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赖以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及各地起义的湘淮军及勇营元老宿将功臣日渐凋零。如1884年，淮军元老张树声去世；1885年，湘军统帅左宗棠去世；1886年，湘军悍将鲍超去世；1888年，淮军元老潘鼎新、周盛波去世；1890年，湘军元老曾国荃和湘军创始人曾国藩长子，杰出的外交家曾纪泽去世；1891年，嵩武军统帅张曜去世；1894年秋，湘军悍将刘锦棠去世；1896年甲午中日战争刚结束，淮军悍将刘铭传去世。短短十几年内，中兴功臣名将几乎尽皆凋零，存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李鸿章、刘坤一、魏光焘等也都行将就木。而在将领方面，当年跟随他们及宿将的一些人，普遍不再具备当年悍将的才能，不过也有几位忠勇可嘉。此系列选取几位甲午战争后崛起的名将叙述，分别是淮系聂士成，淮军旁系豫军系列的马玉昆，跟随刘锦棠转战的董福祥。这些人都是行伍起家，年龄都差不多。这些人都文化不高，不过实战经验丰富，履历军功，但不像他们的老上级那样能够荣膺封疆大吏，而是一直在军旅打转，是纯粹的职业军人，因此遭受的磨难要比早期的元老宿将更艰难。
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字星五，甘肃环县（当时属宁夏固原）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1864年，组织汉民民团反清，后在陕北被左宗棠部刘松山击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先后从刘松山、刘锦棠平定陕西、甘肃、西宁（今属青海）等处回民起义，升为提督。1875年，又随刘锦棠进兵新疆。以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及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有功，得左宗棠赏识。1890年，擢喀什噶尔提督。1895年，率部至甘肃消灭回民起义。后调甘肃提督。1897年，奉调防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清廷采取“招抚”策略。董福祥部士兵纷纷加入义和团，杀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并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董福祥率军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者要求处死董福祥，清廷不允，旋被解职，禁锢家中。1908年病死于甘肃金积堡。
早年率众反清：
董福祥于道光十九年（1839）生于环县毛井，其父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直爽，打抱不平。董福祥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喜欢结交绿林中人，经常往来于帮会，因而地方绅民对其皆存畏惧之心。同治初年，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建立强大的汉族武装，护陵卫民，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安化县把总王蔼臣看到董福祥影响力不断扩大，遂以“莫须有”罪名将其逮捕，押在囚笼中施以沸水烫顶之刑，禁卒同情董福祥，偷偷将其释放。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在安化县发动起义。他的部队既要对抗回军的掠杀破坏，又要抵抗官兵的进剿，力不从心。同治三年（1864年），董福祥接受环县县令翁健邀请，防守环县城。不久，又倒戈反清，他联络回军与捻军在金积堡大败清军，缴获无数。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势力已控制陕甘10余州县。
董福祥生性尚武，为人豪爽，在同治初年的乱世，就揭竿而起，不过他的率众起义与陕甘回民的起义是有些不同的，带有些维持治安并借机扩大势力的性质。
兵败反正却备受重用：
同治七年（1868），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手下号称30万，控制区域南及延安，北达伊克昭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县、固原。
