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爆发与庆历和议及庆历增币：
宋辽澶渊之盟后，和平的红利确实来的比较迅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作用的。在澶渊之盟前的咸平之治时，北宋收入大大超过了唐朝。之后到了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度的各项收入是唐朝的七倍。遇到了天灾的年份，年收入仍然达到唐太宗时期的三倍左右。粮食亩产量从唐代2石提升到3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宋朝开始真正进入繁荣富庶时代。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王钦若却也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凖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赵恒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王钦若极为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他看出赵恒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于是建议赵恒举行封禅大礼。之后宋真宗先后进行了浩大的东封西祀的活动，花费掉的钱财高达千万贯。但是就在宋真宗满足于和平的同时，新的战争隐患也在酝酿之中，那就是西部党项的威胁。
其实就在澶渊之盟前两年，党项攻陷西部边防重镇及中外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灵州，就已经是西部边防隐患的开端了。澶渊之盟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去世，李德明刚即位。曹玮就上书主张趁李德明刚即位，立足未稳，迅速出兵剿除。但是宋真宗不愿开启战端，不采用，最后终在仁宗时代酿成大祸（“继迁擅中国要害地，终身旅拒，使谋臣狼顾而西忧。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无以息民。”当是时，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用。）
自李德明即位到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开始，这三十多年里，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采取了西攻东守的策略。李德明一方面故作谦卑之态，不断向北宋称臣进贡，换取北宋的大量巨额赏赐，以及北宋对其的放松戒备。另外也向辽国称臣，得到了册封。但是在西部，以灵州和原有定难五州为基地大力向河西走廊扩张。先后击败吐蕃和回鹘，夺取西凉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打败辽圣宗耶律隆绪，势力范围扩展至玉门关和河西走廊。且专注于经济发展，促进辖区内农业发展。天禧四年（1020年），迁都兴州（今宁夏银川）。天圣六年（1028年），册立长子李元昊为世子。一生辛苦经营，不但保存祖先基业，并且不断扩张势力，为西夏建国奠下了坚稳基础。李德明晚年，就已经欲正式称帝了，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就去世。李德明去世后，李元昊即位。如果说李德明想称帝的话，他的手法是不断的逼迫宋朝承认，步步为营，方法是温水煮青蛙，是沉稳内敛的。而李元昊的表现则极具攻击性和挑战性。李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不断的傲慢和挑衅宋朝使节。并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此外还在服饰、文字上有意摆脱中原影响。很明显这已经是正式向宋朝宣战的信号了。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宁夏银川）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李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李元昊的称帝请求自然遭到了北宋举国上下的朝野反对。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三年之间，双方大小战役无数，但在最关键的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之战中，宋军是接连战败。名臣韩琦、范仲淹也相继被贬值。虽然宋军屡战屡败，也扬言要复仇，但是连番作战失败，使得宋朝已经再度萌生了花钱买和平的意愿。而西夏方面，虽然连战连胜，但也都是惨胜，毕竟比起西夏而言，北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西夏不仅没能实现饮马关中的野心，自身也损失不小。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元昊接受宋的封号，称夏国主；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的人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双方可在自己疆土上自建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1045年，大宋应元昊请求，在边境设置贸易市场，恢复了贸易往来。以后几十年间，双方在边境地区经行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庆历和议，对于宋夏双方高层都是可以接受的。于西夏而言，损失的只是名义上的取消了帝号，但无论是西夏内部，还是辽宋两强，事实上都默认了西夏称帝。而具体的实际利益上，西夏每年能得到北宋数万两白银和十多万绢以及几万斤茶叶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能通过榷场交换自己急需的物品，所以说还是有益的。而北宋方面，一举消灭西夏当然是好，但已经不可能。通过和议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西夏取消了帝号，重新称臣，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其实宋朝也恐怕就在乎个名义了。而在具体的实际利益的方面，宋朝真的是很大度了，也真的怕是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了。而庆历和议的达成，也使得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中途夭折。北宋土地兼并问题、三冗局面及积贫积弱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而因为庆历和议的达成，重新得到了恢复并继续恶化，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就在宋夏战争进行中，辽兴宗借北宋内外交困，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的历史事件。在交涉当中，辽国一方面将大军集结幽州一带，随时准备南下，另外一面派遣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与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一，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二，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三，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应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对于辽国的外交讹诈，宋朝方面其实是有准备的。而且在辽使来时候也已经提前知晓了辽国方面的条件。但是北宋和宋仁宗方面仍然表现的很被动。宋朝回复辽方的使节是枢密直学士富弼。富弼当时不到四十岁，依然是血气方刚之年，而且为人刚正，对辽国的要求是据理力争，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宋仁宗态度软弱，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富弼赴辽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最后交涉的结果是宋朝每年在原有的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十万两、绢十万匹，这样就达到了二十万两白银和三十万匹绢总计五十万两匹。而且给的名义是“纳”，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辽、夏之间爆发了战争，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而西夏也愿息兵，仍旧向辽朝称臣进贡。这次宋辽交涉史称庆历增币或重熙增币。
庆历增币及庆历和议的达成，是宋辽、宋夏交往中的又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宋朝继澶渊之盟后又一次的花钱买和平，并且实现了。但是宋朝没有想到的是，或许也是不愿意想到的是，能战方能言和。澶渊之盟、庆历增币及庆历和议能够达成，是在北宋尚有相当的实力及宋辽、宋夏势均力敌或者三方互相牵制下的产物。换言之当时的两方或者是三方实力是大体均衡的，故而可以花钱买到和平，但是如果这种均势的局面被破坏，一方的实力已经具备碾压优势的时候，花钱不仅买不到和平，而且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是抱薪救火，还会是灭顶之灾。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北宋也是两宋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个人而言，宋仁宗是个好人，就皇帝而言是个守成之君。但宋仁宗时代也是宋朝三冗和积贫积弱局面的最终形成及发展时期。宋仁宗时代，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如果放在汉唐大一统时代，宋仁宗这样的毛病或许还出不了大问题。可惜放在北宋尤其还是积贫积弱定型的时代，又遇上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只会让国家更弱。
宋仁宗时代，是如今宋朝电视剧题材最多的时代，也是大臣比皇帝都有名气的年代。北宋的有名望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狄青等都生活在宋仁宗时代，耳熟能详的小说演义的七侠五义、展昭和白玉堂也都以宋仁宗时代为背景。但是就皇帝而言，宋仁宗不是没有识人之明，而是缺乏决断力和勇气。明代大臣谢肇淛就评价道：“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蔡东藩也评价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晚清学者秦笃辉的评价则更是精炼：“仁宗之弊，患在废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