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表交上去之后，日子像被谁按了快进键——不是那种“唰唰唰”的快，是那种“你明明觉得才过了一天、抬头一看日历已经翻到了八月”的快，快到晚星的咳嗽还没来得及好，奥运就来了。
2008年8月8日，青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国旗和五环旗，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黑的，五种颜色在电线杆上飘，像五条不同颜色的河，从巷口流到巷尾，流到每一个有电视的窗口。她家那台老式电视机早就坏了，屏幕中间有一条竖着的绿线，把画面切成两半，像一道永远长不好的伤疤，但妈妈还是把它打开了，因为今晚是开幕式，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看，因为她想让晚星也看看——看看这个世界还有热闹的时候，看看烟花把天炸成白天的时候，看看所有人都笑着的时候。
晚星坐在电视机前，手里织着那条还没织完的围巾——不是给阿哲的，是给妈妈的，灰色的，毛线是上次买围巾时剩下的。她织得很慢，针脚还是不均匀，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但比上次好多了，因为她织了很多个夜晚，从高考后织到成绩出来，从成绩出来织到志愿填完，从志愿填完织到八月的风吹进来、吹得窗台上的帆布鞋鞋带晃来晃去。她不知道自己在赶什么，但她知道她得赶，因为冬天会来，因为妈妈怕冷，因为她怕自己织不完。
电视里，姚明举着国旗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个小孩，小孩手里拿着一面小旗，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鸟巢的灯光把夜空照成了白昼，烟花在头顶炸开，一朵接一朵，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像有人打翻了一整箱颜料，泼在天上，泼成花的形状、星星的形状、流星的形状、眼泪的形状。晚星盯着那些烟花看了很久，想起跨年那天，广场上的烟花也是这样炸开的，阿哲的手在人群中摸索，碰到她的手，握住，两个人的手心都是汗，谁都没松——那时候她以为“永远不散”是真的。
“晚星，帮妈去买瓶醋。”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泡，香味飘过来，甜丝丝的，混着酱油的咸，“家里的用完了，快去快回，肉还没好呢。”
晚星把围巾放在沙发上，毛线球从沙发上滚下去，滚到茶几腿旁边，停住了，像一个蹲在角落里的小孩。她弯腰捡起来，放在茶几上，拿上钱包，推开门，走了出去。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的，像在打瞌睡，她走下楼，脚步很轻，轻到像是在数——一级，两级，三级，数到第八十二级的时候，她站在单元门口，外面的天还没黑透，但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一团一团的，像被人随手扔在那里的橘子。
她往超市的方向走，路不远，过两条巷子就到。她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等什么人来追她——但没有人来，阿哲在修车店，他在搬轮胎，手上全是油，扳手拧得咯吱咯吱响，他不知道她出来了，不知道她要去买醋，不知道她的口袋里装着手机，手机里存着他的号码，她随时可以拨出去，但她没拨，因为她怕他听到她的咳嗽，怕他问“你怎么还在咳”，怕他说“你去医院看看”，怕她说“看了，没事”，怕这个对话再重复一遍，重复到她连自己都信了“没事”是真的。
她走过第一条巷子的时候，咳嗽了一声，用拳头堵住嘴，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堵墙。她停下来，喘了两口气，抬起头，看到天上的月亮——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她想起自己写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他说的“你一定能上大学”，想起他说“嗯”的时候呼吸顿了一下的那个瞬间。她嘴角翘了一下，翘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她翘了，因为她知道，明天她还会去修车店送饭，还会看到他蹲在台阶上啃馒头，还会把保温袋放在他旁边，还会说“慢点吃”。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重复，重复，重复到她把“我等你”说成了习惯，把“有点，没事”说成了真话。
她走过第二条巷子，超市的灯白晃晃的，刺眼，像医院走廊上的灯管。她推开门，老板娘正在看奥运，电视挂在墙上，画面里是鸟巢的烟花，一朵接一朵，炸得人眼睛都花了。老板娘头都没抬，说“醋在第二排架子上，自己拿”。晚星走过去，拿了一瓶醋，走到收银台，付了钱，把醋装进塑料袋里。她转身的时候，电视里传来解说员激动的声音——“中国加油！奥运加油！”她听了一下，嘴角又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这个世界真热闹”的翘，热闹到没有人注意到她咳嗽，热闹到没有人问她“你还好吗”。
