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扣“咔嗒”一声，把世界关在了外面——妈妈的声音、电视里的烟花、厨房里红烧肉的香味，全被那一声“咔嗒”切断了，像一刀剪断了一根线，线那头是她，线这头也是她，但她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第一天。
水龙头没关，水一直在流，凉水，从指尖凉到手腕，从手腕凉到胳膊肘，凉到她觉得自己的血都快被冻住了——但她没关，因为关了就更安静了，安静了她就会听到自己脑子里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在说“你脏了”。
她蹲在浴缸旁边，把脸埋在膝盖里，校服湿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像那天雨夜共伞时阿哲的校服贴在她肩膀上的温度——但阿哲的温度是热的，水是凉的，凉到她分不清自己是在发抖还是水龙头在抖。她想起阿哲说“一起考大学”，那是高二，在河堤上，她说“我当老师，你修车，我们都在青城”，他说“嗯，都在青城”——那个“嗯”她记了两年，记到现在，记到她的膝盖磕破了、手擦伤了、衣服上全是泥、水龙头哗哗响，她还在记。他还说过“你下班我来接你”，那是更早的时候，在河堤上，晚风吹过来，路灯橘黄色的，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说“以后当老师，你修车”，他说“你下班我来接你”——他来接她，他还没接过，她还没下过班，还没站上讲台，还没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没等到他来接。
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那种“哇”一下哭出来的掉，是那种“我不想哭、但眼泪不听话”的掉——一滴从右眼先出来，沿着鼻梁往下滑，滑到嘴角，她舔了一下，咸的，比海水的咸还咸，比汗水的咸还咸，比她这辈子尝过的任何东西都咸。她没擦，因为擦了还会流，流了还要擦，擦了又流，她累了。
水龙头还在哗哗响，眼泪还在流，她蹲在浴缸旁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不是阿哲他妈，阿哲他妈蹲在医院走廊上哭不出声，她蹲在自己家的浴室里也哭不出声，两个哭不出声的女人，一个在医院，一个在浴室，一个为丈夫，一个为自己。
她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大概一分钟，大概十分钟，大概久到热水器里的水都凉了。她站起来，把水龙头关了，浴室突然安静了，安静到她能听到自己的呼吸，一下一下的，像拉风箱，像他爸腿刚断时躺在病床上的呼吸，粗粝粝的，像砂纸磨玻璃——她不喜欢这个声音，因为它让她想起医院，想起消毒水的味道，想起走廊上蹲着哭不出声的阿哲他妈。她擦干身体，换上睡衣，睡衣是棉的，软软的，穿上去的时候布料蹭到膝盖上的伤口，疼了一下，她低头看了看，膝盖破了一块皮，露出粉色的嫩肉，像没熟透的桃子——她没处理，因为她不知道该涂什么药，因为她的药箱里只有咳嗽药，因为咳嗽药涂在膝盖上没用。
她走出浴室，妈妈已经睡了。客厅的灯关了，电视也关了，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地的盐。她走进自己的小角落，关上门，没开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了的河——她以前觉得那道裂缝像河，现在觉得像伤口，不是她手上的伤口，是别的地方的伤口，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一直在疼的。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被子是棉的，软软的，但盖住脸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被埋在“没事”这两个字里——她对妈妈说“没事”，对淼淼说“没事”，对阿哲说“有点，没事”，“没事”说多了，就真的没事了，没事到她自己都信了，但她不信，她不敢不信。
第二天。
她是被咳嗽咳醒的，不是那种“嗓子痒了咳一下”的咳，是那种从肺里往上涌、像有人拿羽毛在气管里扫、你越忍越痒、越痒越咳、咳到弯了腰、咳到眼泪出来的那种咳。她趴在床边，用枕头捂住嘴，把咳嗽声闷在枕头里，闷到枕头都跟着颤，闷到她怕吵醒妈妈。咳嗽停了，她坐起来，床头柜上放着那本歌词本，封面上的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了一下她的手指，疼了一下，不厉害，但刚好能让她想起——想起昨天晚上，想起烟花，想起醋瓶子碎掉的声音，想起那三个没人接的电话。
她翻开歌词本，一页一页地翻。前面抄的都是歌词，从第一页开始，一首一首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到工工整整，像一个人在慢慢长大——不，不是长大，是靠近，靠近一个人，靠近到她的字都变得好看了，靠近到她把他的纸条夹在歌词本里，靠近到她在每一页空白处画小乌龟。她翻到其中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笔迹很重，重到纸的背面都凸起来了，像浮雕，像她咳嗽时从肺里涌上来的那股气。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想起写这行字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像一颗糖，她坐在床边，想着阿哲会不会记得她，想着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他会不会在某个下雨天撑开那把破伞、看到伞面上的小洞透进来的光、然后突然想起她。
