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游戏的规则更加复杂。皮埃尔是在一个阴沉的二月下午收到那份用深红色火漆封缄的规则说明的——火漆上印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纹章，两只交颈的天鹅围绕着一颗倒置的心脏，看起来既优雅又诡异。他拆开信封，里面是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每一页都散发着一种淡淡的、说不清是什么植物的香气。
规则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皮埃尔需要同时维持与至少三位女性的关系，并且她们必须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至少一位来自世袭贵族，至少一位来自富裕的资产阶级，至少一位来自艺术或演艺圈。更棘手的是，这三种关系的维持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且在此期间他不能与任何一位女性中断关系。如果其中一段关系自然终结，他必须在三十天内找到替代者，否则将被视为违规，所有已获得的点数清零，已发放的资金必须全额退还。
此外，规则中还有一条用小字写成的条款：“每段关系中，游戏参与者至少需要遭遇一次被识破的风险，并成功化解。化解的方式和结果将由第三方评估，计入最终点数。”皮埃尔把这条读了三遍，仍然不确定它的确切含义。
难度增加的同时，奖金也更加诱人。最终的胜者将获得五万法郎——这个数字在皮埃尔脑海中反复回响——和一次进入上流社会核心圈子的机会。“核心圈子”四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淡淡的红线，皮埃尔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只是被邀请参加沙龙和舞会，而是真正地、从内部地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意味着他可以在那些古老家族的客厅里坐下来，不必再以“作家的朋友”或“某某夫人的随从”的身份出现。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那四页规则，窗外的巴黎正在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淋湿。他想起了玛德琳、埃莱娜和西尔维。第一轮游戏中的三位女性，如今都已经不在他的生活里了。玛德琳嫁给了那个男爵，婚礼在圣奥诺雷街的教堂举行，皮埃尔从报纸上读到了那则简短的结婚启事。埃莱娜去了尼斯，据说在那里买了一栋临海的别墅。西尔维还在剧院演戏，上个月他在一张海报上看到她的名字。她们都过去了，结束了，不需要再想了。
但今晚，在这个雨夜，他发现自己想得比平时更多一些。不是因为怀念，而是因为一种奇怪的预感——他觉得这一轮游戏会和上一轮完全不同。上一轮他像一只刚刚学会飞行的鸟，跌跌撞撞，凭着本能和奥萝尔夫人的指令完成了任务。这一轮，他需要飞得更高、更远，而他隐约觉得，天空中会出现他从未遇到过的气流。
第二轮游戏的头两个月，皮埃尔按照奥萝尔夫人的名单，依次“处理”了三位目标女性：一位是公爵的遗孀，年近五十，保养得宜，对年轻英俊的作家有着一种母性混杂着情欲的兴趣；一位是钢铁大亨的独生女，二十二岁，刚刚从瑞士的寄宿学校回到巴黎，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一位是歌剧院的首席舞者，二十八岁，眼睛里永远带着一种让人心痒的挑衅。
三段关系都在计划之内建立起来了。一切都在按照剧本推进，直到他遇到了艾米丽。
这轮游戏中，皮埃尔遇到了艾米丽，一位在巴黎颇有名气的女画家。她今年二十七岁，在法兰西美术学院附近拥有一间宽敞的画室。她的父亲是奥尔良的一个法官，母亲早逝，她从小被送进巴黎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展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她没有嫁给任何人——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她选择不嫁。在巴黎的上流社会，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几乎可以被视为挑衅的选择。但艾米丽不在乎。她的画卖得很好，她的沙龙总是挤满了艺术家、作家和那些自认为有品位的收藏家，她不需要一个丈夫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她与其他女性不同，独立、聪明、富有洞察力。皮埃尔发现自己必须更加努力才能赢得她的注意。
皮埃尔第一次见到艾米丽是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天鹅绒外套，头发随意地盘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自己的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她站在一幅被拍卖的风景画前，正在和旁边的一个人争论什么。皮埃尔远远地看着她，注意到她说“不”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眼神坚定而明亮，完全没有那种上流社会女性惯有的、柔和的、讨好式的微笑。
他决定要认识她。但这一次，他的动机和之前不太一样。不只是因为奥萝尔夫人的名单上需要一位来自艺术圈的女性，而是他被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东西驱动着——好奇。他想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做的，为什么她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些在第一轮游戏中屡试不爽的技巧——恰到好处的恭维、精心设计的偶遇、欲擒故纵的节奏——在艾米丽面前像是打在棉花上的拳头。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措辞优雅、含蓄，她三天后才回信，回信只有一行字：“谢谢您的来信。下周四下午我在画室，如果您有兴趣来看我的新作，欢迎光临。”没有“盼复”，没有“您真诚的”，只有一行字，像一道门，开着，但门后面是什么，她完全没有透露。
