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清末民初，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练兵一直是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头等大事。而练兵以武器装备尤为重要，而在晚清和民初，虽然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要满足全国军队的需要，根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军事装备等的进口就至关重要。而在晚清民初，有过几次军火禁运，对近代中国军队建设乃至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是光绪十七年（1891），户部下令暂停北洋采购枪炮军舰弹药两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才解禁。这一次属于清政府内部的军火禁止采购，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军火禁运，但大范围内沾边。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开始军火禁止出口，到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文规定，两年内暂停对华军火出口，实际上是三年。这属于确凿无疑的军火禁运。第三次是民国八年即1919开始到民国十八年即1929的军火禁运，这次长达十年，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这三次的禁止军火采购和军火禁运影响十分重大，现在浅谈一番。
第一次禁止军火采购（1891-1893）
谈起甲午战争，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北洋舰队装备已经日渐陈旧，机械设备和锅炉老化，武器弹药常年缺乏更新。知道一些历史的人，都习惯性的归结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了颐和园，再懂一些的就知道是户部尚书翁同龢几年前下令禁止采购军火弹药，时间是两年。
关于翁同龢下令禁止采购军火弹药，人们习惯性的归结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个人矛盾。确实，翁同龢和李鸿章确实有过节。李鸿章当年替自己的恩师曾国藩起草了那篇弹劾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奏折，确实是真的，而整篇走这种，尤其是这二十几个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说得大义凛然，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一写，不但朝中大臣无法袒护，连皇帝都无法徇情了让人乃至于让皇帝也无话可说。因为此事，翁同龢确实与李鸿章有过节，但是仅此一事，尚不足以让翁同龢与李鸿章那么的关系险恶。两人的矛盾，其实是思维方式的根本性矛盾。二人虽然都是进士出身，都是正经的科班生，都是圣人思维培养出来的人，但是二人日后的经历让两人走上了明显两条路。翁同龢自从进士及第后，长期在中央担任文官，并且是帝师，他本质上是一个清流派，而且确实为清流派的领袖。不过翁同龢与同为清流领袖的前辈李鸿藻相比又有不同。李鸿藻也是帝师，但李鸿藻办事比较而言是对事不对人，台上面可以与同僚争的面红耳赤，但台下则很少说长道短，对同僚保持相当的尊重。而翁同龢为人严苛，同僚偶有过失，即严厉苛责，缺乏应有的尊重。此外，翁同龢没有在地方担任实缺的督抚，与洋人接触的不多，这也都限制了他的思维。像张之洞，曾经也是清流派，外任地方后则日渐转向了洋务派。而李鸿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不过后来在曾国藩幕府就实际上开始了军旅生涯。自创建淮军以来，长期在地方任职，虽然他有中央尚书及大学士的加衔，但本任还是地方官。而且在地方官任内，接触了太多的西方事务以及西方人员，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领袖。而且李鸿章对清流派，十分的反感，经常说清流派是看人挑担不嫌累。当然在个人性格上，李鸿章比翁同龢会做官，情商高不少，但李鸿章自己也说过有痞子腔，常常脏话满天飞。尤其在与翁同龢的关系上，因为两人的历史恩怨及性格，所以真保不准二人见了面会因为一些问题能挖苦讽刺甚至是争吵。
除去李鸿章与翁同龢的个人恩怨和派系之分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当时的国家环境尤其是财政状况。清政府自收复新疆后，国家的局势基本得到稳定。加上中法新约这个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签订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成军后，清政府外在上确实还给人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一个看似挺强的印象，所以国内从上到下，依然没有真正的认清世界的局势和东西方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那股保守、贪腐和奢靡的风气又更加的愈演愈烈。尤其是皇室的奢靡之风。
慈禧太后一直对复修圆明园、颐和园感兴趣，而且是一直在做，这个从她执政开始就如此。不过圆明园因为耗资太大及反对太多，她也知道此事不能为，故而基本上是放弃了。不过对颐和园等工程她确实十分在意。在光绪时代初期她垂帘听政的几年内，也是修建的，并且也花费不少，但还不至于那么明显。而且除了颐和园之外，皇室其他的花费也非常之大。咸丰后期每年内务府支出仅40余万，同治初年是八九十万到百余万不等。以后的光绪中后期达到143万，后期内务府更是有高达295.2万。这仅仅是日常的开销，并没有算重大典礼工程的开销，遇到这些，花销数倍于往日。如同治十一年（1872）大婚，户部直接拨款450万，加上其它各地的费用，如支用江宁织造55万，苏州织造182万，杭州织造110万，两广总督37万，粤海关和淮安关等117万，总计高达近1000万。光绪十三年（1887）大婚，不算其他费用，仅提拨京饷就有银550万。还有修建陵寝园林花费更大。在这种皇室花销十分庞大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也有所增加，但依然无法满足庞大的支出需求。就是说收入的速度远赶不上支出的速度。