她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她把那一页撕了——不是轻轻地撕，是那种“我不想看到它”的撕，“刺啦”一声，纸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像前天摔在地上的那瓶醋，碎了，粘不回去了。她把撕下来的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纸团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墙角，停住了，像一个蹲在角落里的小孩。她盯着那个纸团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太阳从灰白变成金黄，久到她听到妈妈在厨房里煮粥的声音，锅盖碰锅沿，叮叮当当的，像在说“吃饭了”。她弯腰捡起那个纸团，展开，纸皱巴巴的，字被折痕切断了，“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变成了“如有一天我不在”，“果”字没了，“了”字只剩一半。
她从抽屉里翻出透明胶，透明胶是旧的，边角翘起来了，她用指甲抠了半天才抠出个头。她撕了一截，把纸条粘回去，粘了两条，横的一条，竖的一条，像给伤口贴创可贴，贴得不平整，歪歪扭扭的，但她没再撕，因为撕了还要粘，粘了还要撕，她累了。她把歌词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她不想再看了。
第三天。
凌晨三点，她醒了——不是被咳嗽咳醒的，是被自己心里那个声音吵醒的，那个声音说“你脏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脏”，还有一个声音说“你以后怎么办”。三个声音吵了很久，吵到她从床上坐起来，吵到她打开台灯，吵到她拿起笔。
台灯是旧的，灯泡是白炽灯，瓦数不高，光晕昏黄昏黄的，照在歌词本上，把白色的纸染成了米黄色，像泡了很久的茶水。她翻开歌词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笔尖停在纸面上，洇出一个蓝色的圆点，像一滴眼泪，但不是眼泪，是墨。她写——“阿哲，对不起。我太累了。”字歪歪扭扭的，手在抖，抖得“对”字的“又”写成了“乂”，“起”字的“走”写成了“土”，“累”字的“田”写成了“日”。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想改，但没改，因为她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改，不知道改了之后会不会再写一遍。
她把笔放下，把歌词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是老式的，铁框，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锈，像一块陈年的伤疤。她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吹得桌上的歌词本纸页哗哗响，吹得她眯了一下眼睛。窗外有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她想起自己写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他说的“你一定能上大学”，想起他说“嗯”的时候呼吸顿了一下的那个瞬间。她嘴角想翘一下，但翘不起来，因为她脸上的肌肉在抖，抖得她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她把一只手伸到窗外，手心朝上，像在等什么东西落下来——是雨？是雪？是糖？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凉，只有她一个人在凌晨三点站在窗前，看着月亮，想着他。她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个下雨天撑开那把破伞、看到伞面上的小洞透进来的光、然后突然想起她。她只知道，她太累了。
风把桌上的歌词本吹开了，纸页哗哗哗地翻，翻到“今天他牵我的手了”，翻到“他笑了，很好看”，翻到“给阿哲。夏天快乐。——晚星”，翻到“以后当老师，你修车，我们都在青城”。那些字一个一个从纸面上站起来，飘在风里，飘在她眼前，飘到她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把凉风。她没抓住，她什么都没抓住。
她把手缩回来，关上窗户，窗框磕了一下，没关严，留了一条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呜呜的，像在哭，但不是她在哭，是风。她躺回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手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以前有他的温度，凉凉的，像薄荷糖；现在没有了，不是他不在了，是她没伸手，她怕自己伸手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歌词本的封面。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了一下她的手指，疼了一下，不厉害，但刚好能让她记住——记住这个晚上，记住这行字，记住“对不起”和“我太累了”。她把歌词本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抱在怀里，抱得很紧，紧到封面的边角硌着她的胸口，疼，但她没松手。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她盯着月亮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酸了，眨了一下，月亮还在，但糊了，像隔了一层水雾。