他们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艾米丽的画室里。画室在一条安静的巷子里，从外面看只是一扇普通的灰蓝色木门。皮埃尔按了门铃，门开了。艾米丽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沾满颜料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上几道不知什么时候蹭上去的蓝色和赭色痕迹。她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准备接待客人的女主人，更像是一个被从工作中强行拽出来、还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工匠。
画室比皮埃尔想象的要大得多。高高的天花板，朝北的巨大玻璃窗让整个房间充满了均匀而柔和的自然光。墙上挂满了她的作品，大大小小，有的已经装裱好，有的还只是钉在画布框上的半成品。大多是巴黎街景和人物肖像——一个在旧书摊前翻书的老人、两个在雨中奔跑的孩子、一个靠在咖啡馆门口抽烟的女人。色彩大胆，笔触有力，有一种皮埃尔在别的画作中从未见过的生命力。不是那种被精心计算过的、为了讨好评委或买家的美，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原始的、甚至有些粗野的表达。
皮埃尔慢慢地在画室里走着，一幅一幅地看过去。艾米丽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跟在旁边介绍或解释，而是走到画室另一头的工作台前，继续调颜料。她似乎完全不在意他在做什么、在看什么。这种“不在意”让皮埃尔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他习惯了被关注、被期待、被小心翼翼地讨好，而艾米丽给他的，是一种坦然的、不卑不亢的平等。
“拉图尔先生，我听说您对艺术很有见解。”艾米丽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般女性的矜持和迂回。她甚至没有抬头看他，只是继续用刮刀在一块调色板上搅拌着颜料。
皮埃尔紧张起来，意识到自己不能依赖那些常用的恭维和套路。他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实话——或者说，决定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说实话。
他没有急着开口，而是继续认真观看墙上的画作。最后他停在一幅描绘塞纳河畔旧书摊的画前。那幅画不大，画的是黄昏时分的塞纳河，左岸那些绿色的旧书箱一个一个地排列着，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老人正弯腰翻看着一本书。天空是一种复杂的、介于橙色和紫色之间的颜色，河水的倒影被打碎了，变成无数细小的、颤动着的金色光斑。
皮埃尔站在这幅画前，看了很久。他想起自己刚到巴黎的那段日子，口袋里没有钱，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塞纳河边散步。他会在那些旧书摊前停下来，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被前任主人遗弃的书，读到天黑，读到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那些黄昏，那些旧书，是他整个巴黎生涯中最温暖的记忆。
“这幅画的光线处理非常特别，”他真诚地说，“您捕捉到了黄昏时分那种转瞬即逝的温暖，同时没有回避阴影带来的忧郁感。大多数人画黄昏，只画落日的那一面——温暖的、金色的、浪漫的那一面。但您画的是另一面——光线正在退场，阴影正在蔓延，黄昏不是白天的延续，而是黑夜的开始。”
画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皮埃尔听到艾米丽放下了刮刀。
“您是说真的？”艾米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语气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理解的、小心翼翼的喜悦，“大多数人都只称赞我的用色大胆。您是第一个注意到光线的人。”
皮埃尔转过身，看到艾米丽已经站起来了。她的眼睛——那双灰绿色的、带着一点琥珀色斑点的眼睛——正看着他，目光里没有之前那种淡然和疏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真的、审慎的关注。
“用色大胆固然值得称赞，但真正让这幅画与众不同的是情感的真实。”皮埃尔回答。他发现自己并非完全在假装，而是真正被这幅画打动。那些旧书摊、那些黄昏，勾起了他内心深处某种柔软的、已经被他埋藏了很久的东西。
艾米丽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笑了。不是那种社交场合的、礼貌的微笑，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心里涌上来的、眼睛会弯成月牙形的笑。
那天下午，他们谈论艺术、文学和生活，聊了整整三个小时。皮埃尔忘记了游戏，忘记了点数，只是沉浸在艾米丽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中。他发现艾米丽读的书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不只是艺术类的书，还有哲学、历史，甚至一些关于物理和天文学的科普著作。她告诉他，她最近在读一本关于光学的书，想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不同波长的光线如何影响人类对颜色的感知。皮埃尔听着，觉得自己的世界观被悄悄地、温柔地打开了。
