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誓师那天的口号声还在耳朵里嗡嗡响，晚星的咳嗽就压不住了——不是那种“嗓子痒了咳两声”的咳，是那种从肺里往上涌、像有人拿羽毛在气管里扫、你越忍越痒、越痒越咳、咳到弯了腰、咳到眼泪出来的那种咳。
她用课本挡住嘴，不是用手，是课本——语文课本，翻开到《荷塘月色》那一页，朱自清在月光下走着，她在咳嗽声里憋着。课本挡住了她的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有光，但不是咳嗽咳出来的泪光，是那种“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光，硬硬的，倔倔的，像一块石头，明明已经被水冲了很久了，但就是不碎。
淼淼坐在她旁边，正在做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写了三行，停了一下，又写了两行，又停了。她没回头，但她的笔停了——不是写完了停的，是听到声音停的。晚星的咳嗽声被课本闷住了，变得闷闷的，像隔了一堵墙，但淼淼还是听到了，因为她认识晚星三年了，三年足够你记住一个人的呼吸节奏，一旦节奏变了，你就知道出事了。
“你是不是感冒了？”淼淼问，头没回，但她的手已经从卷子上移开了，笔搁在桌上，笔尖还在纸上洇出一个黑色的圆点，越来越大。
晚星把课本放下来，笑了笑，笑的时候嘴角翘着，翘得跟平时一样，但脸色不对——白，不是那种“皮肤白”的白，是那种“血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的白，嘴唇的颜色也淡了，淡得像没熟透的桃子，淡得像她冬天洗了太多次的那件浅蓝色衬衫。
“有点，没事。”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在笑，笑得很轻，轻到像风吹过纸页，沙的一声就没了。她把课本重新竖起来，挡住脸，假装在看《荷塘月色》，但她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因为朱自清在月光下走着走着就想起江南了，她咳着咳着就想起阿哲了——想起他站在梧桐树下看她宣誓的样子，想起他举起来挥了两下的那只黑乎乎的手，想起他说“我来”时那种像石头扔进水里、咚的一声沉到底的语气。
淼淼没再问，但她转过身看了晚星一眼——那一眼看了大概两秒钟，两秒钟里她把晚星的脸从上到下扫了一遍，从额头扫到下巴，从下巴扫回额头，然后转回去了。她没说什么，但晚星看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板感冒药，放在桌角，往晚星那边推了推。药板在桌面上滑了一下，停在一本翻开的物理练习册旁边，板子上的铝箔纸反着光，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没剥开的糖。
晚星没吃。不是不想吃，是她知道这不是感冒——感冒不会咳这么久，感冒不会咳出血丝（她早上吐在纸巾上的那一小点，红红的，圆圆的，像一颗被掐碎了的红豆），感冒不会让她爬六楼的时候腿发软、眼前发黑、扶着扶手站了半分钟才缓过来。但她没跟任何人说，因为她怕说出来就不能考大学了，怕医生说“你需要休息”，怕阿哲知道了会分心，怕妈妈知道了会哭。
她把药板收进口袋里，跟那张“我在”的纸条放在一起。药板硬硬的，纸条软软的，挨在一起，像两颗心脏——一颗是救命的，一颗是想他的，但哪颗都离不开。
晚上回到家，妈妈还没回来。灶台上的稀饭凉了，结了一层皮，她用勺子搅了搅，皮碎了，稀饭又变成了稀饭。她没喝，不是不饿，是胸口太满了，满到装不下一粒米。她走进自己的小角落，从枕头底下摸出歌词本，翻开空白页，拿起笔。
笔尖停在纸面上，洇出一个小小的蓝点，像一滴眼泪，但不是眼泪，是墨。
她写——
“最近总是咳嗽，怕查出什么。”
写完这一行，她停了一下。窗外的风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脖子发凉。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裹住肩膀，又继续写——
“但阿哲说要一起考大学，我不能倒下。”
“不能倒下”四个字她写得很重，重到纸的背面都凸起来了，像浮雕，像她每天早上爬起来时咬紧的牙关。她想起阿哲说“我来”时的那种语气——不是“我试试”，不是“我尽量”，是“我来”，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咚的一声，沉到底了，再也不浮上来了。她也要像那块石头，沉到底，沉到高考那天，沉到考场门口，沉到他对她说“我来”而她可以对他说“我也来了”。
她又加了一句：“阿哲说我们一起考大学。”
写完了，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一起”两个字她写得很慢，“一”是一横，“起”是走字旁加一个己，走字旁的那一捺她拖得很长，长到像一条路，从她家走到修车店，从修车店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到高考考场，从考场走到——她没敢往下想，因为她不知道考场外面是什么，不知道“一起”能走多远，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但她不想了，因为想多了会怕，怕了就会退，退了她就不是那块石头了。
