很紧，紧到纸箱的边角硌着他的胸口，疼，但他没松手。
“她房间里还有些东西，你自己去拿吧。”她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飘飘忽忽的，不落地。
阿哲走进晚星的房间，关上了门。
他坐在晚星的床上，坐了一下午。不是坐着发呆，是坐着看——看墙上她贴的那张课程表，课程表已经黄了，边角卷起来了，上面用圆珠笔写着“物理，周三，第三节课”，旁边画了一只小乌龟，壳上的花纹一圈一圈的；看窗台上那双帆布鞋，鞋带系得很紧，系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的两只翅膀一高一低；看床头柜上那盏台灯，台灯是旧的，灯泡是白炽灯，瓦数不高，光晕昏黄昏黄的，他想起她在这盏灯下写“阿哲，对不起。我太累了”，想起她在这盏灯下画小乌龟，想起她在这盏灯下把“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那一页撕了又粘回去。
他没哭。但他把她的枕头拿起来，抱在怀里，抱了很久。枕头上还有她的味道——不是洗发水，是太阳晒过的味道，暖烘烘的，像刚收下来的被子，像她靠在他肩膀上睡着时呼出的热气。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就不肯抬起来了。
他坐了一下午，久到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阳台上的帆布鞋鞋带被风吹得又缠在了一起，久到他的腿麻了、换了个姿势、又麻了。他站起来，把枕头放回床上，把床单铺平，把窗帘拉上，把门关上，转身走了。
他走出房间的时候，晚星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还攥着那本歌词本。她没抬头，因为她怕一抬头就会看到他的眼睛，看到他的眼睛里也有眼泪，看到他的眼泪也会掉下来，掉在她女儿的枕头上，掉在她女儿的帆布鞋上，掉在她女儿画的小乌龟上。
“阿姨，我走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他喉咙发紧。
“嗯。”她说，没抬头。
阿哲抱着纸箱，走出楼道。阳光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纸箱在怀里，沉甸甸的，像装着一座山。山的那边是她，山的这边是他，他翻不过去，她也没翻过来——但她说下辈子要等他来画，他等着，等一辈子。
他骑上自行车，把纸箱放在车筐里。纸箱太大了，车筐装不下，他用一只手扶着，一只手握车把，骑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等她追上来——但她不会追上来了，她永远都不会再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筐里放着保温袋、链条“咔嗒咔嗒”响着、从巷口拐过来了。
他骑到修车店，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纸箱抱进去，放在工具箱旁边，跟那张“我在”的纸条放在一起。纸条还在，纸箱也在了，但她不在了——但她说过，下辈子，她等他来画。他等着。
他把纸箱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衣服叠好放在架子上，帆布鞋放在工具箱旁边（鞋带上的蝴蝶结他没拆，因为那是她系的，系了一辈子），歌词本放在枕头底下，铁盒放在工具箱上面，纸条一张一张捋平、叠好、塞进铁盒里，那颗化了的糖他剥开糖纸，把黏糊糊的糖塞进嘴里，奶味已经淡了，更多的是糖纸的蜡味，但他没吐，因为这是她给的，她给的什么都甜，连蜡都是甜的。
他蹲在台阶上，把铁盒打开，把那些小乌龟一张一张拿出来，按日期排好，从2005年排到2008年。他看着那些日期，看着那些字迹，看着她一笔一划写下的那些心事——他才知道，原来她记了这么多，原来她记得每一次牵手、每一次对视、每一次他偷偷看她、每一次她假装不知道。他才知道，原来她一直在等他，从高一等到高三，从河堤等到修车店，从“我在”等到“我等你”，等到最后，她不等了，不是不想等，是等不了了。
他把铁盒盖上，抱在怀里，抱了一夜。抱到天亮，抱到手指伸不直，抱到铁盒上的漆蹭在他胸口、蹭出一道红印子，像一道伤口，但不是伤口，是她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下辈子，我等你来画。”
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晚安”。他骑着自行车，往家的方向走，路过青城师范学院的时候，他停下来。校门口的大门关着，门卫大爷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蒲扇，一下一下地扇。他盯着那扇大门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哈哈哈”的笑，是那种嘴角弯了一下、眼睛亮了一下的笑，像她笑的时候那样，像她说“好看”的时候那样。
“晚星，我会替你考完的。”他在心里说。
风吹过来，把他的话吹散了，但他知道，她听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