“我想为您画一幅肖像。”临别时艾米丽突然说。他们已经走到了画室的门口，皮埃尔正在穿外套，艾米丽靠在门框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您的面容有一种复杂的特质，既阳光又忧郁，既真诚又神秘。我画过很多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脸。如果您愿意的话，下周三开始，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大约需要六到八周。”
皮埃尔同意了。他内心涌起一丝不安——不是对艾米丽的怀疑，而是对自己的怀疑。奥萝尔夫人的警告在耳边回响：“永远不要对游戏中的女性动真情。”他站在这条线的这一边，看着线那一边的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他承诺过不会踏足的领域。
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这只是游戏的策略，为了更好地赢得艾米丽的好感。肖像画意味着更多独处的时间，更多的交谈，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用游戏术语来说——“点数”。他没有动真情，只是在玩游戏。
然而，随着肖像画进程的推进，皮埃尔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与艾米丽的会面。每周两次，周三和周六的下午，雷打不动。他喜欢看她专注作画的样子。艾米丽画画的时候是完全沉浸的、忘我的，她的眉头会微微皱起，嘴唇会不自觉地抿成一条线，握笔的手稳健而有力。有时候她会退后几步，歪着头看画布，然后突然冲上去，用刮刀刮掉一块刚刚画好的部分，重新来过。皮埃尔坐在那把专供模特使用的高脚椅上，一动不敢动，但他一点也不觉得无聊。他看着艾米丽，看着光从她背后的窗户涌进来，把她褐色的头发照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
他喜欢听她谈论创作的理念。她说她不相信“灵感”这种东西，她相信的是“眼睛和手之间的肌肉记忆”。她说她讨厌那些把艺术家浪漫化的说法——“什么‘天才的疯狂’、‘痛苦的艺术’，全是胡说八道。艺术家和鞋匠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用手艺说话的人。”
他也喜欢她偶尔的固执和坏脾气。有一次，他建议她给那幅肖像的背景加一些更明亮的颜色，因为“巴黎不应该总是这么灰蒙蒙的”。艾米丽放下画笔，看着他，表情严肃得像个正在宣判的法官：“皮埃尔，这幅画不是关于巴黎的，是关于你的。而你不是明亮的，至少现在不是。”说完，她转过身，继续画画。皮埃尔离开的时候，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温暖的敬意。
他开始在与其他女性约会时心不在焉。公爵遗孀在谈论她的花园时，他在想艾米丽画中那道光；钢铁大亨的独生女在描述她的寄宿学校时，他在回忆艾米丽说“你不是明亮的”时那种笃定的表情；歌剧院的首席舞者在后台问他“我今晚看起来怎么样”的时候，他差点说出“你看起来像一个我想赶紧离开去见另一个女人的人”。
一天下午，艾米丽在画肖像的背景时，突然停下来问道：“皮埃尔，您真的有这么多不同的女性朋友吗？”
皮埃尔心里一惊。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了，血液涌上了耳朵。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但大脑已经在飞速运转。
“为什么这么问？”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期的要镇定。
“我昨天在杜乐丽花园看到您和一位年轻女士在一起。”艾米丽平静地说，继续调着颜料，“她看起来很依赖您。她挽着您的手臂，您在给她讲什么故事，她笑了，笑的时候把头靠在您的肩膀上。”
皮埃尔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杜乐丽花园，昨天下午，年轻女士——那是钢铁大亨的独生女。她约了他在花园见面，说她爱上他了，想和他结婚。皮埃尔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安抚她。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幕会被艾米丽看到。
“她是一个朋友。”皮埃尔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回答。
“朋友。”艾米丽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上扬，那不是一个微笑，而是一种介于讽刺和自嘲之间的表情。“皮埃尔，我不是在质问您。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兴趣。我只是好奇——您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过真话吗？”
画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皮埃尔听到窗外巷子里一个女人在喊一个孩子的名字，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四下，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他看着艾米丽，艾米丽也看着他。她的灰绿色眼睛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安静的、近乎称得上是温柔的观察。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话。”皮埃尔最终说。这不是他准备好的回答，也不是他计算过的回答。这句话就这样从他嘴里滑了出来，未经任何过滤。
艾米丽看了他很久，然后转过身，拿起刷子，继续画那片深灰色的背景。“那我们下周见。”她说，没有回头。