她把歌词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灯口一直裂到床头，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了的河。她以前觉得那道裂缝像河，现在觉得像肺——不是她的肺，是她的命，一条一条的，分岔的，你不知道哪一条会走到头，哪一条会突然断掉。她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酸了，眨了一下，裂缝还在；又眨了一下，还在；再眨一下，裂缝变成了两条——不是真的变成了两条，是她的眼睛花了，眼泪糊住了视线。
她没哭，是眼睛太干了，干到流泪，流泪不算哭。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是白的，白得刺眼，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白色染成了淡蓝色，像冬天的湖面，冷冷的，硬硬的，踩上去会碎。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歌词本的封面。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了一下她的手指，疼了一下，不厉害，但刚好能让她记住——记住这个晚上，记住这行字，记住“不能倒下”四个字。
她想起阿哲的手。那双黑乎乎的、指甲缝里全是油泥的、虎口上贴着她贴的创可贴的手。那双帮她擦过手的手，那双在河堤上牵过她的手，那双在工具箱里摸到“我在”纸条时微微颤抖的手。她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举到眼前，五指张开——她的手白白的，细细的，指甲剪得圆圆的，跟他的不一样。但握在一起的时候，白和黑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握在一起，是她的手指扣进他的指缝里，是他的手包住她的手，是凉的和热的碰到一起，变成温的。
她把手贴在脸颊上。不烫，是温的，像那杯没喝完的可乐，气泡没了，但甜味还在。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一天，一周，一个月，还是能撑到高考那天。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只要还能握住笔，还能做题，还能在深夜翻开歌词本写下这些字，她就还没倒下。
没倒下，就还能走。能走，就能走到他面前。
她咳嗽了一声，又一声，第三声的时候她用枕头捂住了嘴，怕吵醒隔壁房间的妈妈。枕头很软，声音被吞进去了，但咳嗽的震动从胸口传到手，从手传到枕头，从枕头传到空气里——她不知道空气能不能保守秘密，但她希望它能，因为这是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窗外没有月亮，云层太厚了，月亮被遮住了，但她不觉得暗，因为她心里有一盏灯——不是月亮，不是星星，是他说的“我来”，是他站在梧桐树下看她宣誓的样子，是他举起来挥了两下的那只黑乎乎的手。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嘴角翘着——翘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她翘了。因为她知道，明天还要早起，明天还要背单词，明天还要做物理题，明天还要咳嗽，明天还要把血丝吐在纸巾上、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明天还要撑住。
撑住，就是赢了。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点湿，不是眼泪，是口水——好吧也可能是眼泪，但她不承认，因为承认了就说明她怕了，她不能怕，她怕了阿哲怎么办，她怕了妈妈怎么办，她怕了“一起考大学”这五个字怎么办。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钉在她心上，钉在她肺里，钉在她每一个咳嗽的夜晚。疼，但她不能拔，拔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又摸了一遍歌词本。封面上的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还在，扎手，但扎习惯了就不觉得疼了。就像咳嗽，咳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就像等一个人，等习惯了就不觉得久了。
她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她知道他会来。
他说过。
他说过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