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傍晚，妈妈在浴室里找到了她。
水龙头开着，凉水漫了一地，她躺在冰凉的水里，脸白得像她咳嗽时捂嘴的作业本封面，嘴唇没有颜色，手指蜷着，像在握什么东西——握一支笔，握一颗糖，握阿哲的手。水龙头没关，水哗哗地流，流进下水道，像眼泪，但不是眼泪，是水。
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了整条巷子的安静。邻居们推开窗户往下看，看到担架抬出来的时候，有人捂住了嘴。晚星被抬上车的时候，她的手机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屏幕上还留着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阿哲，对不起。”收件人写着“阿哲”，但没有发送，信号格是空的。
阿哲赶到医院的时候，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两根，一闪一闪的。他找到病房，门开着，晚星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面罩，透明的塑料罩子里全是白雾，一呼一吸的，很慢，慢到像是在数——数她还能呼吸几次，数她还能撑几分钟，数她还能不能等到他来。
淼淼趴在床边，把晚星的手从被子下面拉出来，握在手心里。晚星的手凉凉的，凉得像冬天，凉得像她再也没机会捂热的冬天。淼淼把那只手贴在自己脸上，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滑，滴在晚星的手背上，一滴一滴的，亮晶晶的，像她咳嗽时从嘴角漏出来的那丝血。
“晚星，你醒醒，你醒醒啊——”淼淼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粗粝粝的，像砂纸磨玻璃。她把晚星的手搓了又搓，搓到自己的手也凉了，搓到掌心磨红了，搓到手指发麻，晚星的手还是凉的。她搓不热了。
林涛站在门口，没进去。他靠着门框，把脸转过去，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户外面是灰蒙蒙的天，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盏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一团光，像被人随手扔在那里的橘子。他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他把拳头塞进嘴里，咬住了，咬出了血。
老吴是第二天来的。他站在床尾，看着白布下面那个小小的隆起，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咽了好几次，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把一束花放在床头柜上，花是白色的，花瓣上还有露水，是他一大早骑自行车去花店买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回头，说了一句：“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说完就走了。
晚星的姑姑和舅舅来了，邻居王婶也来了。姑姑站在门口，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漏出来。舅舅没进去，他转过身，面朝墙，肩膀一抖一抖的。王婶拉着妈妈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出一句“她是个好孩子”，然后就说不下去了。
凌晨三点，抢救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看了他们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不是悲伤，是那种“我已经尽力了”的空，像修车店墙角那个空了的轮胎架，轮胎搬走了，架子还在，但什么也没有了。
“她的肺本来就很差，”医生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感染太重了，再加上……外伤。她的身体撑不住了。我们尽力了。”
外伤。妈妈听懂了。她想起晚星从超市回来那天，衣服上有泥，裤腿撕了一道口子，手上有擦伤，她说“摔了一跤”。她没有问，她以为真的是摔了一跤。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摔跤。她的腿软了，扶住墙才没倒下去。她没有哭，她的眼睛是干的，干得像冬天龟裂的河床，一滴水都没有了。
晚星是在凌晨四点走的。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从波浪变成直线的时候，发出了长长的蜂鸣声，像一只找不到家的虫子，在病房里嗡嗡嗡地叫，叫了一会儿，就停了。没人按掉它，因为所有人都愣住了。
阿哲跪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他没有声音，但他的肩膀在剧烈地抖，抖得像那天她在校门口蹲下去捡硬币时的样子，抖得像她写“我太累了”时手抖的样子。他把那本歌词本从口袋里掏出来——她送他的那本，封面贴了透明胶，透明胶已经发黄了。他把歌词本抱在胸口，抱得很紧，紧到封面的边角硌着他的胸口，疼，但他没松手。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护士推着推车走过来，把白布盖在晚星身上。白布把她整个人盖住了，从脚趾盖到头顶，像冬天的雪——雪是冷的，她也是冷的。
晚星妈妈从床底下拿出那个铁盒，递给阿哲。她的手没抖，声音也没抖。
“她留给你的。”
阿哲接过铁盒。铁盒很小，比巴掌大一圈，红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黑，黑得像修车店地上的油污，黑得像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油泥。他打开盖子，盖子很紧，他抠了一下，没抠开，又抠了一下，开了。
里面是一叠纸，叠得整整齐齐的，角对角，边对边，像折纸一样。他拿起最上面一张，展开——是一只小乌龟，壳是圆的，花纹是螺旋形的，四条腿短短的，头歪着，像在看他。小乌龟下面写着一行字：“2005年9月，上课传纸条。阿哲画的。”字迹工工整整的，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
他一张一张地翻。
