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星走后的第七天，录取通知书来了。
邮递员按了两下铃，没人应，就把信封塞进了信箱。信封是牛皮纸的，厚厚的，沉甸甸的，像装着一块石头。妈妈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手还是湿的，围裙上沾着面粉，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打开信箱，把信封抽出来。
她看到寄件人那一栏写着“青城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手指停了一下。停了几秒钟，然后把信封翻过来，没拆。她把信封贴在胸口，贴了一会儿，转身走回了屋里。灶台上的粥还在咕嘟咕嘟冒泡，她没关火，也没盛粥，就那么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攥了很久。信封被她手心的汗洇湿了一小块，边角卷起来了，她也没松手。
她没拆。不是不想拆，是不敢拆。她怕拆开之后看到“录取”两个字，怕看到“请于9月10日前到校报到”，怕看到晚星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印在白纸上。她怕看到这些字的时候，晚星不会从房间里走出来，不会接过信封，不会笑着说“妈，我考上了”。她怕看到这些字的时候，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阳台上的帆布鞋还在，衣架上那件浅蓝色的衬衫还在风里晃，但穿鞋的人不在了，穿衬衫的人不在了。
她坐了一上午，坐到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移到了正中间，坐到灶台上的粥凉了，凝了一层皮，坐到隔壁邻居家的电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她站起来，走进晚星的房间，把枕头拿起来，抱在怀里，枕头上还有晚星头发的味道，淡淡的，像刚晒过的被子。她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就不肯抬起来了。
她没哭。她的眼睛是干的，干得像冬天龟裂的河床，一滴水都没有了。她哭了太多次了，从晚星走的那天哭到下葬那天，从下葬那天哭到昨天晚上，哭到眼泪流干了，哭到眼眶疼了，哭到再也流不出来了。
她站起来，把信封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又拿了一个塑料袋套在外面，系了一个结，系了两道，系到手指都勒红了。她出了门，往墓园的方向走。不是坐车，是走路，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数，数她走了多少步，数晚星走了多少步，数她们母女俩这辈子还能一起走多少步——一步都没有了，只剩她一个人走了。
墓园在城郊，走过去要四十分钟。她走了四十分钟，一步都没停，腿软了也没停，膝盖疼了也没停。她走到晚星的墓碑前，蹲下来，把塑料袋打开，把那个信封拿出来。信封已经被她攥得皱巴巴的了，边角卷着，上面还有她手心的汗渍，干了，留下一圈淡淡的印子，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她用指甲抠开封口，把里面的纸抽出来。是一张录取通知书，白底黑字，上面印着晚星的名字，印着“青城师范学院”，印着“请于9月10日前到校报到”。她把这张纸看了三遍。第一遍，她看清了字；第二遍，她听到了晚星的声音——“妈，我考上了”；第三遍，她的手开始抖，抖得纸在她手里哗哗响，像一片在风里挣扎的叶子。
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火机是红色的，塑料壳，上面印着“红塔山”三个字，是晚星她爸留下的，他走了之后就一直放在抽屉里，打不着火了，她打了三下才打着，火苗窜起来，橘黄色的，在风里晃了一下，没灭。
她把录取通知书的一角凑近火苗。纸着了，火舔着纸边，慢慢往上爬，从“林晚星”爬到“青城师范学院”，从“青城师范学院”爬到“请于9月10日前到校报到”。纸灰飘起来，一片一片的，黑黑白白的，像雪，但雪是白的，纸灰是黑的，黑得像晚星咳嗽时吐在纸巾上的那丝血，黑得像她凌晨三点写“我太累了”时笔尖戳破的纸洞。
“晚星，你考上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嘴唇都在抖，“你考上了，妈替你高兴。”
风把纸灰吹起来，吹到空中，打着旋，旋了一圈又一圈，像在跳舞，又像在找回家的路。她盯着那些纸灰看了很久，久到纸灰落在地上，落在她的鞋上，落在晚星的名字上。她伸出手，想接住一片，但纸灰太轻了，轻到她的手还没伸过去，就被风吹走了。
阿哲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他站在她身后，没出声，但她知道他在，因为她听到了工具箱叮叮当当的声音——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工具箱夹在后座上，骑过坑洼的路面时，扳手和螺丝刀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像在说“我来了，我来了”。
他蹲下来，蹲在她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不是录取通知书，是晚星写的那封信——“阿哲，你不要怪我。我只是太累了。”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也放进了火里。火苗舔了一下，纸卷起来，缩成一团，变成灰，灰被风吹散，散在晚星的碑前，散在她的名字上。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风从墓园的那头吹过来，吹过一排排墓碑，吹过那些刻着名字的石头，吹过那些还没来得及刻名字的空地。阿哲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颗没剥的大白兔奶糖——糖已经化了，糖纸黏糊糊的，粘在他手指上。他把糖纸拿出来，展开，糖纸上的兔子笑得憨憨的。他把糖纸也放进了火里。
火灭了。纸灰落了一地，黑黑白白的。阿哲站起来，把铁盒从自行车筐里拿出来，放在碑前。铁盒里装着那些小乌龟，从2005年到2008年，每一只都在看她。他把铁盒打开，让那些小乌龟朝着晚星的名字，让它们陪着她。
“阿姨，我替她考完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她没做完的事，我替她做。她没活完的日子，我替她活。”
晚星妈妈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伸出手，握住了阿哲的手。她的手很凉，凉得像晚星冬天的手。阿哲没缩，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久到她的手从凉变温，从温变热。
她站起来，腿麻了，扶着碑站了一会儿。她看着晚星的名字，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了。走到墓园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没回头，但她说话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阿哲，谢谢你。”
阿哲没说话。他蹲在碑前，把铁盒盖上，抱在怀里，抱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风停了，久到墓园的管理员走过来，说“天快黑了，该走了”。他站起来，把铁盒放进自行车筐里，骑上车，走了。
骑出去一段路，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晚星妈妈的背影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一排排墓碑，和墓碑后面那片灰蒙蒙的天。他转回头，继续骑，工具箱叮叮当当的，像在说“晚安”。
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
他想起晚星说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她说“以后当老师，你修车，我们都在青城”。他嘴角想翘一下，但翘不起来，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在抖，抖得他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他没笑，但他把铁盒抱在怀里，抱了一路。抱到修车店，抱到卷帘门拉下来，抱到台阶上，抱到天亮。
铁盒还在，她也在——在那些小乌龟里，在那封信里，在“下辈子我等你来画”这句话里。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