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淼淼家出来的时候，晚星的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卷透明胶——用了半卷，还剩半卷，硬邦邦的，像一根被压扁了的骨头。口袋角落里还有几颗大白兔奶糖的糖纸，皱巴巴的，糖早就吃完了，只剩纸上黏黏的甜味，沾在她指尖上，洗都洗不掉。
她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像一只不听话的狗——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你回头它就不见了，你再回头它又出现了，甩都甩不掉。巷口那个卖烤红薯的收摊了，只剩一辆空车，炉子还冒着烟，白蒙蒙的，像一个人在叹气。
城东老小区，六楼，没电梯。这栋楼比她年纪还大，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像得了皮肤病，治不好了。
楼下那盏坏了的灯泡还没换，一闪一闪的，像在打瞌睡，又像在跟她使眼色——你回来了？回来了。你妈还没回来？还没。那你一个人上去？嗯，一个人。
八十二级台阶，她一步两级，跨到三楼的时候慢下来了——不是累了，是不想那么快到家。家里没人，灯是黑的，灶台是凉的，空气是静的，连蟑螂都不愿意出来。她宁可走慢一点，让这段“还没到家”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长到她准备好推开那扇门。
开门，进屋，没开灯。
不用开，她闭着眼睛都知道鞋柜在哪、茶几在哪、墙上那张黑白照片挂在哪——进门左手边，第二块砖的位置，她爸。照片里的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很小心，像怕笑大声了把相机吓着。那是他仅存的一张照片，其他的都烧了——不是她妈烧的，是他走的时候自己带走的，连同那些没洗的衣服、没抽完的烟、没写完的地址一起带走了，什么都没留下，除了这张脸。
那年晚星七岁。
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还不太懂“去南方打工”是什么意思。她以为爸爸去了就会回来，像每次赶集那样，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带一块糖或者一根冰棍。但那一次，他早上出门了，晚上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一个月没回来，一年没回来，十年没回来。
后来她懂了——“去南方打工”就是走了，“走了”就是不见了，“不见了”就是这张照片挂在墙上，笑到褪色，笑到你不记得他笑的时候有没有声音。
晚星没看他。
不是不想看，是看了也没用——他不会从照片里走出来，不会摸摸她的头说“爸爸回来了”，不会问她考了多少分、吃了没有、那个总瞪你的男生是不是喜欢你。他什么都不会做，就只是笑，笑了十几年，笑得都褪色了，还在笑。
她放下书包，去厨房。
灶台上有昨晚没洗的碗——两个碗，一双筷子，一个盘子，盘子底上凝着一层红油，是昨天炒的辣椒，油已经干了，硬邦邦的，像一层壳。水槽里有几根烂了的菜叶子，蔫巴巴的，黄不拉几的，泡在水里泡了一整天，水都浑了。
她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凉得她指尖发麻。她没缩手，挤了洗洁精，拿抹布开始擦。碗沿、碗底、盘子边，一个一个来，不着急，着急也没用——着急了碗不会自己干净，着急了她妈也不会早点回来。
她妈在服装厂上班。
说是服装厂，其实就是城东工业区里一个不大的车间，几十台缝纫机排成几排，嗡嗡嗡的，从早响到晚。她妈坐在其中一台前面，低着头，踩着踏板，手把布料往前推，针头扎下去，扎进布里，偶尔也扎进手指里。缝纫机的针细得跟头发丝似的，但扎进去疼得要命，扎一下就是一个针眼，红红的，圆圆的，像一颗被压扁了的红豆。
她妈的手指上全是这种红豆。旧的刚结痂，新的又来了，一层叠一层，像她手上长了一棵树，年轮是针眼。
服装厂加班是常事，旺季的时候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来，淡季也至少要七八点。今天就是旺季，她妈走的时候说“别等我吃饭”，晚星说“嗯”，然后这个“嗯”就管到了现在。
她洗完碗，煮面条。
水烧开，下面条，面条在锅里翻腾，像一锅白色的蛇，扭来扭去的，扭到她用筷子搅一下才老实。她打了一个鸡蛋进去——蛋黄是完整的，圆圆的，像一颗眼睛，盯着她看。她用筷子把蛋黄戳破，黄的白的混在一起，像调色盘，像她乱七八糟说不清楚的心情。
面条煮好了，她端到茶几上吃。
茶几太低，她弯着腰，下巴快碰到碗沿了。她吃得很慢，一口面条嚼十几下才咽，不是细嚼慢咽，是故意拖时间——吃完了就没事干了，没事干了就会想事情，想事情就会想那些不该想的。比如她爸现在在哪，在干什么，还活着没有，有没有再婚，有没有再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比如她妈的手指今天又被扎了几针，明天还会被扎几针，扎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是不是要扎到退休，退休了是不是就不疼了。比如她自己——她以后会不会也去服装厂，会不会也坐在缝纫机前面，会不会也低着头踩踏板，会不会也把手指扎成一个一个的红豆，像她妈一样，像她妈的她妈一样，一代一代的，扎下去，疼下去。
她不想想了，就加快了吃面的速度，三口并作两口，吃完，洗碗，擦灶台，把抹布拧干晾在架子上。
然后坐下来写作业。
数学，函数，y等于x的平方加bx加c，求顶点坐标。她算得很快，因为不用想——公式背熟了往里套就行，不像生活，生活没有公式，套什么都套不进去。
英语，选择题，A、B、C、D，她勾得飞快，像在摸彩票，摸到什么算什么。