她推开门，走出去，拎着塑料袋，往家的方向走。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在地上，像铺了一地的橘子皮。她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数——一步，两步，三步，数到不知道第几步的时候，她听到远处的烟花声，嘭嘭嘭的，一声接一声，像心跳，但不是她的心跳，是奥运的心跳，是全中国的心跳，是她自己的心跳被盖住了、压住了、淹没了，她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只听到烟花在喊“中国加油”。
她走着走着，突然想唱歌。不是大声唱，是哼，哼《夏声》，哼那首她抄在歌词本第一页的歌，哼那首他在广播室唱跑调的歌，哼那首她在海边领唱时海风没有吹散的歌。她哼得很轻，轻到只有自己能听到，轻到像在跟自己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她会上大学，他会开修车店，他们会在青城，会在同一个月亮下，会在同一条河堤上，会在同一个“永远不散”的谎言里。
她哼着，走着，走过第一条巷子，走过第二条巷子，走到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路——从超市到家，从家到修车店，从修车店到医院，从医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她不知道这条路今天会走到哪里，她只知道路的尽头是家，家里有妈妈，有红烧肉，有那台屏幕上有绿线的电视机，电视机里在放奥运，烟花在炸，全国人民在欢呼。
后来的事，没有人知道。
她只记得塑料袋从手里掉下去，醋瓶子碎了，玻璃碴子溅了一地，醋流出来，酸味在空气里散开，像她小时候吃话梅时酸得眯起眼睛的感觉。她只记得天上有烟花，还在炸，嘭嘭嘭的，一朵接一朵，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像跨年那天一样。她只记得自己想喊，但喊不出来，因为她的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咳嗽，是恐惧，是那种从脚底板窜到头顶的、让你整个人僵住的、连手指都动不了的恐惧。
烟花还在放，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
她的口袋里，手机震了三次——不是来电，是她拨出去的。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拨的，也许是手指自己动的，也许是手机在口袋里被碰到了，也许是她在意识模糊的那一刻，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找到他的名字。
第一次，嘟——嘟——嘟——六声，没人接。
第二次，嘟——嘟——嘟——六声，没人接。
第三次，嘟——嘟——嘟——六声，没人接。
她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指甲掐进肉里，掐出四个月牙印。屏幕上的通话记录里，“阿哲”三个字下面写着“未接通”，一遍，两遍，三遍，三遍都是“未接通”。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是在搬轮胎，手上有油，摸不到手机；是蹲在车底，手机放在工具箱旁边，震动了他听不到；是巷子太深，信号断了，电话根本就没响过。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打了三次，三次都没人接。
后来，她站起来了，或者被人拉起来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走回了家，推开门，屋里灯亮着，电视还在响，妈妈从厨房探出头，手里拿着锅铲，锅铲上沾着葱花，绿绿的，碎碎的。
“怎么去了这么久？醋呢？”妈妈问。
晚星站在门口，没进去。她的衣服上有泥，裤腿撕了一道口子，手上有擦伤，红红的，像被什么东西刮过。她的头发乱了，脸上有灰，像从地上爬起来没来得及拍干净。她看着妈妈，妈妈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像两块石头碰了一下，但没有火花，只有沉默。
“摔了一跤。”晚星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都疼了，“没事，就是摔了一跤。”
妈妈盯着她看了两秒钟，那两秒钟里，晚星看到妈妈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妈妈没问，因为她知道问了也得不到真话——晚星从小说“没事”，从小说“有点”，从小说“摔了一跤”。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手擦伤了，衣服脏了，醋瓶子碎了，没事，就是摔了一跤。
晚星走进浴室，关上门，锁了。
她站在镜子前面，镜子里的人不像她——脸白得像纸，嘴唇没有颜色，眼睛下面有两团青黑，像被人用手指抹了一道灰，衣服上全是泥，裤腿撕了一道口子，手背上有一道血印子，已经干了，黑红色的，像一道干涸了的河。她盯着镜子里的人看了很久，久到镜子起了雾——不是热水的水蒸气，是她的呼吸，一下一下的，打在镜面上，糊住了那张陌生的脸。
她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凉得她指尖发麻。她把手伸到水下面冲，水从伤口上流过去，把干了的血冲掉，露出下面粉色的嫩肉，像没熟透的桃子。她没感觉到疼，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不知道哪里疼了——膝盖疼，手疼，胸口疼，嗓子疼，到处都疼，到处都不疼，疼到麻木了，麻木到分不清哪里是伤口、哪里不是。
