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嘉之乱的深远影响：
义嘉之难虽然持续了只有八个月，但是后续带来的南北局势的变化却十分的巨大，刘宋损失了五个州四十多个郡近二百个县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上百万的人口，兵力损失也非常不少，而北魏获得了刘宋五个州的土地，防线由河淮之间扩展到了淮南一线，宋魏双方基本沿淮河对峙。而此战也对南北局势及未来的南北对峙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南方的战略防御纵深大幅度内缩。义嘉之难前，虽然宋魏经过多次大战，北魏也曾兵临长江，但是并无力占领淮北淮西之地。淮北淮西无法占领，北魏即便兵临长江，也极有可能被切断后路。而且徐州青齐之地在南，则北魏的粮仓冀州平原之地始终面临着被南方侧击的危险，虽然南方从未有过这种行动。而义嘉之难后，南方的防御纵深从河淮一线一退数百里，屏蔽江南的淮南地区成为了战场，河淮之间再无缓冲地带。南方丧失了谢玄、刘裕北伐的几乎所有成果，南北方在中东部边界大体回到了淝水之战时的状态。
其次，战争主动权基本易手。义嘉之难前，刘宋还曾有过三次元嘉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以攻为守，尽量将战场摆在敌方境内或者是中间地带，避免淮南、江南、襄汉成为战场。而且因为青齐在南，北方始终担心青齐之地对河北平原的威胁，南下作战时有不少顾虑。而此后，战争主动权易手，北魏得以比较稳固的占领河淮之地，沿淮河一线与南方对峙，再也不用担心河北平原可能受到的威胁。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线路，或者淮南，或者荆襄，或者汉中。而南方日后的北伐也一直是在河淮之间打转，东线始终无法再攻击到徐州以北，而中线虽然后来也曾打到了黄河南岸，但无法稳固占领。
再次，南方武力资源的大幅度萎缩。南方立国东南的武力支柱主要是两支，一为长江下游的楚子集团，二为上游的襄阳武力集团。楚子集团兵将来源主要为北方流离江淮间的流民，而他们多游移于淮河南北，即所谓“淮蕃海捍，本出北豪”。而这两者都严重依靠北来流民和豪族武装。而徐兖青冀和豫州淮西的沦陷，使得这些地带成为北魏之地，虽然短期因为不服北魏统治会南下，但其根终究在北方，长远来看必将融入北方，这样中间地带的流民和豪族武装将不会南下，南方的武力资源将大幅度萎缩。比如薛安都本身出身河东大族，刘宋元嘉后期率乡族南下，后在元嘉北伐和孝武帝时代中立功，刘子业时代升任徐州刺史后，就带走相当多的部族武装，而其投降北魏，这支精锐善战的武装就成了北魏的武装。
再之，萧道成及兰陵萧氏势力的崛起。淮北淮西的沦陷，使得南北双方沿淮一线对峙，而为了保卫淮南，宋明帝派萧道成先后镇守淮阴、广陵，逐渐掌握了淮南的兵权。同时因为淮南邻近淮北淮西之地，而淮北淮西之地不服北魏的豪族大姓武装纷纷南下，而淮阴就成为了接纳他们的大本营。南齐书写道：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威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入雄，希风结义。这使得萧道成的势力大幅增强，成为其最后建齐代宋的主要依靠。
再之，南方防御格局的结构性重组。义嘉之难前，南方的防御格局以守卫两淮为核心，但重点放在守卫淮北淮西。淮西方面是豫州之地，虽然豫州的治所侨置在淮南寿春，但淮西汝南之地实为核心，汝南逼近中原，进可以攻击中原，退可以保障两淮。而淮北方面，大本营是徐州彭城。自东晋谢玄时代开始到刘裕，再到宋文帝、宋孝武帝，彭城始终是淮北核心，是南方“威陵诸夏”的最主要据点。历次南方对北方的攻击，大本营始终放在彭城。而历城（山东济南）、东阳（山东青州）是山东方向的核心，瑕丘（山东济宁一带）是兖州治所，是徐州西北保障。这样淮北四州实际上是连环相扣的。而义嘉之难后，这些地方全部失去，南方被迫沿淮重新布防，重点布防淮南。淮北残存的朐山、涟口和孤岛郁洲被组合成为青冀二州，作为淮北前哨据点。而淮南原南豫州、南兖州之地及郢州部分地带被重新分割组合。南兖州仍镇淮阴，但部分地带划入南豫州；南豫州大部地带被分割为豫州和南豫州，豫州仍镇寿春，但寿春由原来的二线变为一线，南豫州镇姑熟。而郢州东部地区和部分南豫州地区后来被组合为司州，治所在义阳（河南信阳）。这种重新组合后的防御部署在刘宋末年基本形成，南齐和南梁初期一直沿用。
义嘉之乱对南北对峙的影响极为深远，南北双方北强南弱的格局基本被定型。若非日后北魏分裂，南方的厄运恐怕会更早到来。而可悲的是义嘉之乱对南方还不是最大的创伤。义嘉之乱南方丧失淮北淮西，但还有淮南、荆襄、汉中巴蜀，尚可以依托江淮—秦岭防线设防，逐步缓冲敌方进攻，尚且不至于立刻灭亡。而时间仅仅八十三年后，更大规模的侯景之乱则给了南方以灭顶之灾，淮南、荆襄、汉中巴蜀全部丢失，灭亡只待时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