中法战争后，北洋舰队的成军速度确实加快。一方面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教训惨痛，清政府确实几年内颇思振作。在有限的财力范围内，对海军是格外的关照。但是无论是醇亲王奕譞还是李鸿章都知道，要北洋舰队尽快成军即发展，慈禧的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为了让慈禧支持和高兴，修园子就是最好的办法之一。所以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醇亲王对李鸿章说的那句话，有园子才有水师。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下令重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工程。到十年后的三海工程竣工。据叶志和、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显示，三海工程的经费总额约为600万两银子。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银子。从光绪十二年（1886）起，海军衙门每年除了拨付400万两银子的海防协饷外，还将各省海防捐款、福建造船余存洋款、户部库所存神机营息借洋款等款项，约200万两银子，全部充作北洋水师军费。但是每年实际拨付的不可能有足额的四百万，能有两百多万就不少了。到后来的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皇帝下令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海军衙门又成了重修工程的“提款机”。7年时间共挪用了310万两银子海军经费。此外，李鸿章还以海军衙门筹款以备急需的名义，向各地督抚勒捐了约300万两银子；克扣南洋水师、东三省的练兵饷和海防捐，有86万两银子。这些钱，都进入了颐和园重修工程。屈指一算，约有700万两银子，从海军衙门流入了颐和园重修工程。当然，挪用的这些经费，也不是全没有归还，有一些确实是归还了。
由以上可见，不断的花销让经费奇缺，不得不向海军要钱。而除了以上这些外，还有许多因素。从人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发展北洋舰队确实为了国家，但也是为了自己的实力。李鸿章对于淮军当时的战斗力已经实际上有了大概的了解，知道淮军大部实际上已经日落西山，他也想更改淮军，但牵扯到复杂的问题，他做不到了。所以他对海军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为了海军，他确实很辛苦。但是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李鸿章能有资本，就在于他手里还有军队，尤其是北洋舰队。他要想在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除了依靠太后支持，就是军队。但这也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所以李鸿章越是发展军队，于国是有利，但于己也有力，也就于政敌以最大的口实，这实际上已经是联系在一起了。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希望发展，也不敢过分的发展，自己已经树大招风了，再往大走，谁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此外，李鸿章在北洋舰队各方面的宣传上实际上也让清流派认为是矛盾的。李鸿章一方面为了向朝廷表示自己没有浪费巨资，让海军演习展现实力，以显示成效。另外又不断的要钱，希望要继续巩固这种优势。这套理论，在现在是通的，但在当时清流保守派眼里是不通的。他们认为既然李鸿章说北洋舰队已经颇有成效，那么维持住就可以了，没必要花费巨资进行再建设。他们不知道军队建设尤其是海军装备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需要时刻注意和更新的，他们认为军事装备建设是静止的。认为既然已经强了，就不需要发展，而李鸿章还要发展，就是居心叵测。另外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醇亲王奕譞的去世，醇亲王是咸丰和恭亲王的亲弟弟，是光绪的生父。客观而言，醇亲王对海军的发展对李鸿章的支持是相当不小的，他知道自己才能比自己强的六哥都不是慈禧的对手，他处处小心，慈禧对他实际上是满意的。他也在李鸿章的影响下，确实对海军的发展及洋务产生了兴趣，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海军发展。醇亲王去世后，李鸿章实际是很清楚，北洋舰队的发展会遭遇不小的挫折甚至是倒退，因为中枢里不会有人再替他说话支持了。李鸿章内心是惋惜的，故在醇亲王去世后，下令北洋舰队所有军舰下半旗致哀表示哀悼，这也是中国海军近代第一次按照西方礼节下半旗哀悼朝廷大员。
在人们总体上依旧保守、国库财政紧张和中枢变更的情况下，再加上翁李的矛盾，而且军火采购确实每年要花费不少钱。光绪十七年（1891）那道禁止军火采购的上谕下发实际上是不足为奇了。对此，李鸿章十分不满，但是他也不敢不满。此道上谕是针对全国，但主要是针对每年采购武器最多的李鸿章的淮系北洋系统的。对南洋和其他地方实际上是留有余地的，比如日后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清政府就给予了支持。但是其他地方的督抚大员除了张之洞外，根本没有李鸿章那么强的发展军备的意识，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李鸿章也多次希望从南洋和湖广钻一些政策上的空子来采购装备，但各地督抚都不是傻子，李鸿章的如意算盘不可能实现。
然而就在清政府禁止军火采购的同时，世界军事装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军事领域方面，陆海军方面的无烟火药、小口径步枪、管退炮、海军的前无畏舰和速射炮等武器装备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井喷的阶段。世界主要强国英法德美俄都不断的发展军备建设，掀起了军备竞赛的高潮。而邻近的日本也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惜节衣缩食来发展军队建设。陆军采用德国军制，建立了参谋本部体系，组建了六个常备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完善了动员体系，派军官留学欧洲，学习德法陆军的先进之处。海军方面尤其是重点，天皇皇后带头缩减开支来发展海军，还号召全民节衣缩食。引进了装备中口径速射炮的海军中型巡洋舰，并在甲午战争前在英国订购了万吨级的富士级前无畏舰来对抗北洋舰队的定远级铁甲舰。
大体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中日两国对军备的发展注意程度和情况。一方面清政府是在小有成就后就又开始昏昏欲睡了，另一方面日本是紧赶直追，不惜省吃俭用。虽然说即使没有禁止军火采购的那道上谕，甲午战争依然不会有可能赢，毕竟战争不是靠几件武器就能打赢的，但是武器毕竟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那道禁止军火采购的上谕，清军和北洋舰队有一些弹药预储，多多少少是会有些作用的。也许能影响一些战役的进程和走向，会让清政府即使失败也不至于像后来的那样悲惨。但是这一切都是假如了，而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禁止军火采购影响到了弹药，也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不利以及失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内部的清流派再次严厉的弹劾李鸿章，甚至有高达68人联衔的大弹劾，对这些弹劾，李鸿章早已经无所畏惧也习以为常了，但是他内心是悲伤的。这些清流平时骂李鸿章建设军队是拥兵自重靡费国帑，战时失败又把责任一股脑推卸到他身上，是典型的不让马吃草还让马快跑的思维。而他也曾这样不无悲哀的说过：“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