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简评
袁世凯的一生，发家起于在朝鲜对抗日本的态度果敢有为，受到李鸿章的赏识，之后在李鸿章的竭力培养下，朝鲜十二年几乎将日本的权益剥夺殆尽。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回国，但依然备受重用。尤其是在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管直隶北洋，成为了李鸿章的接班人。在慈禧、奕劻的支持下，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迅速壮大，俨然成为一方重镇。日俄战争时候虽然袁世凯短暂的与日本秘密联络，但战后则竭力抵制日本，并秘密策划中德美同盟以防范日俄。虽然载字辈儿在慈禧去世后将袁世凯罢归故里，但袁世凯羽翼已丰。辛亥年，袁世凯再度出山，并迅达成南北妥协，日本也鉴于当时的局势无法阻止。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的势力从直鲁豫东北一带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接近要统一全国。日本深感如果袁世凯的地位继续稳固，对日本是极为不利的。日本希望的就是中国的乱，从而乱中取利。而袁世凯方面，自民国成立后，也深知日本的态度至关重要，也曾主动在满蒙五路贷款方面做些让步以换取日本的承认及对革命党在日活动的取缔。但是日本对于袁世凯是不信任的，而且对袁世凯的些许让步觉得是不够的。而不久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给了日本以天赐良机，利用日德战争和二十一条，日本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虽然二十一条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日本仍然认为袁世凯的存在是个不小的威胁，而且袁世凯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外交方略是不会改变的，时刻谋求致命一击，帝制是极好的机会。帝制的失败，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虽然袁世凯要实行的帝制不是君主专制，是君主立宪政体，也是感觉自己权威和办事上很不顺畅所致，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有别的办法，但他却选择了帝制自为这条绝路和死路，而自己最信赖的北洋军此时也不那么听话和驯服了，在护国战争中是出工不出力，冯国璋、段祺瑞虽然碍于多年的交情不能出面反对，却是消极怠工，甚至是暗中掣肘及反对。而在外部方面，一战列强无暇东顾的大格局下，又使得其惯用的以夷制夷的套路作用大减，故而在帝制进行的最后关键时刻下了狠手，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垮台及病情，最后郁郁而终。帝制失败不得人心是根本原因，而直接原因则是战事的不利，如果北洋军当时依然听命于袁世凯，那么即使日本干预，面对既成事实也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袁世凯虽然没有晚清时代慈禧那样的政治权威，但也绝对是一个政治强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死以后，枭雄遍地，又无人能压制。他确实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式的人物。纵横民国政治舞台三十多年而不倒的阎锡山见过袁世凯三次，见一次怕一次。东北王张作霖也说过近世诸人唯项城（袁世凯）智力谋略可以统一全国，可惜误于宵小。但是袁世凯终究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是一个旧时代官僚家庭培养熏陶下出来的人。他信奉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器械，甚至也会采用一些西方的制度和体系，但骨子里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从他的饮食、生活和家庭习惯就可以明显看出他非常明显的东方风格。而且袁世凯的一生做事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习惯也长于以术驭人，而且手段高超，但是以术驭人是无法长期而为之的，没有理想和信念终究是难以保持的。当他的手下将领跟他爬到高位而没有上升空间的时候，也自然会离他而去了。他虽然阅历丰富，办事能力极强且勇于担当，记忆力惊人，国学功底深厚，但读书尤其对理论和西方理念之书很少涉猎，而且一生除了在北方和朝鲜外，没有去过南方也没有出过国，对西方的许多了解总体上摆脱不了传统洋务派的思维局限性，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世凯的思维体系和眼界格局甚至还不如晚年出国后的李鸿章，这都是袁世凯的不足之处。袁世凯后来自己都说自己办事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最后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袁世凯重实干而轻文化也沿袭到了他的用人上，虽然袁世凯周围也不少文人墨客和新旧大家，但袁世凯周围最重要的干部中，除徐世昌是正牌科举出身外，其手下的重要统兵将帅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张勋、姜桂题等几乎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几乎就是文盲。袁世凯不看重这些，看重的是办事能力和忠心。这种风格也都影响了他的这些接班人，虽然这些人不少都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敢作敢为，但没有文化或者文化太低使得其眼界格局相对就小，终究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最后被淘汰了，其实这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通病。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也使得日后的中国高层政治精英认识到帝制已经再难行之于中国了。清末民初短短几年时间，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的传统思维，但是帝制已经不得人心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即便后来的许多强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包括孙文以及蒋介石，他们骨子里都有传统专制的色彩，而且做法不亚于皇帝，但谁都再帝制自为。袁世凯用自己的生命给后代留下了榜样，何其有意思啊。袁世凯称帝了，最后的陵墓被叫做袁公林，这是徐世昌的变通之法。孙文的陵墓倒是被叫做中山陵了，而陵是皇帝才能有的称呼。这历史又是何其的捉弄人啊。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黄远庸认为，民初中国应采取适度集权的新权威主义，同时，强调在统治方式上应参杂法治和现代化的统治方法;而袁世凯当时未能很好地接受此建议，其新权威主义守旧色彩过浓，没有掌握好新旧之间的平衡，不能满足新兴社会力量的要求，导致统治基础不稳，是其失败原因之一;黄远庸虽没有找到新权威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结合点，但是，让后世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统治者看到了问题所在。为中国政治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