语文，她停了一下。
作业写完了，她把课本合上，从书包里拿出那个软抄本——封面贴了透明胶加固，透明胶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像贴了很久的创可贴，撕了会疼，不撕又难看。
她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前面抄的都是歌词，从第一页开始，一首一首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到工工整整，像一个人在慢慢长大。她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笔，开始抄《夏声》。
“夏天会过去——”
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在刻字，像在后山那棵老梧桐树上刻字——但她不会刻，她没有刀，她只有一支圆珠笔，笔芯漏油了，写“夏”字的时候滴了一滴蓝色的油在纸上，圆圆的，像一颗痣。
“我们都会老去——”
写到“老去”的时候，她的笔停了一下。老去是什么样子？像妈妈那样手上全是针眼？像爸爸那样走了就不回来？像墙上那张照片那样褪色了还在笑？她不知道。
“但你要记得——”
她想起阿哲分耳机给她时的样子——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凉凉的，像那天雨夜共伞时伞面上的小洞透进来的光，碎碎的，亮亮的。她当时心跳快得像打鼓，但她脸上什么都没露出来，只是低头假装在看歌词，把那句“有人曾为你歌唱”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有人曾为你歌唱。”
抄完这一句，她把笔放下，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天从深灰变成墨黑，久到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灭掉，久到她的眼睛酸了，眨了一下，又酸了，又眨了一下。
她翻到歌词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今天阿哲偷偷看我。夏天好像快要结束了。”
写完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觉得太直白了——什么叫“偷偷看我”？他又不是贼，她又不是东西，偷偷摸摸的，像在偷东西一样。但她没划掉，因为这是真的，他就是偷偷看了，在她低头抄歌词的时候，在她假装不知道的时候，在她心跳加速脸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时候。
她又写了一行：
“月亮像一颗糖。”
写完她盯着这行字看了三秒钟，然后拿起笔把它划掉了——不是轻轻地划一条线，是来来回回地涂，涂成一个黑疙瘩，像一个小小的黑洞，把所有“太幼稚了”的东西都吸进去，吸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剩。
月亮怎么会像糖呢？糖是甜的，月亮又不是甜的；糖含在嘴里会化，月亮挂在天上又不会化；糖是给人吃的，月亮是给人看的——看月亮的人心里是苦的，才会觉得月亮是甜的。她不想承认自己是苦的，所以她划掉了。
门响了。
晚星抬起头，妈妈回来了。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袖口上沾着线头，线头五颜六色的，红的、白的、黑的，缠在一起，像一幅没画完的画。她的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散出来，被汗打湿了，贴在脖子上。她的手指上贴着一个创可贴——新的，白色的，很干净，但晚星知道那下面是服装厂缝纫机的针扎出来的洞，圆圆的，红红的，像一颗被压扁了的红豆。
“妈，吃饭了吗？”
“在厂里吃过了。”妈妈把包放在沙发上，看了看茶几上的碗，“你吃的面条？”
“嗯。”
“就面条？没菜？”
“炒了鸡蛋。”
妈妈没再说什么，走进卫生间，水龙头哗哗响了一会儿。晚星站起来，倒了一杯热水，放在茶几上。妈妈出来的时候，晚星拉过她的手，把创可贴撕下来——下面的伤口不大，但深，圆圆的，像一个小小的火山口，周围的红肿还没消。这是今天的新伤，昨天那个在食指上，前天那个在大拇指上，大前天的已经结痂了，但痂还没掉，硬硬的，像一粒小米。
晚星把妈妈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另一只手蘸了热水，轻轻揉着她的手指。一下一下的，从指尖揉到指根，从指根揉到指尖，像在揉一团硬邦邦的面团，揉软了，揉热了，揉到妈妈的手不再僵了。
“今天开心吗？”妈妈问。
晚星低着头，继续揉她的手，“嗯。”
她没说是因为阿哲偷偷看她——这句话说不出口，说出来就变味了，像把一颗糖泡在水里，甜味还在，但糖没了。她宁愿把这句话藏在心里，藏在歌词本最后一页的那团黑疙瘩下面，藏在“月亮像一颗糖”那行被划掉的字的底下，藏在她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妈妈去洗澡了。水声哗哗的，隔着墙传过来，闷闷的，像在下雨。
晚星一个人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挂在对面楼顶的上方，像一盏没关掉的灯——谁忘了关？不知道，反正它亮着，亮得有点傻，亮得不管不顾的，像林涛翻墙时裤腿上撕开的那道口子，像他手抖着递过来的那盒药，像他站在淼淼房间门口想进去又不敢进去的那个样子。
她想起阿哲画的小乌龟——歪歪扭扭的，壳上的花纹一圈一圈的，像棒棒糖。她想起他递耳机时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凉凉的，像那天雨夜共伞时伞面上的小洞透进来的光，碎碎的，亮亮的。她想起他在纸条上写“晚星今天很好看”——字丑得跟狗啃的似的，但她没扔，她夹在笔记本里了，夹在数学课本第73页和第74页之间，那个位置她记得清清楚楚。
