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一天晚上，阿哲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晚星站在校门口哭的样子，看到她眼泪从鼻梁上滑下来，看到她舔了一下嘴角说“咸的”。一闭上眼睛就听到他妈在电话里说“那就算了”，听到老吴说“万一你想考了呢”。这些东西像一群苍蝇，嗡嗡嗡的，赶不走，打不死，吵得他整夜整夜合不上眼。
他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张准考证。准考证是老吴硬塞给他的那张，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边角卷起来了，照片上的自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雾。他把准考证翻过来，背面空白处有一行铅笔写的字——“妈相信你”。字迹歪歪扭扭的，是他妈前几天趁他睡着的时候写的，笔芯很细，写得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他。
他把准考证贴在胸口，贴了很久。久到窗外的月亮从左边移到了右边，久到隔壁房间他妈的呼吸从急促变成平稳，久到他的心跳从“不去”变成了“去”。
不是想通了，是算了一笔账——不去考，他这辈子会后悔；去考了，考不上，不后悔。但不能因为怕考不上就不去考，就像不能因为怕摔倒就不走路了。他答应过她的——拉钩的时候说的“永远不散”，天台上说的“我来”，纸条上写的“我一定会参加高考”。他说过的话，不能当放屁。
凌晨四点，他起来了。
他穿上校服，校服是洗干净的，叠在椅子上，领口还带着洗衣粉的味道——他妈昨晚洗的，搓了很久，搓到领口的油污淡了，但没完全洗掉，留下一圈浅浅的印子。他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对着窗户的玻璃看了一眼自己——玻璃里的那个人，头发有点长，眼睛下面有两团青黑，像被人用手指抹了一道灰，但他穿着校服，还像一个学生。
他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妈已经站在厨房里了。灶台上的锅冒着热气，白蒙蒙的，糊住了她的脸，只露出一双手——那双被缝纫机针扎过无数次的手，正在切葱花，刀工不好，切得大小不一，有的碎成末，有的还是一整圈。她听到脚步声，没回头，说“鸡蛋面，马上好”。
阿哲站在厨房门口，没进去。他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那件灰蓝色的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被线头勒出的红印子。她的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散出来，被汗打湿了，贴在脖子上。她弯着腰，从锅里捞面条，面条很长，她用筷子挑了几下，挑不断，就用剪刀剪了一刀。
“妈。”阿哲叫她。
“嗯。”
“我走了。”
他妈的手停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中，面条从筷子上滑下去，掉回锅里，溅起一小朵水花。她没回头，但她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抖，是深吸了一口气，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去吧。”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他心上，“考完早点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阿哲没说话。他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那碗面，面很烫，碗很烫，烫得他手指发红，但他没松手。他端着碗，坐在饭桌前，一口一口地吃。面条是温的，不烫也不凉，刚好。但他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是苦的，苦得像她昨晚在电话里说“那就算了”时咽下去的那口气。
他吃完面，把碗端到厨房，放在水池里。碗底朝上，像一座倒扣的小山。他转身走了，没回头。
他骑自行车去考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路上没有人，只有扫地的环卫工人在用大扫帚刷拉刷拉地扫落叶。他骑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等自己反悔——但他没反悔，因为他的脚在蹬踏板，手在握车把，眼睛在看路。路是青城老街，从他家到考点，骑自行车二十分钟。这条路他走了三年，从高一走到高三，从“你干嘛”走到“我来”，从“我喜欢你”走到“我不能考了”。今天他走这条路，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她说的“我等你”，是为了他妈说的“你考上大学，咱家才有出路”。
考场在青城一中，他的母校。校门口拉着红色横幅，“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青城一中考点”，字是白色的，在晨风里飘，像一面旗。他没从正门进，因为他怕碰到认识的人，怕碰到老吴，怕碰到淼淼，怕碰到晚星。他绕到侧门，侧门开着，保安大叔看了他一眼，没问，摆了摆手让他进去了。
考场在教学楼三楼，他以前的教室。黑板擦得很干净，粉笔槽里没有灰，倒计时牌被摘掉了，墙上光秃秃的，只剩几颗钉子，钉子上挂着锈迹。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第四排，窗外是操场，操场边是那棵梧桐树，树比他高一的时候高了一大截，枝桠伸到了四楼的窗户边。
他把准考证放在桌角，把笔摆好。笔是她上次落在他那儿的，黑色的，笔杆上有一个小小的牙印——不是他咬的，是她咬的，她讲题的时候咬过这支笔。他把笔转过来，让牙印朝上，这样他写字的时候，拇指就能按在那个牙印上。
语文卷子发下来了。他先看了一眼作文题目——“以‘在路上’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他盯着“在路上”三个字看了很久，脑子里冒出的是那条路——从修车店到她家的路，他骑了无数遍，哪段路有个坑、哪段路路灯坏了、哪段路有棵歪脖子槐树，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那条路的尽头是她，她在路灯下等他，手里拿着保温杯，杯盖拧开一点，热气从缝里冒出来，白蒙蒙的，像一小朵云。