她闭上眼睛，嘴角没翘，但她把歌词本贴在胸口，心跳很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她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醒来，不知道醒来之后会不会去修车店送饭，不知道阿哲会不会问她“你怎么没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现在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心跳，还抱着那本写满了他名字的歌词本。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点湿，不是眼泪，是口水——好吧也可能是眼泪，但她不承认，因为承认了就说明她怕了，她不能怕，她怕了阿哲怎么办，她怕了妈妈怎么办，她怕了“一起考大学”这五个字怎么办。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钉在她心上，钉在她肺里，钉在她每一个咳嗽的夜晚。疼，但她不能拔，拔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又摸了一遍歌词本。封面上的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还在，扎手，但扎习惯了就不觉得疼了。就像咳嗽，咳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就像等一个人，等习惯了就不觉得久了。她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她知道等不到了——不是他不来，是她等不了了。
她把歌词本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窗外，月亮慢慢挪着，挪到了窗户的左上角，被窗框切掉了一小块，像一块被掰开了的饼干——不，像一颗被咬了一口的糖。谁咬的？不知道，也许是月亮自己咬的，它饿了，它吃了自己一口，疼了，就不吃了，就那么缺着一块挂在天上，缺了很久很久，久到所有人都习惯了它缺着一块，没人记得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她记得。她记得月亮完整的时候，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她记得他牵她的手的时候，手凉凉的，像薄荷糖。她记得他说“我来”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她心上。她记得所有的事，记得太多了，多到她的心装不下了，多到她的肺装不下了，多到她的咳嗽一声比一声重。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天快亮了。她听到窗外的鸟叫，一声一声的，脆生生的，像在说“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但她不想醒。她不想醒过来面对今天，不想面对明天，不想面对没有他的后天。她不想面对那张脸、那只手、那瓶碎了的醋、那三通没人接的电话。她不想面对“我脏了”这三个字。
但她还是醒了。不是自己想醒的，是咳嗽把她咳醒的。她趴在床边，用枕头捂住嘴，把咳嗽声闷在枕头里，闷到枕头都跟着颤，闷到她怕吵醒妈妈。咳嗽停了，她坐起来，窗外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白花花的，照在她脸上，刺眼。她用手挡住眼睛，手指缝里漏进来几道光，亮亮的，碎碎的，像她第一次在音像店门口修磁带时，透明胶在阳光下反着的光。
她把歌词本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自己写的那行字——“阿哲，对不起。我太累了。”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替我考完。我没能做到的事，你替我看。”
字迹工工整整的，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她把笔放下，把歌词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吹得桌上的歌词本纸页哗哗响。她深吸一口气，空气是凉的，凉的从鼻子进去，从嘴巴出来，变成白气，散在风里。
她闭上眼睛。
风还在吹，歌词本的纸页还在哗哗响。她没有跳，她只是站着，站着站着，眼泪又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没擦掉，又擦了一下，还是没掉，就不擦了。她转过身，走回床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把脸埋进枕头里。
她没有死，她只是太累了。累到不想动，累到不想哭，累到不想再对自己说“没事”。她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头，被子里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她看不到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不到窗外的月亮，看不到自己写的那些字。她只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在数——数她还能撑几天，数她还能忍几次，数她还能在“没事”这两个字里活多久。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她不想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