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3日，倒计时两天）
桂花开始落了。不像前几天那样三片五片地飘，是成簇地掉，风一过，金黄的花雨簌簌而下，在青砖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没声音，但香气更浓了，浓得发苦。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是“2”。石头改数字时，手不抖了，很稳，粉笔在木板上划出清晰的痕迹。改完，他退后两步，静静看着。两天，四十八小时，两千八百八十分钟。数字很小，但时间很长，长到能发生很多事，也能什么都不发生。
“石头，”小山拄着根树枝当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腰还没好利索，但能下地了，“明天……咱们是不是要走了？”
“嗯，明天一早走，去省城，住一晚，后天比赛。”石头扶他在条凳上坐下，“你腰行吗？不行就别去了，在戏校等着。”
“我要去。”小山握紧手里的树枝，“我看你们比，给你们打气。”
柳月娥从食堂出来，手里拿着个布包：“都来，发东西。”
孩子们围过来。柳月娥打开布包，里面是些小玩意儿——每人一条红布条，一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几样东西：一颗晒干的桂子，一小块戏台老木头的碎片，一张写着名字的小纸条。
“红布条，系手腕上，咱们戏校的标志。”柳月娥一边发一边说，“桂子，是咱们戏园今年的桂树结的，带着，闻着香味，就想着家里。木头碎片，是修戏台时从旧柱子上刨下来的，咱们的根。纸条上写你们的名字，背面……写你们最想说的话，或者最想见的人。贴身带着，别丢了。”
孩子们认真接过，系上红布条，把布袋小心地揣进怀里贴身的兜。小梅打开纸条，背面空白。她想了想，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奶奶，等我唱好戏，接您来看。”写完，折好，放进布袋，布袋贴肉放着，能感觉到桂子的硬，木头的糙，纸的软。
春生写：“爹，娘，我不去深圳。”写完了，又涂掉，改成：“爹，娘，我想唱戏。”
石头写：“爹，娘，我长高了，会唱戏了。”
小山没写。他还不大会写字，柳月娥帮他在纸条上画了幅小画——一个小孩站在台上，台下两个大人笑着鼓掌。小山看着画，眼圈红了，但没哭，把纸条小心地放进布袋。
“都收拾好了？”顾长风从屋里出来，手里提着个大旅行袋——是狗剩从废品站淘来的，洗刷干净，补了补，能装下孩子们两天的换洗衣物、戏服、道具，“检查三遍，别落东西。特别是戏服、头面、刀枪把子，落了就没法比了。”
孩子们又跑回屋，最后检查一遍。小梅把戏服叠得整整齐齐，用布包好，放进袋子最底下，上面压着水袖、靴子、头面。春生检查他的木刀，刀柄的布缠松了，他拆了重新缠，缠得很紧，很密。石头把他的小木马也塞进去了——柳月娥说可以带，比赛前抱着，不紧张。
“都齐了？”顾长风一个个问。
“齐了！”
“好，今天不练了，休息。养精蓄锐，明天赶路。”
（下午，何静来了）
带着摄像机，说是拍“出征前的最后时刻”。孩子们已经习惯了镜头，该干嘛干嘛——收拾行李，检查道具，坐在廊下晒太阳，小声说话。何静没打扰，就在远处拍，用长焦，捕捉那些细微的表情：小梅摸着戏服布料发呆，春生一遍遍擦他的木刀，石头抱着小木马哼戏，小山拄着树枝看他们，眼神里有羡慕，有期盼。
“柳校长，”何静走到柳月娥身边，“紧张吗？”
“紧张。”柳月娥没掩饰，“但紧张没用。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练的都练了，剩下的，看天。”
“孩子们呢？”
“也紧张，但更多是……兴奋吧。练了这么久，终于要见真章了。就像种地，播了种，浇了水，施了肥，终于要开镰了。开镰前一夜，睡不着，但心里是满的。”
何静在本子上记着，又问：“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拿奖，您怎么跟孩子们说？”
柳月娥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拿奖，也是收获。收获了汗，收获了泪，收获了一出唱进心里的戏。戏唱好了，奖不奖的，没那么重要。但这话现在不能说，说了泄气。等比赛完了，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告诉他们——你们对得起自己了，这就够了。”
“那省里呢？五万块钱……”
“省里要成绩，我知道。”柳月娥看向戏台，那里空空荡荡，但阳光很好，把蜡过的台板照得发亮，“可成绩不是求来的。孩子们要是唱得好，成绩自然有。唱不好，求也求不来。真要没成绩，省里要收回钱，咱们就慢慢还。戏校要是办不下去了……”
她顿了顿，声音很轻，但很稳：
“我就带着孩子们，在街上唱，在公园唱，在哪儿都能唱。只要还有一个人想唱，戏就断不了。”
何静不问了。她收起本子，看着柳月娥。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眼角有皱纹，手上有茧，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清亮，像被水洗过的石头。在这个流行歌、迪斯科、录像厅满天飞的时代，她带着一群孩子，守着一座老戏园，唱一种被认为“过时”的戏，走一条看不到“钱途”的路。为什么？
