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甲午战争中，被清政府一度寄予厚望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后在京畿防务日益危险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由中央出面整顿旧军并组建新式陆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购买军舰重组海军，以加强北洋地区的海陆防御力量，并作为日后扩军和在全国加强军队中央集权的先期试验。从甲午战败后，到戊戌政变，再到庚子前，五年的时间内，清政府在渤海湾北洋地区的方向，重新组建了一支约五万人的武卫军和总计近两万吨规模的海军舰队，算是粗见成效。而将这些事情一直连串始终的一个人就是新晋满洲权贵荣禄，长期的主要负责机构就是督办军务处。不过庚子事变以及随后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使得清政府五年的经营成果再度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清政府加强军队建设的首次尝试宣告失败。
督办军务处的成立及荣禄地位上升：
光绪二十年（1894）8月，中日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十月初五日（11.2）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领衔，成员还有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李鸿藻和长麟等，但他们都身兼多职，实际上主持军务的是新晋的满族权贵，荣禄。
荣禄曾任内务府大臣、西安将军，参与创立神机营。是当时满族权贵中比较能干的，没有太多满汉歧视观念和有一定军事经验的人。而且他与汉族清流领袖李鸿藻以及曾纪泽、刘坤一、鹿传霖、李鸿章等重臣也有不错的关系。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二，西安将军荣禄从西安出发，十二日抵达北京。九月二十九日，接任九门提督。十月初五，督办军务处成立，恭亲王领衔，庆亲王帮办，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九门提督荣禄，右翼总兵礼部左侍郎长麟会同商办。
虽然督办军务处成立，不过整个战争期间，在前线的一直是湘淮军和各个勇营武装，军务处起不到多少实际作用，不过荣禄的地位在上升。荣禄和军务处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底，甲午战争已经结束。荣禄根据刘坤一和军务处等人之前的提议加以修改，上奏将湘军、淮军和毅军分别裁减到三十营左右的规模，暂驻锦州、津沽和山海关一带得到同意。同时因为甘肃河湟发生回乱，将董福祥部调往甘肃平乱。而董福祥也借此与荣禄这位权贵搭上了关系，而且后来日趋紧密。同时关于袁世凯的练兵，荣禄也非常支持。第二年，荣禄先后到小站、芦台等地检阅了袁世凯和聂士成所部。而在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军工方面，荣禄的提议主要是要将武器装备划一，由江南、天津、湖北等主要兵工厂统一制造。
胡燏棻组建定武军：
光绪二十年（1894）下半年，就在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清政府鉴于淮军和各类勇营武装在朝鲜和辽东方向的一系列惨败，迫使清政府一方面从国内加紧调集还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关外集结以抵御日军。另外也在思考组建一支新的陆军，以期尽力练成形成战斗力投入战场。九月，清政府高层将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召京，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等重臣会晤。汉纳根提出三项建议，其中一项即用洋人西械，加练新军十万，全以新法教练。这一建议遭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胡燏棻及九门提督荣禄等实力人物的反对而被否定。十月初五，清政府设立督办军务处，由王公大臣负责，并谕令立即开办练军事宜，由胡燏棻自行试办。
胡燏棻受命练军后，即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在马厂练定武军三营，规模虽小但步、骑、炮、工俱全，用费又较汉纳根建议为省，所以受到清政府“颇见成效”的赞扬。不久又得到督办军务处的支持，扩充为10营5000人，实际人数为4750人。这些兵士都先后由天津、山东各地招募而来，用西法教练。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甲午战争已告失败，胡燏棻亦已在马厂开始练兵，乃就其练兵思想结合局势危急，上万言书论变法自强十事，其第八事即“创练新兵以资控驭”。胡燏棻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的四法，即：训官之法，练兵之法，放饷之法，简器之法。并决定新军编练的规模是“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为一大支。”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定武军因马厂地带的营房不敷应用，而移驻小站。小站是距天津东南七十里的一个小镇，是当年李鸿章所部周盛传弟兄盛军经营二十年的驻扎屯田之所。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移驻到这块沃土上，开始了“小站练兵”。该军的各级军官不少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和军官，购置西洋先进武器，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人任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力求以新的装备，新的武器，新的训练，形成新的阵容。这支定武军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因胡燏棻调任督办卢汉铁路，而由袁世凯接管，成为“北洋新军”，即“新建陆军”的前身。胡燏棻虽然离任，不过胡燏棻的练兵主张大致成为日后武卫军的经营模板样式。
袁世凯接手练兵扩充定武军：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曾任驻朝鲜总理大臣，在朝鲜期间就曾替朝鲜国王编练过新军，有练兵的经验。甲午战争中又专任保障大军后勤事宜，颇有功劳。同时他因亲历了战争，也见证了旧军的腐朽，深感组建新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光绪二十一年6月底，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不久卸任）、云贵总督王文韶（8月接任直督）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12.8），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
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后，就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原有的4750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陆建章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袁世凯因为接手练兵后成效显著，在荣禄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校阅中，得到了荣禄的高度评价。而袁世凯也在次年升任直隶按察使，继续统率新建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