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外蒙古：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宁汉合流并完成“二次北伐”，宣告“统一”完成，其实广大的北方地区都在张学良和阎锡山及冯玉祥等新军阀统治之下，南京政府的影响力对北方是极为有限的。对北方都如此，还何谈对外蒙古的经略。更何况南京政府亲英美反苏的政策以及东北张学良在1929年发动中东路事件，使得外蒙古背后的真正操盘者苏联对南京政府是极为怀疑的，也不想在外蒙古问题上保持一种模糊政策了，其政策会更加的明确，就是要扶持外蒙古走向名实合一的真正独立。
1928年，外蒙古发生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的统一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外蒙古血流成河，外蒙古一些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南京蒋介石政府忙于内战及抗战，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苏联的卫星国，脱离了中华大家庭。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伪满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居然成了苏日之间罪恶的交易了，几乎就是当年日俄协约的翻版。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1944年，苏联将已经事实上吞并的二十多年的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改为图瓦共和国，正式纳入了苏联的版图。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和蒋经国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奉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面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子文拒绝签字，并且他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最后这个条约是由王世杰签的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蒋介石政府正式出卖了外蒙古。以如此的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的1月5号，当时由蒋介石把持的中华民国就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民政府发表公告说，外蒙古人民在1945年10月20号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所以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审议决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出由行政院转持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告知于中国的国民。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蒋介石集团当时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即控苏案，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但这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961在外蒙古入联投票时，台湾国民党政权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
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归根结底是自身的实力使然也是其一贯的阶级及个人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如此痛快的承认，连美国也感到也有些惊讶。按照美国的理解，外蒙古的现状可以理解为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的现状。虽然外蒙古1924事实上已经独立，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承认，中俄蒙协约也并没有放弃，所以蒋介石政府如果能维持中俄蒙协约的情况是最好的。但是美国人明显高估了蒋介石的能力也低估了苏联对蒙古的野心和控制力。
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还是要沉重地自我表演和“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外蒙古独立之原因归纳：
从1911年外蒙古谋求脱离中国到1946年南京政府承认其独立，外蒙古独立用了三十五年，但实际上1924年外蒙古就已经独立了，仅为十三年。而实际上外蒙古独立的各种原因已经积累了上百年之久。
首先，没有经历社会变革。清末的时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世界近现代国际秩序形成大变革的时代。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外蒙古内部却没有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沉寂的如一潭死水。可想而知在面临俄国侵略日益加深的威胁下，原有的社会体系结构是多么的脆弱。没有社会体系结构的全方位变革，也就难以孕育其他而来的一切。这是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内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央的权威与稳定的极为中央的，中央一旦权威衰落，必将走向军阀混战割据，边疆就会自然不安稳。清末时代中央权威衰落，不过尚且对地方还有一定的统御力，各种矛盾尚没有太明显公开化，而辛亥及民国成立后，尤其是1916年之后，军阀割据趋势日益明显并在几年后爆发了首次军阀战争，中国走向了军阀混战的状态。对边疆的统御力自然会失控。
再次，清政府的原因。清政府将外蒙古纳入帝国版图内是有功劳的，但是其对外蒙长期实行事实上的封禁隔离政策，使得外蒙古对中央对内地的向心力都极大的削弱，而且因为新政的原因的，这种缺乏向心力更加的表现为仇恨与反抗，使得局势变的愈加错综复杂和难以预料，也为日后的应对带来了更多的不可预见性。
