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禁运开始施行后，确实效果很明显。按照台湾学者陈存恭的研究数据显示，从民国初年到1929年海关的军火进口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912-1914列强竞售时期，三年供应值18939251海关两，平均6313084海关两；1915-1917来源缺乏期，三年净供应值792672海关两，平均171789海关两；1918-1919日械极盛时期，两年净供应值16589602海关两，平均8294801海关两，日本占97.91；禁运前期1920-1923，四年净供应值2350201海关两，年均587550海关两；禁运后期1924-1928，五年净供应值29188757海关两，年均5837751海关两。整个民国前期十八年，军火净供应值67583178海关两，年均3825481海关两。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军火禁运的前期，尤其是1924年以前，军火来源确实极为匮乏，而1924年之后，军火禁运虽然还在维持，但已经松弛，逐渐开始走向崩溃。如同清末庚子后的军火禁运一样，此次的军火禁运范围包括的十分广泛，直接的军火弹药当然是，还包括了兵工设备和一些原材料的禁止，这使得国内许多兵工厂受制于设备和原材料来源的困难，无法发挥最高生产能力，有的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而在后期，军火禁运开始松弛，一方面是因为这毕竟是高利润的行业，各国谁也无法放弃这诱人的高利润。还有就是走私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最主要的是因为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军火禁运当时的发起和执行国没有包括已经战败的德国和一战后受到排挤的苏俄。而随着德国的再度复苏崛起以及苏俄的恢复，这两个国家必然要与英美体系产生对抗，对华利益和军售上自然不会例外。而当时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工农群众运动，反赤成为列强与北洋政府和日后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极力要求取消对华军火禁运，列强也不得不考虑。加上中国国内局势在1927年之后发生重大变化，亲英美的国民政府上台，还有就是日本与英美矛盾的问题仍然在加剧，列强尤其是英美就已经在酝酿取消对华军火禁运的措施。在这样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929.4.26公使团领衔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代表荷兰、比利时、巴西、丹麦、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葡萄牙等国政府向国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正式递交照会，取消1919的军火禁运协议。同时宣布英法美德日意荷比等国政府驻华代表取消1923年的禁助中国海军装备协议，这样十年的军火禁运协议正式全部结束。
十年的军火禁运对中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唯一有一丝的积极作用就是某种程度上倒逼了中国军工自主。这时候的中国军工水平比起清末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由于战争的频繁，各派军阀对军火的需求十分旺盛，而且也刺激了他们致力于整顿旧厂和扩充生产。根据学者齐锡生统计1928全国总共军工生产能力为火炮600门，机枪1764挺，步枪19.2万支，子弹2.22亿发，大小炮弹259.2万发。这个估计有些高，但是当时全国大大小小兵工厂并不少，生产能力肯定超过了禁运前，而且步枪生产量方面基本接近1914日本的产量，子弹补给量也可以。关键是火炮的产量和质量。
比起微不足道的那一点儿积极的因素来说，军火禁运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严重阻碍了中国接触到了世界先进的军事装备技术。一战及一战后的世界是军事技术和作战体系大变革的时代，坦克、重机枪、飞机、重炮、化学武器等都在蓬勃发展，而中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错过了。
其次是这是政治封锁歧视待遇。列强在完全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密谋达成军火禁运协议，这完全与英美标榜的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将中国视为战胜国的口头宣传是不相符的。
再次是军火禁运根本没有英美标榜的那样是为了拯救内战中的中国人民，反而是更加刺激了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对抗，更加的加剧了中国的内战。
再之是列强虽然明面上严厉禁运军火，私下仍然暗中默许甚至是鼓励对华出售不用的废弃军火。意大利向曹锟的直系出售一战时候的军火，英美和捷克走私商人也吾不如从作为。
再之是中国的兵工厂技术继续落后了。如巩县兵工厂本来是民初最着意打造的新式兵工厂，因为军火贷款和禁运的限制，虽然极力经营，成效并不显著。即使是新的兵工厂中成效最好的是沈阳和太原兵工厂，购买的设备与要生产的军械始终不太配套，有的甚至很难使用，但又很难从他国购买新的替代品，使得有时候军火生产窒息。这也说明为什么英美日等国对一些商人违反禁令可以容忍，因为中国最新或仅有的军工生产设备，多是别国废弃或淘汰之物。
