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堡垒之国已不似古时，绝对权力建立的国家是人们已知世界中唯一一种文明形态，当外面的世界已被现代文明照亮，其实不少人已看到覃制必然通往这潭死水，可只要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只要还是在本能支配下只看得到权、看得到利，而看不到“人”，那么即便看到那“必然”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真正的文明只可能是内生的，她是心灵之信的产物，是心灵之信藉由思想长出意识上的观念实体，进而塑造出超越本能和动物性的人的社会现实。
可是在洛伽梵的神曲传入与“心门”诞生之前，堡垒之国从来不具备这个根本条件，在本能之信的笼罩下，可能建立的从来不是文明之治，而只可能是绝对权力构建的利益之治：通过绝对权力从普罗大众身上吸血，把最大的“利”集中在自己手中，然后拿出一小部分，厚养所谓的“体制内人员”，给他们远超普通国民的优厚待遇、保障和特权，再用一套看似“纪律”的严格规范加以约束，使之完全服从于权力，一手硬一手软如训练动物一般，但这招对被本能支配的堡垒之人就是有奇效，以此把他们收为对绝对权力死心塌地的基座，至于普罗大众，用手中垄断的教育权、舆论权去欺骗他们、洗脑他们、愚化他们，就会得到大量的基本盘——毕竟思想的土壤都被消灭干净了，没有思想能力的人们还是很容易欺骗的，何况没有心灵之信的地方，他们内心的本能也是权力编织的谎言和幻象最好的内应，只要投其所欲，它们本就乐于相信那些能满足其本能心理的弥天大谎，让它们整天看着台上的绝对权力演的各种大戏，它们就会不知不觉代入权力视角，丝毫不会去分辨那里面的虚假和背后就为它们量身定制的统治术，更不会去看这些大戏和其中的演员都是由从它们身上吸的血供养的，绝对权力一直以来都用从它们身上吸的血维持着这一整套吸血机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压迫它们、欺骗它们、愚弄它们、剥夺它们的权力机器。
公理、公平、公义，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是没有市场的，你大可以呼唤她们，打起她们的旗帜，但她们只能存在于空气里，永远无法在这里落地，因为根本没有她们可以存活的土壤。
体制内的人，它们本就是奔着保障、待遇、特权才加入体制，它们赖以衣食无忧、老病不愁、高人一等的体制本就不是建立在公理、公平、公义之上的，给民众演戏时它们大可用这些理念编织出一些漂亮文章裱糊自身所在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乃至文明性，但目的绝不是追寻这些理念，而是用这些理念炮制谎言维护其根本利益所系的这套不公理、不公平、不公义的专制特权体制，本能之信笼罩下这些理念和它们手里的特权、利益相比其实什么都不是，而只可能是被后者利用的工具。
本能之信下，人，不是目的，人的理念也不可能是目的；本能之信下，人，是工具；人的理念也只可能是工具。
至于体制外享受不到特权的民众，它们呼吁公理、公平、公义其实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专制特权制度下受损的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因为其心同样最终只由本能支配，所以公理、公平、公义同样不是目的，也只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一旦利益得到一点补偿或甜头，公理、公平、公义也就不重要了。
“有奶就是娘”，其实还可以有下一句，“没奶才骂娘”，这才是本能之信下堡垒之国人心的真实写照。也只有自己嘴边的奶被夺走的时候，这里的人才会呼唤公理、公平、公义，而没被夺走，甚至占了便宜的人都是闷声享用，别人的死活关我屁事。
公理、公平、公义从来不在被本能之信支配的堡垒之人最根本的真实里，又怎么可能在这里得到真正实现？
就像它们会敬佩东方的沃盛顿，却视自己历史上的宋骧公为傻叉，这种反差其实是它们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折射，前者因为其处于东方的语境里，所以他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才被视为美德；后者则处于堡垒之国的语境里，为了恪守规则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便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傻叉。
且不说后者是否过于墨守成规，在为了自己心中某种信念而放弃实利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可在堡垒之人眼中的定位则截然不同。
至于为什么会不同，“心门”诞生前的堡垒之人是看不到的，它们更不会去想沃盛顿所行之事在堡垒之国其实从来都是不可能的。
沃盛顿所做的事能在那个东方国家发生，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和他身边的部属，以及那里的民众心中有某种超越利益的东西存在，正是因为这种更高存在，让他放下了到手的巨大权力，而他的属下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民众也视之为英雄、伟人，而不是蠢蛋。
这说明他们进行的那场战争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之外，确实也为那更高的存在而战，而赴死。
可是在堡垒之国，自从几千年前心灵之信的萌芽被彻底掐灭后那种高于利益的存在从来都是不存在的，这里自古以来，“国家”都是世间最大利益的载体，是利的代名词，争夺“国家”的战争就是为了夺取这最高利益，带头打天下的大哥就是为这来的，跟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都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双方是在这一点上互相锁定的利益共同体，所谓“逐鹿中原”逐的就是这头肥鹿，老百姓从始至终只是猎物，也是打天下时的炮灰，那些宏伟口号，大义宣言，都是说给炮灰们听的，好让他们乖乖去战场上买命，或埋头在后方当牛做马，而操弄这些名义的帝王将相们则从来盘算的都只是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