他写的是路，但不是柏油路，不是水泥路，是一条看不见的路——从“我不考了”到“我来了”，从“撑不下去”到“撑住了”，从“我在”到“我等你”。那条路很长，长到走了三年还没走完；那条路很短，短到只剩下最后两天的考试。他写的时候没有哭，但他的手在抖，抖得笔尖在纸上划出了几道歪歪扭扭的线。他把那几道线涂掉，重新写，一笔一划地写，像她在物理课本上写“加油”那样用力。
两天，四场考试，九个小时。他把每道题都写了，把每个空都填了，把受力分析图画了四遍。考最后一门的时候，笔芯用完了，他换了一支，笔芯是晚星上次带给他的，放在他的工具箱里，用塑料袋包着，塑料袋上写着一个字“备”，字迹工工整整的，是她的字。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放的，但她放了，她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把东西放在他够得到的地方。
考完了。
他走出考场的时候，夕阳正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走廊染成了橘红色。他没有从侧门走，他走的是正门——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往外涌，没人会注意到他。他低着头，混在人群里，走出了校门。
校门口站满了家长，有人举着花，有人举着相机，有人抱着孩子哭。他没有停留，骑上自行车，往修车店的方向走了。骑出去一段路，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校门口——他看到了晚星。她站在校门口的路灯下，手里拿着手机，正在低头看屏幕，大概是在看时间，大概是在等他的消息。他看了她两秒钟，然后转回头，骑走了。
她没有看到他。因为她在低头看手机，而他低着头骑车。两个人在同一个校门口，隔了五十米，隔了三年，隔了一句“我等你”和一句“我来了”。他来了，但他没有告诉她。
他回到修车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叔正在关卷帘门，看到他，愣了一下，“考完了？”
“嗯。”
“考得咋样？”
“还行。”
他叔没再问，把卷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阿哲站在店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上的“补胎打气”四个字在路灯下反着光，红漆掉了大半，像结了痂的伤疤。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两张纸条——“我在”和“我等你”。他把它们掏出来，借着路灯的光又看了一遍。纸条已经被他摸得起了毛边，折痕处快断了，“在”字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了，“等”字的竹字头也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下面是什么。
他把纸条折好，塞回口袋，骑上自行车，往家走。
他妈已经在家了。厨房里飘出红烧肉的味道，甜丝丝的，混着酱油的咸。她站在灶台前，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正在翻肉。听到开门声，她没回头，说“洗洗手，马上吃饭”。
阿哲走进厨房，站在她身后，没说话。他妈也没说话，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一个在炒菜，一个在看。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泡，油亮亮的，红通通的，像他今天在考场里看到的那些红色横幅。
“妈。”阿哲叫她。
“嗯。”
“我考完了。”
他妈的手停了一下，锅铲悬在半空中，油从铲子上滴下来，滴在灶台上，洇开一小片。她没回头，但她的肩膀动了一下——这次不是深吸气，是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咽得比早上更用力。
“考完了就好。”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声音都变了。
阿哲没再说话。他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书包放在桌上，坐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纸条，并排放在枕头底下，然后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了的河。
他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不知道考上了能不能去。但他知道他做了他能做的——他把卷子写满了，把受力分析图画对了，把“在路上”那篇作文写完了。他来了，他考了，他把“我答应过她”这件事做完了。
剩下的，交给命运。
他闭上眼睛，嘴角没翘，但他把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口。心跳很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但他不怕，因为明天还要去修车店，后天还要去，大后天还要去。日子还长，长到可以等成绩出来，长到可以等命运告诉他结果。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两张纸条，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攥到手指伸不直，攥到纸条上的字被汗水洇湿了，但他没松。
窗外有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他想起晚星说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她伸出来的小拇指，想起她说的“永远不散”，想起她说“我等你”。他说“我来”，他说“嗯”，他说“我一定会参加高考”。他来了，他考了。
他做到了。至于结果，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