再之，民族问题与治理人员的原因。外蒙古的民族问题很严重，但境内都是蒙古族，比起新疆来要简单的多。而为什么外蒙古独立了，一个原因就是治理外蒙古的官员对外蒙古各种事务尤其是民族事务是不擅长的，有严重的歧视倾向，这无疑使得外蒙古本来对汉族对内地对中央的不满是日渐加深，宁愿投靠俄国也不愿向化内地。
再之，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原因。从清末的宣统、载沣到民国的袁世凯，再到段祺瑞、徐树铮，再到吴佩孚、曹锟以及最后的蒋介石，可以说都不希望外蒙古独立，但是其态度基本上是偏软或者是走极端的。清末改革失之于急切焦躁，段祺瑞、徐树铮利用俄国内乱收复外蒙，是有功但却失之于极端冒进。而吴佩孚曹锟等只是喊喊口号，不愿意动手。而蒋介石常年忙于意识形态和军阀斗争，一味反苏仇共，在外蒙古问题上实际上是漠不关心和缺乏斗争方法的，虽说他不能全部负责，但确实也负有重大责任。
再之，国民党及其前身的问题。革命党在清末一直叫嚣革命排满，革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革命党及其领导者多系南方人，对北方问题及边疆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加上受日本的影响，在边疆问题上常常带有极为严重的情绪化和民族偏见的错误性发言，这无疑使得外蒙古王公贵族有着极度的恐慌。而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一味的亲英美仇苏，不能与俄国及苏联及早商谈外蒙古问题，使得时间越拖越长，等到了苏联人在外蒙古的优势到了绝对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再谈，使得在外蒙古问题上，国民党做的是比北洋政府还不如。
再之，俄国的强势干预。虽然清政府及民国历届政府治理外蒙有不少失策，但是俄国的强势干预是造成外蒙独立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俄国历史上是侵略成性的国家，中国外东北外西北的丢失都是沙俄所赐，而外蒙古的独立更是俄国的一番“杰作”。关于俄国为什么要扶持外蒙古独立，除了领土欲望外，就是所谓的事关西伯利亚安全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讲的是最直白了，那就是为了俄国的安全，外蒙古距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太近了，万一一个力量利用外蒙古切断大铁路，对俄国是极为致命的威胁，所以要外蒙古独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俄国到苏联，对外蒙古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以及全方位的改造，使得外蒙古日益俄国化。
再之，缺乏乱世的强人统治。清末民初全国局势动荡并最后走向了军阀割据，也实际上走向了强人政治。而边疆方面，新疆的杨增新、东北的张作霖虽然都是军阀，不过其个人在对国家民族的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气节的，而且其自身有相当的权威和手腕能够镇抚局势。而外蒙古是没有这样的强人的。而后来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是强人，但对国家民族是没有感情的，无异于苏俄的代理人。
再之，军事及交通等因素。这重点体现在清末民初和1921年两件事上。外蒙古地形多沙漠，而中国内地与外蒙古的交通联系是较为薄弱的，如何在外蒙古有事时候能快速反应是极为必要的。外蒙古贫瘠，自然难以养活大军驻扎，所以完全靠快反能力。而在外蒙古用兵，必然以骑兵为主，但是自清末马政衰败以来，清军和民国各军队的骑兵是极为稀少而且战斗力有限。这在杨增新增援外蒙古问题上就体现的很明显了。而交通方面，外蒙古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在民国成立后只有一条最主要的张库公路，其他方面则极为稀少，这都无疑削弱了对外蒙古的持续投送能力。
综上而言之，外蒙古最终的独立，归根结底的内部原因是外蒙古没有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内乱无暇顾及所致，而俄国及苏联的强力干预和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阴谋百出、居心叵测的手段又无疑加速了外蒙古对内地的离心力，最后在内外因的合力作用下使得外蒙古最终走向了独立。
外蒙古独立的危害：
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从中国分离出去，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与恶劣的，而且危害也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是京畿华北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有外蒙古在，华北京畿距离北方边境有着一千多公里的战略纵深，而外蒙古独立后，这一千多公里的战略纵深随即消失，华北京畿方面面临的威胁会极大，而且没有任何险要之地，光靠燕山防线根本撑不住几天。日后中苏交恶时候，中国就即为担心外蒙古方向的威胁。
其次是东北和西北无法连成一片。东三省地处我国东北，新疆地处西北。如果外蒙古在，东北和西北通过外蒙古可以连成一片，东北与西北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而外蒙古独立后，东北和西北无法连成一片，彼此的联系必须依靠内蒙古和华北一线，所损失的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使得三北方向无论哪一个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再次是民族问题。外蒙古的主体是蒙古族，而中国在内蒙古、东北等地尚有大量的蒙古族。外蒙古独立后，使得蒙古族成为跨境民族。这对管控境内民族是十分不利的。而外蒙古确实也有一帮人有着大蒙古主义的思潮，国外各种反动势力也常常借此挑起事端，目的就是要从北方来遏制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危害是巨大的，但是外蒙古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足以与中国抗衡，而且其本身非常贫瘠，在经贸方面是极端依赖中国的。对于中国而言，外蒙古已经独立，收复已经是无望了。但是外蒙古在国家对外关系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们而言，外蒙古最好能永久中立。外蒙古地处中俄两强国之间，它的安全与未来只能是取决于两国，而不可能有第三国可以帮助。外蒙古也应该明白，任何希望引入第三国来平衡中俄的方法都是自寻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