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宋蒙战争第一阶段和曹友闻及余玠治蜀：
曹友闻从丁亥之变开始崭露头角到端平三年阵亡，前后时间只有十年，这十年里，蒙古军大肆进攻四川有四五次之多，而小规模的进攻更是不计其数。在这十年里，蜀口其实并不乏如曹友闻这样的忠勇之人。像时当可、高稼、郭正孙、董鹏飞、刘锐、陈瑀、曹友万等，无不都忠勇可嘉，但是其中能力最强的还是早几年战死的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的郭正孙和曹友闻了。
曹友闻是书生出身，丁亥前并没有什么军事历练，最多是看过一些兵书而已。他的军事才能主要还是长期的实战中磨砺出来的。他与汪世显其实早就互有闻名，汪世显也一直敬重曹友闻，在归降蒙古前曾多次赠送曹友闻名马良驹。曹友闻所部之所以能在与蒙古军和汪世显陇右骑兵的作战中屡次打出威风，为蒙古颇为忌惮，除了其个人的才能外，他早年抗蒙为忠义总管，奉制置使司招募忠义，其手下不少是关陇一带的亡命徒，还包含原金国武仙、汪世显麾下的西夏、回回、西番十八族中不愿归附蒙古的人群部族，这些人骁勇剽悍，精于骑射，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较一般的蜀口军队坚决，是当时蜀口乃至南宋少有的敢和蒙古骑兵野战的主力部队之一，蒙古甚畏之，因谓短曹遍身胆，曹友闻遂以“遍身胆”为旗号，每战胜即分其家赀以赏。（所部皆两界亡命及武仙汪世显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归附者，敌甚畏之，因谓短曹遍身胆）而且蜀口毗邻陇右西北地区，还可以得到一些马匹，故而曹友闻所部还能组织其一些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骑兵冲锋，这是极为难得的。而综观曹友闻的几次用兵作战，其深知敌我众寡不敌，无法正面冲击，所以其用兵力主据高守险，占据险要之地坚守，然后出奇设伏以求全功。不得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曹友闻本来按照其战功和才能，如果没有战死，迟早也会官至节度使，甚至有可能成为四川统帅也难保。但无奈历史没有假如，虽然曹友闻颇有胆略，才具甚至可堪与当年吴挺媲美。从丁亥之变到曹友闻、和彦威战死也就是蜀口沦陷的这十年里，南宋朝野的有识之士无不献计献策加强蜀口的防御以屏障四川。重点是要修复关隘、整顿吏治、恢复生产、储备人才、充实兵力、整顿茶马司等。但是南宋高层恐怕是鉴于吴曦之叛的教训，再也不愿意这样做了，故而在面对蒙古入侵陇右蜀口一带时候是毫无作为，只有地方守将死守待援，却毫无有组织的反击。反而是在吴曦之叛后，南宋一些人已经有放弃四川的打算，认为无四川也可以靠东南立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川陕方向不残破反倒是奇怪了。而同一个时间段，在南宋联蒙灭金和端平入洛前后，朝廷对两淮、荆襄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而对川陕防线这个长江上游地段却没有一丝的援助。另外就是四川帅守在于其他方向帅守的选择任用上，也的确是有大问题的。荆襄的史嵩之虽然是权相史弥远的侄子，也刚愎自用，但也确实对军务颇为擅长，而且手下还有孟珙这一名将。两淮方向的赵葵、赵范兄弟虽然才具和眼光远不如其父赵方，但也还是堪用之才。而四川制帅自安丙、崔与之之后是一个不如一个。而造成曹友闻战死，蜀口沦陷的最根本原因是南宋自吴曦之叛后对武将重臣的极度防范和对蜀口四川的漠视。议者皆曰蜀经三变，一败而失四堡者，董居谊之罪也；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三败而委三关者，桂如渊之罪也。赵彦呐虽然要比这几个人要强些，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了。待到蜀口残破，南宋才想起文武全才的崔与之时候，崔与之已经年近八旬，无力为之了。
综观宋蒙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窝阔台攻宋，此战从端平元年（135）到淳祐元年（1241），持续时间六年。在这六年里，南宋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场都与蒙古大小战事数百次。江淮方面赖赵葵、赵范兄弟、杜杲、李曾伯等人的支持，得以确保江淮，蒙古无力过江。也就是在这几年里，吕文德、余玠开始崭露头角，为日后成为方面大员打下了基础（吕文德后来成为京湖制置使，余玠为四川制置使）。而在京湖方向，孟珙就是救火队员，哪里有难，哪里就有孟珙，孟珙俨然是南宋后期的岳飞，成为了南宋的一面旗帜。而孟珙的部将王坚、李庭芝、刘整此时也开始崛起，成为日后的方面大员，还有那个贾似道这时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也在孟珙手下出力颇多（王坚后成为四川制置使，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刘整为四川之潼川路安抚使，后被迫投降蒙古。贾似道日后更是为京湖制置使接班孟珙，更高升到了丞相兼枢密使）。本来蒙古军已经攻下了襄阳，直逼长江，孟珙率军重新收复了襄阳，确保了防线的完整，同时还派兵策应夔州一带。比起江淮和京湖方向，川陕战区最可怜，赵彦呐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仅有曹友闻、和彦威等数人勉力支持，加上之前的诸多变乱，川陕战区成了宋蒙战争第一阶段中南宋损失最大而且无法修复，也是蒙古此阶段中获得成果最大的地方。
宋蒙战争第一阶段后，南宋深感四川防务的薄弱，理宗决定重整四川防务。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谁能够出任四川制置使，统领整个四川防务。当时最大的名将莫过于孟珙，孟珙也确实有意于四川。但是京湖方向襄阳刚刚收复，蒙古张柔所部屯田河南，威胁襄阳一带，孟珙是无法分身的。最后理宗选择了在江淮战事中表现出色的余玠，淳祐三年（1243）由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便宜行事。余玠在蜀十年，最大的功绩就是根据播州土官杨文提议的保蜀三策之中策，广泛的设置山城，构建了山城防御体系，成为日后四川抗蒙的中坚力量。余玠在蜀十年，积极经营，多次击败了蒙古的进攻，也曾在淳祐十一年（1251）集中兵力北上进攻兴元府，希望能够重新夺回蜀口汉中地区，并进而收复整个四蜀之地。但是蒙古汉中守将夹谷龙古带绝非等闲之辈。夹谷龙古带当时驻守兴元已有十年，整修城池，兴建堡垒，广建斥候，发展生产，实力绝不容小觑。面对余玠尽锐以攻兴元的局面，死守兴元，同时向周围各处蒙古军和汪德臣等人求救（汪德臣为汪世显之子）。随着蒙古大军和汪德臣巩昌陇右兵马的来到，余玠无力再战，被迫撤军。余玠北攻的失败，主要还是宋军野战攻坚能力的薄弱。不过余玠能够全师而还，还缴获了不少战马以及带回了一些投诚的军民，也殊为难得了。余玠此次反攻兴元失败后，四川之军再也没能进入蜀口汉中地区了，只能是依靠山城据险死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