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中旬，大暑前后）
母带录完后的第三天，戏园的气氛变得微妙。像一张拉满的弓，弦松了，但箭还在弦上，不知道该射向哪里，还是就这么悬着。
孩子们照常练功，但那股“拼了命要录好”的劲儿没了。小梅在台上唱“猛听得金鼓响”，声音还是好，但少了录音棚里那种“豁出去”的狠劲。唱完一遍，她停下来，看着空荡荡的院子，眼神有些茫然。
“怎么了？”柳月娥在台下问。
“柳校长，”小梅走下台，声音很轻，“我……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是啊，该干什么？录音录完了，带子交上去了，比赛要等到十月。中间这三个多月，像一片望不到头的海，他们划船划了这么久，突然看不到岸了。
“该练功练功，该学戏学戏。”柳月娥说，“戏不是为比赛唱的，是为自己唱的。”
道理都懂，但心气散了，收不回来。连最坐不住的春生，练功时也常走神，眼睛瞟向院墙外——那里是省城的方向，有录像厅，有歌舞厅，有他父母说的“一个月挣一百多”的深圳。
只有石头，脚踝好了大半，能慢慢走动了，反而比谁都认真。他每天抱着那盘复制带，用戏校那台老松下录音机，一遍遍听。不光听小梅的，也听自己的，听春生的，听每个人的。听到不对的地方，就按下暂停，小声跟着唱，试着改。
“石头，”小梅看他这么认真，有些惭愧，“你听出什么了？”
“小梅姐，你唱得真好。”石头眼睛亮亮的，“但我听出来了，你第二段‘唤起我’那里，气有点浮。要是再沉一点，就更好了。”
小梅愣住。她自己都没注意到的细节，这个七岁的孩子听出来了。她蹲下来，看着石头：“你还听出什么了？”
石头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春生哥唱‘头通鼓’，‘鼓’字唱得太重了，把后面的‘战饭造’压住了。要是轻一点，留点劲给后面，就更连贯了。”
在旁边压腿的春生听见了，脸一红，嘟囔：“你个小毛孩，懂什么……”
“石头说得对。”顾长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本子，“小梅第二段气浮，春生‘鼓’字太重，这都是问题。比赛前，得改。”
他把本子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个孩子的问题：“小梅，气浮是因为你急着进情绪，但戏要一层层铺，不能一上来就冲顶。春生，你太想表现‘力道’，但力道不是喊出来的，是送出来的。还有你，小芳……”
他一个一个点，每个问题都具体，有改进方法。孩子们围过来听，眼神重新聚焦了。
“录音录完了，不是结束了，是新的开始。”顾长风合上本子，“咱们录的是‘小样’，是‘毛坯’。接下来三个月，要把这‘毛坯’打磨成‘精品’。哪里不行，改哪里。一句不行，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练到不用想，张口就来，来就是对的。”
他看向小梅：“特别是你，小梅。你现在是咱们戏校的门面，你垮了，戏校就垮了。但你不能垮，因为后面还有一群弟弟妹妹看着你。你得站直了，带着他们往前走。”
小梅看着他，看着柳月娥，看着身边这些流着汗、眼神重新亮起来的孩子。她深吸一口气，点头：“顾老师，我明白了。”
“明白就练。”顾长风转身往戏台走，“今天加练两小时。练不完，没晚饭。”
（午后，何静来了）
带着素材带，来找柳月娥和顾长风。三人在办公室，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连上录像机，播放粗剪的片子。
画面是熟悉的戏园，但经过剪辑、配乐、旁白，变得陌生又熟悉。晨雾中的练功，汗水滴落的特写，食堂里的对话，石头崴脚的瞬间，夕阳下的采访。何静的旁白很克制，但句句戳心：
“……在这个流行歌和迪斯科席卷大街小巷的时代，还有这样一群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踢腿踢到哭也不停。他们学一种被认为‘过时’的艺术，走一条看不到‘钱途’的路。为什么？”
画面切到小梅在雨中唱“猛听得金鼓响”，镜头从她湿透的头发，移到她紧握的拳头，再移到她亮得惊人的眼睛。旁白继续：
“也许答案就在这双眼睛里——那是一种相信，相信戏能照亮人，相信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相信哪怕在最黑的夜里，也要站着，也要唱。”
片子不长，二十五分钟。播完了，办公室安静了很久。
“何导，”柳月娥先开口，声音有些哑，“这片子……什么时候播？”
“下周五晚上，省台一套，《时代风采》栏目。”何静说，“播之前，会有预告。播完之后，可能会有些反响——好的，坏的，都会有。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什么样的坏反响？”顾长风问。
“比如……有人说你们作秀，说孩子们是‘表演苦难’，说传统戏曲就该淘汰，说你们耽误孩子前途。”何静很直接，“现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多元。有人理解，就有人不理解。甚至理解的人里，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比如觉得你们应该更‘创新’，更‘现代’，而不是守着老一套。”
柳月娥沉默了一会儿，说：“片子是真实的，我们也是真实的。别人怎么想，我们管不了。但戏，我们还得按自己的方式教，按自己的方式唱。”