原在陕西境内活动的捻军西入山西，清朝政府遂命令尾追而来的湘军北上攻打董福祥。董福祥率部围攻绥德数次均失败，被迫转入防御。第二年，湘军悍将刘松山任陕西各部清军总指挥，以一点开花，中心突破的战法直接突破董福祥的外围防线，大胜董军于瓦窑堡。同年十二月，董福祥全军投降清军刘松山部。
董福祥投降清军后，刘松山赏识其军事才能，委以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经过精减，被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率领所部三个营的兵力，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很快打消了左宗棠、刘松山等人对其的疑虑。同治八年（1869）12月11日，董福祥在攻打吴忠的战斗中亲身肉搏，虽受伤不下火线，为夺取吴忠立下头功，左于是同意正式将董字三营编入官军序列，成为刘松山手下的一支劲旅。
同治九年（1870）2月，在金积堡战役中，刘松山不听董福祥的劝告，亲自前往马化龙营中受降，不料中弹身亡。此后，董福祥忠心辅佐刘锦棠。同治十年（1871）3月2日，马化龙在被围将近两年后投降，被刘、董以藏匿武器的罪名处死。董福祥其后受命镇守金积堡，将其改建成董部的大本营。同年，董福祥用开花炮猛轰马家滩回民军堡寨，回军死伤惨重，一日之内回寨尽毁。同治十一年（1872），董福祥率部随同刘锦棠进军西宁，战斗中董福祥屡挫禹得彦、白彦虎等回民军，升任游击将军。在战斗中对待敌军十分凶残，“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同治十三年（1874），董福祥参与平定河州回民叛乱。积累军功，官至提督。
董福祥战败后投降，从此由匪为兵，开启了为清政府效力的近四十年人生。董福祥部被改编为三个营，实际上只有一千五百余人，但都是百战余生，战斗力强悍，加上董福祥在陕甘一带和回民心中颇有威望，而且深知地利和当地风俗，靠着顽强的战斗力和对当地的了解，董福祥在投降后不久便成为湘军的一把突击尖刀。
收复新疆，纵横西域：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以刘锦棠为先导，西征新疆，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董字三营”系西北土生土长的部队，不惧风沙，冲锋在前，大破天山木里河、古牧地后，一举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
光绪三年（1877）4月：左宗棠令诸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甘军翻越天山，急行军1200多里，先后参与攻收复南疆门户达坂城、托克逊城的战斗。五月，阿古柏被部下所杀，白彦虎向俄境逃窜。八月，清军开始追歼南疆残敌，董军任先锋，攻克喀喇沙尔。
光绪四年（1878）1月2日，董福祥收复哈密残余地区。至此，新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董福祥自此名震新疆，加封云骑尉世职，任阿克苏总兵，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阿古柏政权灭亡后，英俄对此并不甘心，仍然扶持残部不断窜扰中国西部边境，董福祥率军驻守喀什噶尔，屡歼入侵之敌。光绪五年（1879年），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反叛，董福祥在两日一夜之内，率部急驰300余里，在木吉击溃叛军，歼敌2000余人。
光绪十六年（1890），擢为喀什噶尔提督，总统南疆军事，光绪十七年（1891）调任乌鲁木齐提督。董福祥在新疆驻守19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赢得朝野赞誉。
董福祥自出任阿克苏镇总兵，开始率本部步兵 1750人，马队530人，专防部队100人实行军屯；共屯田63740亩，牧羊72440只。这样，一直到董福祥任乌鲁木齐提督，部队的给养基本由屯田解决。期间董福祥等甘军将领在新疆十九年中一直注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提倡军屯，所以甘军在这一时期的给养，除一部分是清廷拨款，其它基本上是自给自足。
董福祥在西域作战驻守近二十年，确实劳苦功高。董福祥部作战彪悍，而且其部属多来源于西北，对西北的地理和气候的适应能力要比以来自江南水乡的湘军所部要强，故而董福祥在南疆混的是如鱼得水，而且官位是一路飙升，甲午战争前已经高升到从一品的提督大员。董福祥及其所部还真是实现了用鲜血染红顶子的愿望，不过收复被阿古柏入侵的新疆，也是董福祥一生中最耀眼的功劳。
镇压河湟起义，入驻京畿：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董福祥晋尚书衔，奉旨率甘军入卫京师，屯驻蓟州一带，受到慈禧的接见和赏识。
