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河东现象产生及结束的原因：
唐末五代的乱世中，之所以五代天子三代出晋阳，北汉一隅之地能对抗中原近三十年，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首先，河东地势险要，山西表里山河，四塞险固。而作为河东首府的晋阳城自战国时代董安于始建以来，历经一千年，尤其是东魏北齐、隋唐等帝王的苦心经营，使得山西尤其是晋阳城成为一座军事防御功能极佳的城市。形成了晋阳城城中有城、跨河连城的格局，东西长12里，南北宽8里多，周长40多里。有城门24座。城内外有壮丽的宫殿、仓城、苑囿、柏堂、起义堂、受瑞坛、讲武台(飞阁)、宴宾厅、山亭等。有多处寺观宝塔。城中有供商家、作坊、居民等使用居住的“坊里”。汾水从城下穿过，可行舟捕鱼，一派繁荣景象。这是晋阳城扩展规模最大、最兴盛的时代。因其城防坚固，所以无论是北周武帝攻晋阳，还是安史叛军攻晋阳，再到后来朱温包围晋阳，再到张敬达围困晋阳以及宋太祖、太宗四征北汉，每次攻打晋阳要么是失败，要么就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足见晋阳城池之坚固。
其次是河东物产丰足充沛。河东之地北邻近塞北，中有汾河灌溉，南有盐池之饶，也是能养活相当一群人的。而山西之地盛产煤铁，方便于制作兵器，这都使得山西之地在拥有险要的地形的同时，又有了较为充足的物资保障。自高欢于北朝经营晋阳开始，到北汉灭亡，几百年的时间里，河东尤其是晋阳附近，就是北方军队主力的重要集结地之一。而有大规模的驻军，必然就有相应的后勤保障设施以及能够维持大军生存的生产能力。
再次是民风剽悍及多民族原因。隋唐是统一的多民族的朝代，而隋唐皇室本身就有汉胡血统，而且十分重用和信赖胡人。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河西西域和契丹、奚族等西北及北方游牧民族大量的寄居于河东、河北一带，使得两河之地到处都有长于武力的胡人，同时因为胡人随时可能的侵扰，也使得两河边地的人民自小都颇擅武艺，这样无形之中使得河东河北的武力资源是较为充沛的。而河东李存勖在灭了幽州后，又将河东河北山后的武力资源得以统一，军力更加强盛。军力的强势这也造成了河东节度使往往都有问鼎天下的雄心。
以上几点原因是唐末五代产生河东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但河东现象最后走向消亡，也有很重要的原因，甚至与上述也有关系。
首先，河东终究是一隅之地。只有在天下乱世时候，河东才能起而称雄，如果天下太平，河东是难有作为的，而随着天下强藩实力均衡的被打破，也意味着天下大乱的局面迟早会终结，河东现象也就会失去了大的生存的时代背景，而这是一个历史趋势，是无法抗拒的。
其次，天下大势的变化。河东地势险要，物资丰足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优势，但河东却只能是一个根据地，而不是目标，河北、河南才是目标。河东要想问鼎中原，要么天下大乱，要么能够征服河北，这样才能有实力。否则从地利方面而言，河北不服则后路不安，而河东一地物资产能及储备是难以经得起长期的消耗的。李存勖能灭后梁，重要的一步就是压制了河北，统一了黄河以北地区，有了一定的打持久战的本钱。
再次，人员的流失。河东沙陀集团勇悍善战，但如上所言，河东集团的目标是南下逐鹿中原，这样意味着需要极大的努力以及消耗，每一次河东现象的出现，是河东的辉煌，但也是河东进一步衰落的开始。每次河东现象的出现，必然意味着要带走一批多年培养下来的基干力量的流失，而这些基干力量往往成为新朝精锐禁军力量的主体。随着南下旧有力量再加上新的力量的涌入，使得中原禁军力量的不断强大，而河东原有力量终究有限，加上不断南下流失，以及北方契丹统一的完成，也再难以吸收新的胡族武装，这样河东的能战兵力就日渐枯竭。
再之，契丹的作用。造成河东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契丹的存在。唐末五代宋初，河东现象能存在，契丹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李存勖灭后梁，是因为幽州一战击破契丹，得以数年内无后顾之忧安心南下，否则后方不安势必影响前方占据。石敬瑭称帝成功，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耶律德光五万骑兵的支援，否则张敬达所率唐军主力光耗也能耗死石敬瑭。而刘知远南下，也是看准了契丹在中原民心不稳，四处被动，否则刘知远断难南下成功，只能死守河东。而北汉能够对抗周宋近三十年，每次危机之时几乎都有契丹的支援，否则早就被灭了。也正因为契丹对河东现象有着十分重要的外部作用，所以河东集团在对契丹的态度上是十分慎重的。
综上而言之，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中央兵权、财权的日渐加强，河东仅有的优势就会一步步的削弱，这样河东现象就失去了所有的赖以存在的原因，也必然会走向尽头最终归于消亡。但是河东现象也为中国晚唐五代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英雄辈出的乱世时代，也成为了历史爱好者分外关注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