这个问题让皮埃尔整夜未眠。第二天，他决定向奥萝尔夫人申请提前退出游戏。他穿上外套，出了门，直接去找奥萝尔夫人。她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羊毛长裙，坐在壁炉前那张扶手椅上。
“我想退出。”皮埃尔说。
“游戏已经开始，不能中途退出。”奥萝尔夫人说，语气平静，“规则您读过了，里面写得很清楚。”
“那我放弃奖金。”皮埃尔说，“我不要五万法郎，不要进入核心圈子的机会。我什么都不要。”
奥萝尔夫人放下茶杯，微微向前倾了倾身子。“您当然可以放弃奖金。但我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退出，之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您在第一轮游戏中赢得的五千法郎，您在第二轮游戏中已经花费的一万法郎启动资金——全部归零。您需要全额退还每一分钱。您能退得出来吗？”
皮埃尔沉默了。他已经花掉了大部分钱。那间体面公寓、那些精心挑选的服装、那些出入沙龙和剧院的费用、那些送给情人们的礼物——它们都已经变成了无法回收的东西。
“而且，”奥萝尔夫人继续说，“您怎么确定艾米丽对您是真心的？也许她也在玩自己的游戏。您了解她多少？您见过她和其他男性艺术家的往来吗？您注意到她偶尔会收到陌生男士的来信吗？”
这句话动摇了皮埃尔的决心。不是因为它击碎了他对艾米丽的某种幻想，而是因为它给了他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让他继续玩下去的、合理的、不丢脸的理由。如果艾米丽也在玩游戏，那他就不算犯规，他只是在和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对弈。
他开始观察艾米丽，寻找她不真诚的证据。他注意到她与其他男性艺术家的密切往来——一个年轻的雕塑家每周四下午会来她的画室，他们关起门来聊很久。他发现她偶尔会收到陌生男士的来信，信纸是那种昂贵的、带着水印的手工纸。这些发现让他既痛苦又安心——痛苦是因为嫉妒，安心是因为这证明了他不动真情的正确性。看吧，她也不是真的，她也戴着面具。所以我没有动真情，我只是在和一个对手下棋。
最终，皮埃尔完成了第二轮游戏。他与五位女性维持了关系——公爵遗孀、钢铁大亨的独生女、歌剧院的首席舞者，以及两位在名单后期加入的补充目标。他获得了惊人的800点，远远超过了及格线，成为该轮游戏的冠军。
颁奖是在巴黎某处的一座私人宅邸，客厅大得像一个小型宫殿，墙壁上挂着鲁本斯的画，水晶吊灯的光芒把整个房间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奥萝尔夫人亲手将五万法郎的支票递给他，还有一封盖着纹章火漆的信，据说打开这封信，他就能进入上流社会的核心圈子。
皮埃尔接过支票和信，微笑着向奥萝尔夫人道谢。他的微笑是完美的——嘴角上扬的角度、眼睛里的光芒，一切都恰到好处。这是他七年来最熟练的技能。
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那种空虚不是从胃里或者胸腔里升起来的，而是从骨头里面渗出来的，像一种慢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他站在那座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周围是香槟、鲜花和此起彼伏的祝贺声，但他觉得自己像一座被掏空了的雕像，外面是光滑的大理石，里面是空的。
艾米丽在他获奖的那个月去了意大利。她说要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她离开前完成了他的肖像，让一个共同的朋友转交给他。皮埃尔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收到了那幅画。
他看到了他自己。画中的他坐在那把高脚椅上，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着画外。那双眼睛里有太多的东西：有野心，有疲惫，有算计，有真诚，有温柔，有冷酷，有对这个游戏的沉迷，有对这个游戏的厌倦。他的嘴角挂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那不是快乐的微笑，也不是悲伤的微笑，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介于两者之间的表情。整幅画的主色调是灰色和赭石色，光与影在他的脸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半明亮，一半沉在阴影里。
“这幅画的名字叫《面具》。”艾米丽在信中写道，“我画了您的面容，却始终未能触及您真实的内心。也许那里什么都没有。也许那里有太多东西，多到连您自己都不敢去看。”
皮埃尔把那封信叠好，放进书桌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里。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是那幅《面具》，壁炉里的火已经快要熄灭了。他把左手举到眼前，看着无名指上那枚戒指。它现在只是一枚普通的银戒指，镶嵌着一颗普通的红玛瑙。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也许是在他和艾米丽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话”的那个下午，也许是在更早的某个瞬间。
他把戒指摘下来，放在掌心，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巴黎的夜风涌进来，带着雨后的潮湿。他握紧拳头，想把戒指扔出去，但他没有。他松开手，看着掌心里那枚安静的、普通的戒指，然后把它放回了口袋。
他关上窗户，拉好窗帘，把《面具》靠在墙边，熄了灯。黑暗中，他听到自己的心跳，沉稳的、均匀的、活着的跳动。
他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做什么。也许去马赛，也许不去。也许继续玩下一轮游戏，也许再也不玩。但这是他自己的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