“这就够了。”何静收起素材带，“片子播了，可能会有媒体来采访，也可能有人来捐款，或者……来找麻烦。总之，戏园的平静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她顿了顿：“柳校长，顾老师，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们在做一件很难、但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记录，也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保重。”
何静走了。办公室里，柳月娥和顾长风相对无言。窗外，孩子们在练功，咿咿呀呀的唱腔飘进来，稚嫩，但坚定。
“要起风了。”顾长风说。
“那就起吧。”柳月娥站起来，走到窗边，“风来了，站不稳的会倒。但站得稳的，风越大，根扎得越深。”
（三天后，预告片播出）
晚上七点半，省台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前，戏园的孩子们挤成一团，仰着脖子看。
预告片只有三十秒。画面快速切换：晨雾中练功的身影，汗水滴落的特写，小梅在雨中歌唱的侧脸，柳月娥在夕阳下说“成为站着的人”。最后定格在戏台的空镜，灯笼亮着，旁白响起：
“下周五晚八点，《时代风采》特别节目——《戏园的黎明》，带你走进一座老戏园，看一群孩子，如何在新时代里，唱出最古老的腔调。”
画面暗下，字幕升起。孩子们还盯着屏幕，好像没反应过来。
“那……那是我吗？”石头指着屏幕，声音发颤。
“是你，你下腰的镜头。”春生拍拍他的肩，“可惜没拍到正脸，就拍到你抖的腿。”
“我腿没抖！”石头脸红了。
“抖了，我看见了。”小梅笑，“但抖得好，真实。”
孩子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兴奋，紧张，骄傲，混杂在一起。柳月娥和顾长风站在后面，没说话，但握紧了彼此的手。
预告片播了，就收不回了。接下来的一周，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涟漪初现）
先是省剧团的门卫老张，蹬着自行车来了，车把上挂着一网兜苹果。
“柳校长，昨晚看电视，看见你们了！”老张把苹果塞给柳月娥，“好！真好！咱们唱戏的，就该有这股劲！这苹果给孩子们吃，甜！”
接着是附近小学的刘老师，提着两本旧字典来了。
“柳校长，这是我以前用的，现在用不上了。给孩子们，学戏也得认字。”
然后是街口的杂货铺老板，让儿子扛来半袋面粉。
“柳校长，一点心意。孩子们练功苦，多吃点，长身体。”
东西不多，但情意重。柳月娥一一道谢，记在账本上——不是记钱，是记人情。谁送了什么都记下，等戏校宽裕了，要还。
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是上次那个林团长。这次她没穿高跟鞋，换了双平底鞋，笑容可掬，手里提着盒点心。
“柳校长，恭喜啊！要上电视了！”她把点心放在桌上，“我就说嘛，你们戏校有潜力，值得投资。上次说的合作，您再考虑考虑？条件还可以谈。”
柳月娥看着那盒点心，包装精美，一看就不便宜。
“林团长，戏校不合作，不包装，不商业演出。孩子们学戏，就是学戏。您的点心拿回去吧，我们受不起。”
林团长的笑容僵了僵，但很快又恢复：“柳校长，别这么固执嘛。现在都市场经济了，酒香也怕巷子深。你们上了电视，有了名气，不趁热打铁，可惜了。这样，我不签孩子们，就签小梅一个。签约费提到一万，每月津贴五百。怎么样？”
一万。五百。这些数字，像重锤砸在柳月娥心上。戏校现在账上，只剩不到两百块。一万，够戏校撑大半年。
但她摇头：“林团长，小梅不是货物，不卖。她有自己的路要走，咱们不掺和。”
林团长的脸终于沉下来了：“柳校长，您可想清楚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小梅现在是有潜力，但潜力不值钱。等比赛完了，她没拿奖，或者拿了奖但没热度，可就不值这个价了。”
“值不值钱，不是您说了算。”柳月娥站起来，送客，“小梅的路，让她自己走。您请回吧。”
林团长盯着她看了几秒，拎起点心，转身走了。走到院门口，回头说：“柳校长，您会后悔的。”
柳月娥没接话，看着她离开。阳光很好，但她觉得有点冷。
（夜里，账本）
柳月娥在灯下记账。今天收的东西：苹果一网兜（老张），旧字典两本（刘老师），面粉半袋（杂货铺老板）。支出：无。
余额：一百八十七块五毛。
下个月的伙食费，还差得远。刘老师的课时费，还没给。孩子们的练功服，破得补不上了，得做新的。石头那双鞋，底又磨穿了，这次补都补不了，得买新的。
钱，钱，钱。像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顾长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布包，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柳月娥问。
顾长风打开，里面是些零钱，还有一张存单——是他攒的私房钱，本来想给念柳买钢琴的。一共三百二十块。
“你……”柳月娥眼睛红了。
“先应急。”顾长风把布包推过来，“孩子们的饭不能断，刘老师的钱得给，石头的鞋得买。其他的，再想办法。”
“可念柳的钢琴……”
“钢琴不急。戏校急。”顾长风握住她的手，“月娥，咱们走了这么久，不能倒在这儿。挺过去，等比赛完了，等片子播了，说不定……就有转机了。”
柳月娥看着他，这个陪她走了半辈子的男人，鬓角白了，腰杆也没年轻时直了，但眼神还是那么稳，像山。
“长风，”她轻声说，“要是……要是挺不过去呢？”
“挺不过去，也得挺。”顾长风笑了，笑得很苦，但很坚定，“因为咱们是唱戏的。唱戏的人，可以死在台上，不能死在台下。台下死了，戏就真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