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失陷的重大影响及对西北边防的严重破坏：
灵州沦陷对于宋夏双方有重大战略意义，党项开始由弱变强，并在灵州屯田，加速农耕化，在灵州设西平府，作为国都，后定都兴庆府后，地位也是陪都。西夏夺取灵州后又拿下整个河陇，占据了中西方交流的中转地，从中大获其利。进而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对于北宋而言，灵州沦陷，使得西部贡路断绝，与河西西域的贸易往来更加艰难，尤其战马来源更加困难。此外被迫退保环庆一带，关中则受到了直接威胁。夺取灵州奠定了日后西夏领土的基础，并且大致确定了与北宋西北沿边诸路的边界，此后长期稳定。
攻陷灵州后，而北宋也因多年西北骚扰，而疲于应付，遂遣使议和，决议妥协退让，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夺回五州地数千里。党项族以此为基地，又迅速地调转方向进攻河陇地区。北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二日，李继迁因伤去世，时年四十二岁，死后其子李德明嗣位。李德明即位后，北宋朝中以曹玮、秦翰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主张趁此机会突袭党项，收复银夏灵州等地。认为如不趁势剿除，后患无穷（继迁擅中国要害地，终身旅拒，使谋臣狼顾而西忧。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无以息民）。不过以宋真宗和大多文官集团则主张息事宁人，而李德明狡猾异常，假意卑躬屈膝讨好朝廷，而朝廷想以恩惠来招抚，丧失了大好机会，酿成日后的李元昊叛乱。
对于北宋而言，陕西之失灵州，不营于河北之失幽燕。“西平(即灵州)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睡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夏国凭恃灵武开阔四达之战略地位，既接通了夏台与河西，又对陕西诸路构成压迫之势；复籍此区内之物产文明与智力，成就日后霸王之业。相对李继迁的东征西讨，北宋决策层所奉行的却始终是弃地内保的消极战略。自宋太宗至道元年下令毁夏州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始，至道三年复以夏绥银宥静五州赐李继迁(此时似仅为名义上割赐李继迁，绥宥诸州尚属北宋)。至咸平六年春继迁建都于灵州后，诏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至此，李继迁最终获得了其祖先于唐末所割据之定难军节度全境。也许在宋廷看来，所弃者皆难于防守，输送艰阻，劳民疲军，有害无利之地，弃之于己无所损，于敌无所益。且始终幻想还夏州诸州于李氏令其感悦，复为中朝藩属。然而北宋的弃地政策，于西北边防所造成的最为不利的影响便在于对横山地区的放弃，丧失险要控御之所，疆域日整，仅务自守，战略形势不得不内向。在宋真宗之后诸朝，西夏始终是困扰北宋的边防威胁，而经略横山进而收复灵武也始终是北宋对西夏战略中最为迫切的目标。这一军事构想,直到近七十年后的宋神宗执政时期方才得到有效实践。弃地至易而恢复维艰，这大概是当初那些主张放弃灵州的始作俑者们不曾想见吧。宋神宗时代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的失利极大挫伤了宋神宗的收复意志，也粉碎了他先灭夏后北伐的战略计划。史称：(宋神宗)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
灵州及银夏五州的失陷及北宋长期的漠视，对北宋的国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灵州自隋唐开始便是屏卫京师和经营北疆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时，就改灵州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并且在八大都督府中排名首位。《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九》载：“又天下旧有八大都督府，以灵州为首，陕、幽、魏、扬、潞、镇、徐为次。”这里所谓的“旧”，就是指唐代的情况。唐天宝中期，所谓的十大节度里，朔方节度使拥兵67000余，是当时最大的节镇之一，可见其军事地位之重要性。与此同时，灵州还具有控御周边民族的重要作用，所谓“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