何静想起自己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记录真实。可现在她觉得，真实太单薄，不足以形容眼前的一切。这是比真实更重的东西，是骨气，是根性，是“就算天塌下来，也得站着唱”的那股劲儿。
“柳校长，”她最后说，“比赛加油。片子……我会好好剪。”
“谢谢何导。”
（傍晚，最后的晚餐）
狗剩做了顿丰盛的——白菜炖豆腐里加了肉片，炒了鸡蛋，蒸了白面馒头，还煮了一锅桂花汤圆。汤圆是糯米粉包的，没馅，但撒了干桂花，甜丝丝的，有嚼劲。
“都多吃点，”狗剩给每个孩子盛了一大碗，“明天路上，可没这么热乎的饭了。”
孩子们吃得很香，但话少。连平时最爱闹的春生，也安静地扒饭，眼睛不时瞟向墙角的旅行袋。那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着他们所有的希望，和所有的怕。
吃完饭，柳月娥让大家在戏台上坐成一圈。月亮出来了，很圆，很亮，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最后说两句。”柳月娥开口，“明天咱们就去省城了，后天比赛。该练的，练了。该准备的，准备了。现在，忘掉比赛，忘掉评委，忘掉输赢。就记住一件事——你们是唱戏的，上台是为了把心里的戏唱出来。唱好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戏，就够了。”
她看向小梅：“小梅，你是咱们戏校的门面。但你不是一个人在唱。你身后有春生，有石头，有所有弟弟妹妹，有这座戏园四十年的根。你唱的不是你一个人，是咱们所有人。”
小梅用力点头。
“春生，你的刀，是黄忠的刀，也是你自己的刀。刀在手，心就定。心定了，戏就稳了。”
春生握紧拳头。
“石头，你词少，但每一句都重。字字千钧，念好了，就是一座山。”
石头挺起小胸脯。
“小山，”柳月娥看向拄着树枝的孩子，“你去不了，就在戏校等着。等着哥哥姐姐们回来，给你讲比赛的事，教你新学的戏。你也是戏校的人，咱们赢了，有你一份。咱们输了，也有你一份。”
小山眼睛红了，但没哭，用力点头。
“好了，”柳月娥站起来，“都去睡。明天四点起床，五点出发。”
孩子们散了，回屋。但没人睡得着。小梅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隔壁屋春生长吁短叹，听着石头小声哼戏，听着小山偶尔的抽气——腰还疼。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块方方的亮斑。亮斑慢慢移动，从床头移到床尾，从地上移到墙上。
夜很深，很静。桂花还在落，无声无息。
（凌晨四点，出发）
狗剩早早起来，烧了热水，煮了鸡蛋，蒸了馒头。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都默默地进行。旅行袋拎到院里，顾长风最后检查一遍，拉链拉好。
“都齐了？”
“齐了！”
三轮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是鲁大勇借的，比狗剩那辆大，能装下所有人和行李。鲁大勇亲自蹬车，说“送孩子们一程”。
“上车。”顾长风说。
孩子们一个个爬上车斗，坐在行李两边。柳月娥最后出来，锁好戏园的门，钥匙在手里掂了掂，揣进怀里。她回头看了一眼——戏台在晨雾里静立，桂树在墙头探出枝叶，几片残花在风里打着旋。然后转身上车，在车头坐下。
“走了。”鲁大勇蹬起车。
三轮车吱呀吱呀地响，在晨雾里慢慢前行。戏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终于看不见了。孩子们都回头望着，没人说话。手腕上的红布条在风里飘，像小小的旗。
天渐渐亮了。雾散了，路清晰起来。省城在三十里外，三轮车要蹬三个小时。孩子们在车斗里挤着，靠着行李，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看着路边的田野、村庄、树木。秋天了，庄稼收了，地空着，裸露着褐色的泥土。有早起的老农在田里拾穗，看见这辆满载孩子的三轮车，好奇地张望。
“那是去哪儿的？”有老农问。
“去省城，比赛！”春生大声答。
“比赛？比啥？”
“比唱戏！”
“唱戏好啊！加油！”
“谢谢大爷！”
孩子们来了精神，开始小声说话。说省城什么样，说比赛场馆大不大，说评委凶不凶。说着说着，紧张好像淡了，变成一种混合着期待、兴奋、不安的复杂情绪，在车厢里弥漫。
柳月娥和顾长风坐在车头，迎着风。风很凉，带着秋意。柳月娥把围巾裹紧些，回头看孩子们——小梅抱着戏服包袱，眼睛看着远方，嘴唇微动，在默戏。春生摸着怀里的木刀，眼神发直。石头抱着小木马，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小山没来，但柳月娥怀里揣着他的布袋——孩子非要她带着，说“让我的布袋也去比赛”。
“想什么呢？”顾长风问。
“想我爷爷。”柳月娥轻声说，“他要是知道，四十年后，他的孙女带着一群孩子，去省城比赛，唱他当年唱过的戏……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顾长风握住她的手，“戏没白唱，人没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