就在甲午战争前后，甘肃河州、湟中等地发生起义。原因是华寺门宦的马如彪要改革该门宦的一些礼仪，引起其叔即华寺门宦重要头人马永琳等的反对。从此华寺门宦分成两派，马永琳一派被称为“老派”，马如彪一派被称为“新派”。两派经常发生摩擦。光绪二十年（1894）秋，以韩努力阿訇为首的“老派”与以韩穆萨阿訇为首的“新派”因讲经争执，发生械斗。在教争发生之初，“新派”向循化厅上诉，官府袒护“老派”，歧视“新派”，不予处理。械斗发生后，河州镇总兵汤彦和派马永瑞和马永琳兄弟前往循化调解，马永琳暗中支持循化“老派”头人韩努力，调解无效。第二年，两派斗争愈烈，陕甘总督杨昌浚派西宁知府陈嘉绩和道员徐锡祺等前往查办，一改从前护“老派”、抑“新派”的政策，进入循化厅城后，便将“老派”腊月保等11人在城头“枭首示众”，激起“老派”群众无比愤怒，在韩努力领导下，万余群众从阴历三月初八起围攻循化厅城，揭开了河湟反清起义的序幕。
最初开始，清军在镇压起义中“不分新老，一律剿办”，于是两派停止教争，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起义迅猛展开。继循化起义后，马永琳率众在河州围攻州城。自三月至九月间，狄道马维翰、海原李昌发、西宁韩文秀、化隆马成林、乐都冶主麻、哆吧马大头三三、大通刘四伏、北大通（今门源）刘辅等先后奋起响应，起义群众达10多万人。起义发生后，甘肃全省震动。因地方镇压不力，清廷将总督杨昌浚“革职留任”，继而令其回籍，调新疆巡抚陶模接任陕甘总督，并令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董即率部从北京前往镇压。十月中旬，董部抵达河州，派先行官马安良诱降起义首领，并每日出队搜缉，先后将马永琳、周七十、马显文、闵伏英等600余人杀害。镇压河州起义后，董福祥令其部将何得彪、张铭新率部于十二月间扑向西宁府属地区。因清廷兵力巨增，且枪炮精良，起义者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西宁南川、北川、哆吧、北大通、米拉沟、巴暖营等处起义军据点相继失守。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清军“肆行杀戮，所部弁兵，任意淫掳，惨不可言”。起义平息后，董福祥命令其部下马福禄处理“河湟善后”，马率其部“安宁军”大肆屠杀起义群众近3万人，韩文秀、马大头三三、马成林、冶主麻等重要首领均遭诛杀。光绪二十二年（1896）阴历二月，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青海柴达木和河西等地。由刘四伏带领的万余起义军退往河西后，又转移到新疆罗布泊。在甘州南山活动的起义者坚持到九月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历时1年半，削弱了清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清廷也承认“此次回乱由地方官审断不公而引起”。不过因镇压河湟起义有功，董福祥被任命为甘肃提督，率部进剿，平定匪乱后加封为太子少保，赏赐骑都尉世职。而就在镇压甘肃河湟起义前后，也是董福祥及甘军大发展的时候。
甘军准备镇压河湟起义，清廷命甘军总统领董福祥重新整编甘军时期，因为甘军在清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清廷电旨：“董福祥立功西陲，……有闻风投效者，著广为收募，克日成军。所有饷需，当饬户部源源筹寄”。“月饷户部已筹拨三十万两由沪汇甘……陕西筹银三万两可提用”，除了粮饷外，清廷还拨发甘军部：“毛瑟枪二千杆，每杆配药弹子三百颗，共计六十万颗……直接交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行营”。镇压河湟起义的西宁战事结束后，作为甘军统领的董福祥、张俊等人面对清廷将如何对待甘军的问题，具体就是粮饷是实行“行粮”与“坐粮”。当时甘军是按照征调部队给粮饷，按照清代的“战时俸饷”章程：兵丁征调作战，在 200 里以内食用自行办理 300 里以外按例加给粮饷（除照常支给平时俸饷外，再加给战时俸饷），所以甘军在甘肃作战期间，除了“坐粮”的基础上还加领“行粮”，西宁战事结束后甘军在甘肃休整，这就牵扯到粮饷供给的标准，当时甘军的一部分军饷靠陕甘供应，时任陕甘总督陶模与董福祥不太和睦，陶模遂改甘军“行粮”为“坐粮”，并上书清廷请求裁撤甘军，清廷斟酌后决定裁撤甘军八营仅留十二营。但是时隔不久，清廷又电旨：“著董将前撤八营仍旧招募添足二十营改为常胜军，分扎要隘”一切照旧。陕甘总督陶模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故又以甘军粮饷甚巨，甘肃粮台不足敷出再次上书清廷要求将甘军“行粮” 改为“坐粮”，同时要求户部将甘军“行饷”改为专饷。