第二张：“2005年10月，河堤。他分耳机给我听。”第三张：“2005年11月，雨夜。他把伞给我了。”第四张：“2006年1月，跨年。烟花下他牵我的手。”第五张：“2006年3月，河堤。他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他的手好大。”第六张：“2006年5月，后山。他刻了字，画了小乌龟，我说‘永远不散’。”第七张：“2006年9月，高二开学。他坐在我后面第四排。”第八张：“2007年1月，元旦晚会。他又唱歌了，还是跑调。”第九张：“2007年3月，修车店。他搬轮胎，手上全是油。”第十张：“2007年6月，他说‘我一定会参加高考’。”第十一张：“2008年5月，汶川地震。他把所有钱都捐了，每天只吃馒头。”第十二张：“2008年6月，高考。他没来，但我替他考了。”
每一张纸都被摸得起了毛边，折痕处快断了，像是被人反复打开、看了很多遍、又合上、又打开。他知道是谁看的——是她自己。她在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把铁盒从床底下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到眼睛酸了、哭了、把眼泪擦干、继续看。
他翻到最后一张，不是小乌龟，是一封信，叠得整整齐齐的。他打开，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不齐，字迹歪歪扭扭的，手在抖——
“阿哲，你不要怪我。我只是太累了。这辈子太短了，下辈子我等你来画。还有，替我考完。我没能做到的事，你替我看。”
阿哲盯着这几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了三遍。第一遍，他看清了字；第二遍，他听清了她的声音；第三遍，他感觉到她的手在纸上颤抖——不是现在，是写这封信的那个凌晨，凌晨三点，她坐在窗前，台灯昏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纸页哗哗响，她的手在抖，抖得写错了又涂、涂了又写，写到“对不起”的时候，笔尖戳破了纸，她没换纸，因为那是最后一张了。
他把信贴在胸口。胸口湿了一块，不是眼泪，是汗，是血，是他说不出口的那句“我来了，但你来晚了”。
他跪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他哭不出声，因为他怕吵醒她——她好不容易睡着了，好不容易不咳嗽了，好不容易不用再在凌晨三点爬起来写“我太累了”。
下葬那天，下着小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空撒盐。墓地在城郊，新坟，土是湿的，墓碑是灰色的，上面刻着“林晚星”三个字，刻着“1990-2008”。她只在这个世界上待了十八年。
阿哲跪在坟前，把铁盒放在墓碑旁边。铁盒里装着那些小乌龟，从2005年到2008年，每一只都在看他。他没哭，他的眼睛是干的，干得像他搬轮胎时手上的油污，洗不掉，也不想洗了。他把手放在墓碑上，碑是凉的，凉得像她冬天的手——她冬天的手凉，他帮她捂过，捂了三年，捂到她手热了，但人凉了。
淼淼把一束白色的菊花放在坟前。她蹲下来，把晚星的手从想象里拉出来，握在手心里，说“你手怎么这么凉”——晚星没回答。风把花瓣吹落了一片，落在淼淼的手背上，白白的，薄薄的，像一片雪，但雪是凉的，花瓣也是凉的。
林涛站在最后面，手里什么都没拿。他不知道该拿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她。他就那么站着，站在雨里，雨打在他的头发上，顺着额头往下淌，淌进眼睛里，他分不清那是雨还是泪。
老吴没来下葬。他站在学校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操场边那棵梧桐树。树比他高一的时候高了一大截，枝桠伸到了四楼的窗户边。他手里拿着晚星的作文本，不是高考的，是她高二时写的，题目是她自己起的，叫《我的路》。她写的是——“我的路不长，但我不想一个人走。”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灰蓝变成墨黑，他把作文本合上，放进抽屉里，锁上。
晚星妈妈最后一个走。她站在坟前，风吹着她的头发，头发白了几缕，像冬天的霜。她伸出手，摸了摸墓碑上的字，手指描着“晚星”两个字，一笔一划的，像在写，像在刻，像在把她女儿的名字再刻一遍，刻深一点，深到风吹不掉，雨冲不走，深到下辈子她还能找到她。
“晚星，妈走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在那边好好的，妈在这边好好的。妈答应你，好好的。”
她转身走了，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等晚星追上来。但晚星不会追上来了。她永远都不会再从后面跑过来，从背后捂住妈妈的眼睛，笑着说“猜猜我是谁”了。
阿哲一个人留在坟前。雨停了，风还在吹。他把铁盒打开，把那些小乌龟一张一张拿出来，按日期排好，从2005年排到2008年。他一张一张地看，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那张纸上除了那只小乌龟，还有一行他以前没注意到的小字，写在纸的最下面，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像是写完了才发现还有话要说，又舍不得浪费一张新纸，就挤在角落里——
“阿哲，下辈子，我不画小乌龟了。我画你。”
阿哲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无声流泪，是那种“我忍不住了”的哭。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闷闷的，像她咳嗽时用课本捂住嘴的声音，像她写“我太累了”时笔尖戳破纸的声音。他哭得像个孩子，跪在湿冷的泥土上，把铁盒抱在怀里，哭到声音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天黑了。
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他想起她写的“月亮像一颗糖”。他抬起头，看着月亮，月亮很亮，亮得刺眼，亮得他看不清了，因为他的眼睛里全是泪。
他把铁盒盖上，抱在怀里，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住墓碑才站稳。他低头看着碑上“林晚星”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半，但他知道她能听到——
“下辈子，我等你来画。你画什么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