她蹲下来，蹲在浴缸旁边，把脸埋在膝盖里。水龙头还开着，水哗哗地流，流进下水道，像眼泪，但不是眼泪，是水。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因为她的眼泪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在眼眶后面涨，涨得眼睛发酸，但就是出不来，像她咽回去的那些话，像她咽回去的那些咳嗽，像她咽回去的那些“我疼”。
她想起阿哲蹲在医院走廊上把课本抱在怀里的样子，想起他蹲在修车店门口把脸埋在膝盖里的样子，想起他说“撑不下去了”时声音没抖的样子。她现在蹲在浴室里，把脸埋在膝盖里，才知道，撑不下去的时候，不是哭，是哭不出来。
水龙头哗哗响，电视里烟花还在炸，妈妈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晚星，饭好了，出来吃。”
“来了。”她说，但她没动，因为她站不起来，因为她的腿在抖，抖得像她第一次在音像店门口抢磁带时阿哲的手——那时候阿哲的手在抖，她没问为什么，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害怕，因为紧张，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站起来，把水龙头关了，把脸上的水擦干，把衣服上的泥拍了拍，拍不掉，就不拍了。她打开门，走出去，坐到饭桌前。妈妈把红烧肉端上来，把米饭盛好，把筷子递给她。她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肉是甜的，但她尝不到甜味，只有咸，咸得像眼泪，像她没流出来的那些眼泪。
“好吃吗？”妈妈问。
“好吃。”她说。
妈妈没再问。两个人坐在饭桌前，电视里还在放奥运，烟花还在炸，解说员还在喊“中国加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问“你身上怎么有泥”，没有人问“你手怎么破了”，没有人问“醋呢”。沉默像一堵墙，墙这边是她，墙那边是妈妈，墙中间是那盘红烧肉，凉了，油凝在肉上，白花花的，像冬天的霜。
晚星吃完饭，把碗端到厨房，洗了，放在碗架上。她走进自己的小角落，关上门，没开灯。她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歌词本，翻开空白页，拿起笔，笔尖停在纸面上，洇出一个蓝色的圆点，像一滴眼泪，但不是眼泪，是墨。
她想写今天的事，但她不知道怎么写——写“我摔了一跤”？不是摔跤，是别的什么。写“有人……”？她写不下去，因为她不想记住，不想记住那张脸，不想记住那只手，不想记住醋瓶子碎掉的声音，不想记住烟花在头顶炸开的时候她的嘴被捂住了。她不想记住，所以她什么都不写。
她把笔放下，把歌词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了的河。她以前觉得那道裂缝像河，现在觉得像伤口——不是她手上的伤口，是别的地方的伤口，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一直在疼的。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歌词本的封面。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了一下她的手指，疼了一下，不厉害，但刚好能让她记住——记住这个晚上，记住烟花还在放，记住她摔了一跤，记住她什么都没说。
她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拿起手机，屏幕亮着，通话记录里“阿哲”三个字下面，三行“未接通”，像三根钉子，钉在她和他之间那段不远不近的距离里。她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按了删除键，把记录删了，一条，两条，三条，删得干干净净，好像她从来没打过。
她不想让他知道她打过电话。不是不想让他担心，是怕他知道了之后会问“你打电话干嘛”，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说“我想你了”？太轻了；说“我出事了”？太重了；说“我没事”？他信吗。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的，白得刺眼，她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被子是棉的，软软的，但盖住脸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被埋了——不是埋在土里，是埋在“没事”这两个字里。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她想起自己写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他说“你一定能上大学”，想起他说“嗯”的时候呼吸顿了一下的那个瞬间。她嘴角想翘一下，但翘不起来，因为她脸上的肌肉在抖，抖得她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她闭上眼睛，把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口。心跳很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但她知道，那个打鼓的人，今天差点死了。
她没死，她回来了，摔了一跤，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