这次清廷支持甘军，没有答应陕甘总督陶模的要求，同时复电陶模：“由关内拨出饷银二十万两，补足甘军之饷”，再令户部拨行饷“七十八万两，杂支银四万两，共八十三万两”以便让甘军安心操练，可见当时甘军在清廷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甘军东调后，粮饷还是直接由户部划拨，在粮饷的使用上甘军独立施行，清廷概不过问。为确保甘军粮饷的按时供给，甘军总统领董福祥上书清廷请求在京设立甘军粮台，得到了清廷的同意“著王文韶与保定一带，设立粮台”，但因为京师周边地区米面价格比较高，董福祥上书清廷“请免缴四成粮价”，清廷许之。甘军在保定设立粮台后，清廷为继续加强甘军实力，电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提督董福祥现在奉旨督练甘军，必须加添军械，应拨上海制造局所造快利枪一千支，配齐子药各五百，派员经解该提督驻扎处点收，以资应用”。甘军成为清廷的精锐部队后，所部装备多是新式武器或购自外洋的精良武器，其部月饷二万三千两，也由陕西按月直达京师不曾延误。而在戊戌政变前后，董福祥部因驻防京师有功，多次被赏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9.29）荣禄入军机处第二天，慈禧即下诏停止天津阅兵，并赏聂士成部银六千两，袁世凯部四千两，董福祥部三千两，十九日再由军机处拨宋庆部三千两，以示体恤各部。而得奖赏最多的算是董福祥部，九月二日（10.6）奕劻在南苑校阅后称赞董福祥治军有方，上谕奖赏董福祥一些皇家物件，并赏银董福祥部一万两，户部拨付。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1.9）又以甘肃关内外肃清有功，给有功人员加官进爵。次年二月十一日（1899.3.22）又对董福祥所进行褒奖，赏穿董福祥带素貂褂，以示优异。戊戌政变后，荣禄开始组建武卫军，董福祥部被编组为武卫后军，驻防蓟州一带。
而在装备上，董福祥部原来只有步骑兵，装备也比较陈旧。但从镇压河湟起义开始到庚子前，清政府多次给董福祥部换装。光绪二十年，首次拨付旧式（M1871/1884）毛瑟枪，每支配弹300发。二十二年底在西宁河州剿匪时，再次更新枪械，数量不详。二十四年（1898）4月甘军进驻正定时，拨付汉阳造步枪1000支，57快炮12门。改编为武卫后军后，由天津军械局、天津北洋机器局和淮军制造局三处会同为其大批换装，枪械几乎全部更新。步骑兵几乎全部更新为曼利夏步骑枪，配带新式马刀。不过与武卫军中其他的几支部队比，甘军的人员素质和作战技术上与前军、右军还相差不小，与左军也有一定差距。
庚子风云与抗击八国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为加强宫廷保安，召董福祥入京。6月9日董福祥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6月11日，董部奉命开入永定门，刚好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乘车欲出城郊探望经清廷总理衙门批准到使馆区保卫日本使馆的日本警卫队24人，董军营官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回答，然未说完已被营官抽刀刺杀，其尸体被甘军肢解，并剖腹取出腑脏，塞入马粪，再弃于路旁。杉山彬死后，慈禧太后派荣禄及启秀到日本使馆致歉，并召董福祥及端郡王载漪面斥，但李鸿章以如惩罚他则恐甘军哗变为由劝阻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本想拟谕旨惩凶的计划也只好作罢。事后，载漪称董福祥是了不起的好汉。
6月20日，清廷命令荣禄攻打使馆区，荣禄因怕当替罪羊负责任，先是装病交出兵权，后因懿旨难违，便命没有攻城火炮的董福祥部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按下自己的武卫中军。董部甘军自6月20日至6月23日一连四天每日发炮三百多发，但无法对使馆区造成大损害。6月25日，荣禄奉旨停攻使馆，并派人送西瓜蔬菜等慰问品到各国使馆，又派人假扮走私贩将大量先进德制后膛枪等军火入使馆以加强使馆区的防卫。6月28日，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打打停停五十余日直至8月14日，始终未能攻下使馆区。