而对于军火需求最旺盛的各地军阀而言，军火禁运也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如直系，英美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北洋军阀素来没有好感，但是对吴佩孚算是例外。不过虽然他们对吴佩孚有好感，但受制于本国对华政策，除了舆论上支持外，并没有在贷款和军火方面给直系太多援助。直系军火的来源除了自身控制的兵工厂外，就是从德国意大利等国商人中购买的，不过意大利的许多军火在当时已经落后，而且无法加以改进重建。简单来说英美对直系就是口惠而实不至。
而对于奉系来说，奉系张作霖方面对军火十分重视，而且手段多样，来源也很多。东北在当时十分特殊，虽然日本政府不得不参加了军火禁运，但在满洲的关东军、满铁、关东厅和浪人、商人不可能全然遵守命令，常常私自走私武器给张作霖。张作霖也从欧美国家走私商人中购买武器，还购买设备扩大兵工厂。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开始迅速崛起，在1925年后控制了北京政府，掌控了东北华北军政大权。海关1925-1928的数据显示出口到东北华北的军火价值23006330海关两，占当时全国军火总额27580525海关两的83.42%。某种程度上来说，军火禁运倒是使得张作霖的奉系得到加强。
对于西南军阀来说，滇军实力最强，军火禁运对其影响也有，但相比其他西南军阀而言算是损失最小的。尤其1922开始，法国很支持唐继尧。1922唐继尧再度在云南东山再起后，次年设航空学校和航空处，从1923-1929夏购买法国飞机二十多架，还有聘请法国教官。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在云南有着滇越铁路等重大利益，所以常会以此为由头对滇系出售军火。1922法国公开向北京公使团要求进口197支步枪供应滇越铁路中国段护路队，公使团不予反对。而且以后经常以供应护路队为由进口军火，根据英国使馆情报，实为供应滇军。1923.5.25英国驻昆明领事馆报告，说法国为支持唐继尧进攻贵州，给唐继尧步枪及500万发子弹。
对于南方的革命党而言，军火禁运削弱了自身但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尤其是孙文占据两广后，联络苏俄这个未参加军火禁运的大国，取得了大量的军火供应和军事及财政支持。另外通过围剿广州商团叛乱，革命党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加上两广毗邻香港和海外，交通便利，革命党的军火进口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对于皖系段祺瑞政府而言，军火禁运的打击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军火禁运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最严厉的时候，正是皖系执政和占据优势，谋求武力统一的时候，军火禁运无异于给占据优势的北洋军及日后的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釜底抽薪。段祺瑞订购的第一批日械虽然在军火禁运前已经全部交付，但是为了让奉系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1918.2.23徐树铮策划了秦皇岛截械案，与张作霖共同实施。这次共截得三八式步枪近三万支，子弹六十万发，机关枪五十挺，还有一部分大炮和小枪，其中包括山西、陕西两省的购械。山西、陕西的购械，后经徐树铮之手，又分装起运至山西和陕西。所以这一批日械，皖系并没有拿到多少。而第二批日械，主要是装备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但是交付的估计只有49.61%，有一半没有交付。根据日本陆军省1918.12.25向外务省的报告，第二批交付的军火以步机枪和弹药为主，三八式野炮订购72门，交付28门，山炮162门全未交付。而且已交付的三八式野炮并未交付弹药车驼马以及所订购的7200个零件，这就使得交付的火炮也无用。这些无疑影响了皖系在1920直皖战争的战斗力，同时也影响到了徐树铮1919年出兵外蒙古的作战，因为出兵外蒙古的部队，主要以装备日械为主。
而军火禁运在列强与华外交关系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更加加剧，中国与日本的矛盾也随之加剧。禁运开始的时代，正是日械极盛独占优势的时代，英美导演了军火禁运，使得日本在华利益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政府遭受了严重削弱。而军火禁运解除的时候，正是中国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亲英美的国民政府掌权开始的时候，虽然日本这时候想继续维持禁运，但英美已经不会同意了。而随后面对德国顾问和德式装备再次大批进入中国以及英美对国民政府影响的加强，也使得日本对英美愈加厌恶，强硬的激进派开始摒弃老一代的协调路线，单方面行事，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与日本和西方的矛盾，酝酿新的战争策源地。
列强在中国尚还在有统一外壳的1919年以中国尚未统一为由导演了一出军火禁运，在中国看似统一实际上仍然军阀混战的1929又以共同利益为依托解除了对华军售禁运。这一切无一例外都是以列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列强的相互妥协而开始逼迫中国而结束。而旧中国政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没有工业基础和配套的相关体系支撑，面对军火禁运，也只能是逆来顺受。军火禁运，没有也不可能禁止军火的出口和走私，反而使得中国内战继续加剧，却也使得中国人民在苦难的环境中日益觉醒，也使得英美与日本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