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的灯光还亮着，晚星留下的保温杯还有半杯水，阿哲的受力分析图刚画到第三题——手机就震了。
屏幕上显示“妈”一个字。阿哲放下笔，接通。他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哑得像哭了一整天又忍了一整天、忍到忍不下去了才拨出这个电话：“阿哲，你来一趟医院，你爸的腿……医生说钢板移位了，要重新手术。”
他没说话，挂了电话，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到了门板。门板晃了一下，砖头垫脚发出一声沉闷的“咯吱”，像在叹气。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物理练习册——受力分析专题，第三题刚画了重力箭头，还没画完。他合上本子，塞进书包里，动作很快，快到不像他。他平时做什么都慢——搬轮胎慢、吃饭慢、走路慢，但这次他快得像被火烧了尾巴。
他冲出修车店的时候，手上还有油，黑乎乎的，在卷帘门上蹭了一道印子。叔叔在后面喊“你干嘛去”，他没回答，因为他已经骑上自行车了。
闯了第一个红灯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课本在书包里，受力分析只画了三题，晚星说明天还要检查。闯了第二个红灯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妈的声音在抖，抖得像那天在医院走廊上蹲着哭不出声的时候。
到医院的时候，他爸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右腿的石膏拆了不到半年，换成了拐杖，拐杖用了不到三个月，现在又躺下了。医生说骨头没长好，钢板移位了，要重新做手术，费用至少三万。三万，不是三千，不是三百，是三万——他在修车店搬一天轮胎挣三十，搬一个月挣九百，搬一年挣一万，三年不吃不喝才够三万。
他爸躺在床上，没说话。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没开，但窗外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得灰白灰白的，像一张没洗干净的床单。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因为说什么都没用——说“对不起”太轻，说“别治了”太重，说“我拖累你们了”像遗言。
他妈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手机，攥得指节泛白。手机壳是红色的，褪色了，粉不粉红不红的，像被太阳晒了一整个夏天。她没哭，但她的眼睛是红的，红得像兔子，像她手指上那些被缝纫机针扎出来的针眼，一颗一颗的，密密麻麻的。
阿哲从病房里出来，走到走廊尽头。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两根，一闪一闪的，像在打瞌睡。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嗓子发紧。他蹲下来，把书包从背上卸下来，抱在怀里。
课本在书包里，物理练习册也在书包里，晚星画的那些小乌龟、她写的“加油”、她工工整整的字迹——都在书包里。他把书包抱得很紧，紧到拉链头硌着他的胸口，疼，但他没松手，因为他怕一松手，什么东西就会掉出去——不是课本，不是练习册，是那个“我一定要参加高考”的念头。
他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换了个姿势，又麻了。久到走廊尽头的灯闪了又灭、灭了又闪，像在给他打信号——信号是：你撑不住的。
他不信。
他把课本从书包里抽出来，翻到受力分析那一页。晚星画的小乌龟还在，壳上的花纹一圈一圈的，像棒棒糖。他用拇指摸了摸那只小乌龟，摸到了圆珠笔的凹痕，纸面被笔尖压出了浅浅的沟，像她写字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大到怕他看不到，大到怕他忘了，大到怕这道题讲完他就再也不来了。
他拿出手机，翻到晚星的号码。屏幕上的字亮亮的，“晚星”两个字，没有姓，因为不需要姓，全世界只有一个晚星。他的拇指停在“呼叫”键上，停了大概十秒钟。十秒钟里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打的是《夏声》的拍子，一下，两下，三下。
他没拨出去。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听到她的声音，怕她一开口他就撑不住了，怕她说“没事的”的时候他会哭，怕她说“我帮你”的时候他会说“好”，怕那个“好”字把她也拖进这个泥潭里。她已经够累了——每天骑车四十分钟来送饭，每天晚上在修车店陪他做题，每天咳嗽咳到脸发白还要说“好多了”。他不能再让她担心了。
他把手机塞回口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又没下，憋着，憋得人心烦。对面那栋楼的窗户亮着灯，橘黄色的，一团一团的，像被人随手扔在那里的橘子。他盯着那团光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酸了，眨了一下，光还在，但糊了，像隔了一层水雾。
他想起晚星说的“月亮像一颗糖”，想起她伸出来的小拇指，想起她说的“永远不散”，想起她说的“你一定要参加高考”。他说“我来”，他说“嗯”，他说“我一定会参加高考”。他说过的话，他不能食言。