8月14日，八国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福祥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武卫后军在北京保卫战中作战英勇伤亡惨重，董福祥部下马福禄等也战死殉国。董福祥撤出京师后，在良乡见到荣禄，即刻奉命率领中后两路骑兵一部追赶慈禧护送到太原行在。所统马步各营在在八月十九日左右全部退往获鹿、井陉和固关一带，仍归董福祥节制。董福祥曾建议所部调往太原附近重新补充整顿，清政府以防务吃紧为由，让他轮番调动，不可全部撤回，命令下给荣禄与董福祥两人。因为董福祥的忠勇，慈禧对甘军十分关照，九月二十八日上谕让其重新招募到二十五营，并兼统中军马队两营。十月一日，董福祥上奏已编练成二十个营，分别有三个总兵张行志、姚旺、何得彪与一个副将马福寿统率，另外五个营不再招募以节省军饷，全军开往潼关一带，扼守陕西门户。10月26日，董福祥抵达西安。
董福祥在庚子事变时，总体上是被划归为保守派的。董福祥及所部长年地处西北与洋人接触不多，对洋人没什么好感，再加上其部队文化不高，出身也多在西北，对大部分出身贫寒的义和团也有天然的同情感，所以庚子时，董福祥部与义和团的关系是较武卫军中其他部队中最为密切的。而董福祥的态度，看起来与端王、刚毅等合得来，实际上是老奸巨猾的骑墙派，与荣禄等主和派也有密切的联系。而至于所部，在抗击八国联军侵华中，尤其是掩护帝后逃亡过程中更是表现英勇。虽然作战肯定是失败的，毕竟技战术实力不在一个层级，但其英勇的表现连洋人也敬佩，也正是因为董福祥部死守抗击，帝后才能顺利逃出北京。
晚年生涯：
辛丑条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签订，重要的一项就是惩办祸首，董福祥及其所部因为在战争中的表现，被列为祸首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八国联军的想法，因为董福祥在义和团一事中同情支持义和团，并公开进攻使馆，与端王载漪过从甚密，有端一董二之说，最好被处死。但是不同于其他的刚毅、端王载漪、载澜、赵舒翘、徐桐这些文职官员和勋贵不同，董福祥部是有兵权而且有威望的。尤其是当时，慈禧和光绪都还在西北的西安，邻近董福祥影响力很强的陕甘回民地区，其本人素为回汉人所倾服，一旦处置不当，很容易引发陕甘新一轮的回变。董福祥也曾放出话来，如果杀甘军一人，必将生变。
面对董福祥的实力及影响力，清政府及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对付。一方面在谈判期间，就让奕劻、李鸿章向联军反复交涉和解释，董福祥不能重处，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但是慈禧恐其破坏和谈，令光绪帝赐其手书“他日闻鼙鼓思将帅，舍尔其谁属哉”，要求他守时待变，以图再举，董福祥方才回乡隐居。最后和谈成功后，董福祥只是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比起被杀被流放的其他人来说，解决相当不错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发现了董福祥部回汉人员众多，不可能铁板一致，采取裁军和分而治之的方法。董福祥所部二十二营旗在潼关隐蔽了长达九个月后，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甘军仍然共有马步二十五营，十二月底清廷下谕甘军裁撤 5500 人，余部回甘。之后不久，剩余甘军又被裁撤合并至八营。其中驻甘肃的十四营裁并为五营，驻陕西之八营裁并为三营，裁撤合并后的八营大部分为马安良的回族骑兵，暂由马安良统辖。为了进一部分化甘军以防后患，再将甘军所剩八营由固原提督张行志和陕西提督分别统领，此外，被革职的甘军总统董福祥被准留用三营甘军亲兵卫队。张行志先是西宁镇总兵，后肃清匪患升任固原提督，长官与部下同为固原提督，却也相处融洽。
董福祥被革职后由西安回到金积堡，屯田隐居，终老田园。但仍然不时小有风波。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有人上奏称董福祥“坐拥厚资，颇储利器”，令陕甘总督升允妥筹办理，升允调查后上奏称“董福祥储械无多，虽拥厚资，既不乐输，未便相强”。次年二月董福祥报效银两，朝命赏董福祥枪械，由升允酌量拨付。同年四月一日董福祥因病去世，年七十。其孙董恭（董福祥无子嗣，所过继其胞兄董福寿之子董天纯为子，董恭为孙）报销白银40万两，上谕开复董福祥处分，所报效40万两一半用于新政，一半备宁夏旗垦之用。军械据称有1600余支枪械，交军械处存记。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未为其举行仪式，也没有赐予谥号，仅在其家乡竖立“董少保故里碑”一座。
总评：
董福祥是清末乱世中在西北崛起的一位悍将，其和所部作战勇悍，思维保守，故而在庚子之变时成为了被利用的军事力量，他本人虽然结局较好，但终究也逃脱不了卸磨杀驴的悲剧。不过董福祥收复新疆、屯垦边防的功勋还是值得被记住的。而且董福祥开创的这支汉回混合部队支撑西北，经董福祥开创，又由张行志、马安良等薪火相传，在民国时代演变为赫赫有名的西北三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