她拿起笔，在歌词本上写：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阿哲会不会记得我？”
写完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月亮从窗户的左边移到了右边，久到妈妈洗完澡出来又关上了门，久到她的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蓝色的圆点，越来越大，像一滴眼泪，但不是眼泪，是笔漏油了。
她拿起笔，把“生病”两个字划掉了——不是划掉，是涂掉，涂成一个黑疙瘩，跟刚才那个黑疙瘩并排，像一对眼睛，像两个黑洞，像两颗被咬了一口的糖。
然后在旁边写了三个字：“想太多。”
但你能看到划掉的痕迹——那两个字就藏在黑疙瘩下面，像一个人在喊“救命”，声音被捂住了，但你仔细听，还是能听到，嗡嗡嗡的，像困在灯管里的那只苍蝇。
她合上本子，塞枕头底下。
躺下来，看着月亮。
月亮已经从窗户的右边移到了正中间，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不，不是像糖，它就是糖，是那种最硬最硬的糖，含在嘴里永远不会化，硌牙，硌得你牙龈出血，但你舍不得吐，因为它是甜的，因为这世界上甜的东西太少了，少到你宁可被硌死也不愿意松口。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冒出阿哲的脸——不是那种清清楚楚的脸，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雾，像那张黑白照片里她爸的笑，像她从来没看清过但一直在心里放着的东西。她不知道阿哲会不会记得她，但她记得他，记得他蹲下来系鞋带的样子，记得他把伞塞到她手里的样子，记得他画的那只小乌龟——歪歪扭扭的，壳上的花纹一圈一圈的，像棒棒糖。
她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他会不会在某个下雨天，撑开那把破伞，看到伞面上的小洞透进来的光，然后突然想起我？会不会在某个夏天，听到《夏声》那首歌，然后想起有个人曾经在他面前唱过？会不会在某个夜晚，抬头看到月亮，然后想起有个女孩说月亮像一颗糖？
她不知道。
但她觉得，也许会的。
这个念头比月亮还亮，亮得她闭着眼睛都能看到。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歌词本的封面。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扎了一下她的手指，疼了一下，不厉害，但刚好能让她记住——记住这个夜晚，记住这行被划掉的字，记住这个问题她没问出口，但写在纸上了，写在月亮底下了，写在所有人都睡了只有她还醒着的这个夜晚了。
月亮慢慢挪着，挪到了窗户的左上角，被窗框切掉了一小块，像一块被掰开了的饼干——不，像一颗被咬了一口的糖。谁咬的？不知道，也许是月亮自己咬的，它饿了，它吃了自己一口，疼了，就不吃了，就那么缺着一块挂在天上，缺了很久很久，久到所有人都习惯了它缺着一块，没人记得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晚星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床头，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了的河。她盯着那道裂缝，看它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中间拐了几个弯，有没有分岔，有没有在某个地方突然变宽——她看过很多遍了，每一遍都看得比上一遍仔细，因为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
她闭上眼睛。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枕头上，落在她的睫毛上，落在那本歌词本的封面上。透明胶翘起来的那一角在月光下反着光，亮晶晶的，像一颗还没被人捡起来的糖。
她睡着了。
手还压在枕头底下，手指蜷着，像握着什么东西——一颗糖，一枚硬币，一个还没说出口的问题，或者什么都没握，只是睡着了，手自己就那样了，像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是这样蜷着的，握着拳头，握得紧紧的，好像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是抓得住的，所以要把手攥紧一点，再紧一点。
那行没被划掉的“想太多”在黑暗里安安静静地躺着。
但它的底下，“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那几个字也在。
被涂掉了，但还在。
像一个人在说“我没事”——你听到的只是“我没事”，但你没听到的是那声叹息，在“我没事”的后面，轻轻的，像风吹过纸页，沙的一声就没了。
你听到了吗？
你没听到。
但月亮听到了。
它亮了整整一个晚上，亮得像个傻子，亮得不管不顾的，亮得好像只要它够亮，那些被涂掉的字就会自己长出来，开出花，结出果，长出一个人从未离开过的模样。
包括那个七岁就走了的人，包括那个在服装厂缝纫机前坐到深夜的人，包括晚星自己——她也是被月亮照着的人之一，照着她一个人走完八十二级台阶，照着她一个人吃完一碗面条，照着她一个人把那些“想太多”涂成黑疙瘩，再在黑疙瘩旁边写下新的、更深的、不敢问出口的问题。
月亮不知道答案。
但它亮着。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