可是三万块像一座山，压在他妈肩上，压在他爸腿上，压在他每天搬轮胎的黄昏里。他搬一天轮胎挣三十，搬一个月挣九百，搬一年挣一万——三万块，他要不吃不喝搬三年。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一个月他搬不出三万块，一个月他连三千块都搬不出。
他蹲下来，又把课本抱在怀里。这次抱得更紧，紧到书页被他的汗浸湿了，紧到晚星画的那只小乌龟被他的拇指磨花了，紧到他觉得课本不是课本，是她的声音——她说“你一定要”，他说“我来”，声音叠在一起，像两根缠在一起的藤，风都吹不开。
但风太大了，大到他的眼睛红了。
他没哭，是风吹的。
走廊尽头的灯闪了一下，灭了，又亮了，像在说：你还有时间，但时间不多了。
他站起来，把课本塞回书包，拉好拉链，拉链卡了一下，他用指甲抠了抠，抠开了，拉上了。他走回病房，推开门，他爸还躺在床上。这一次，他听到他妈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但走廊太安静了，安静到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二哥，我知道你家也困难……能不能先借我五千？”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他妈沉默了，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没关系，我再想想办法”，挂了。
她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是打给她姑姑的：“姑，阿哲他爸腿又坏了……您看能不能……”话没说完，电话那头好像说了什么，他妈的手抖了一下，然后说“好的，打扰您了”，又挂了。
她靠在椅子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屏幕暗了，她又按亮，暗了，又按亮，像在等什么人打过来，但她知道不会有人打过来。她已经打了好几个了，第一个被拒，第二个被拒，第三个还是被拒——但她还在打，因为不打就没有钱，没有钱他爸就做不了手术，做不了手术腿就好不了。
阿哲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她。他没走过去，因为他怕走过去之后，他妈会把手机塞回包里，会抬起头对他笑一下，会说“没事的，妈再想想办法”。他不想听到“没事的”，因为有事，有大事。
他转身走了。没跟他妈说话，他妈也没看到他。
他走到楼梯间，坐在台阶上，把书包抱在怀里。楼梯间的灯坏了一盏，只剩一盏，光晕昏黄昏黄的，照在台阶上，像一摊化了的黄油。他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翻到晚星的号码，看着“晚星”两个字，看了很久。他想起她今天发来的那条短信——“我到学校了。”他回的是“嗯”。她没再回，大概在忙，大概在等他多说几个字，但他不会说，因为他怕自己一说就停不下来。
他把手机贴在胸口，屏幕贴着心脏，心脏跳一下，屏幕亮一下——不，屏幕不会亮，是他的心在亮。
他闭上眼睛，嘴角没翘。但他把课本从书包里抽出来，翻开，翻到受力分析那一页，拿起笔，把第三题画完。重力，支持力，摩擦力，拉力——箭头画得歪歪扭扭的，但方向都对。
他写完了，把课本合上，塞回书包，站起来，走回病房。他爸睡着了，他妈也睡着了，靠在椅子上，头歪着，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重，像拉风箱。手机还攥在她手里，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里一长串拨出的号码——有些打了三分钟，有些打了一分钟，有些只打了三十秒。三十秒的，大概刚说完“你好”就被拒绝了。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件外套，盖在他妈身上。外套是他的，深色的，洗得发白，但够暖。
他坐在椅子上，把书包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去修车店，明天还要做题，明天还要去医院。他妈没有放弃，她还在打电话，还在借钱，还在说“我再想想办法”。她都没有放弃，他也不能放弃。
他不能。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我在”的纸条。纸条被他摸得起了毛边，折痕处快断了，“在”字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了，但他知道那下面是什么——是“我在”，是“我一直在”，是“你撑不住的时候可以靠我”。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攥了一路，从修车店攥到医院，从走廊攥到楼梯间，从楼梯间攥回病房。攥到手指伸不直，攥到纸条上的字被汗水洇湿了，但他没松。
他攥着那张纸条，攥了一夜。攥到天亮，攥到手指伸不直，攥到纸条上的字模糊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就像她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他白天照常去学校上课，晚上去修车店干活。他把自己累到倒头就睡，因为他怕一停下来就会想那三万块。他妈也每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去舅舅家、去姑姑家、去邻居家、去厂里的工友家。阿哲不知道她跑了多少趟，只知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手里拎着的塑料袋鼓了一点，但鼓的不是钱，是别人送的方便面、旧衣服、一袋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