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皮埃尔刚满二十二岁，口袋里只有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三百法郎。那三百法郎被他整整齐齐地叠好，用一块旧手帕包着，塞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摸一摸，确认它们还在。他寄居在圣日耳曼区一间简陋的顶楼房间里，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单人铁床、一张歪腿的松木桌子、一把三条腿用砖头垫稳的椅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墙角有一个烧炭的小炉子，烟囱七拐八拐地通向屋顶，每年冬天冷得最厉害的时候，炉子也烧不热这个四面透风的房间。皮埃尔常常裹着仅有的一条毯子坐在窗前，看着对面楼里那些温暖的、亮着灯光的窗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有过文学梦。这是实话。从很小的时候起，皮埃尔就发现自己对文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别人看风景，看到的是树、是云、是房子，皮埃尔看到的是形容词、是比喻、是句子在脑海里自动排列组合的方式。他在十二岁时写了一首关于秋天和死亡的十四行诗，老师看了沉默了很久，最后说：“皮埃尔，你不应该出生在洗衣工的家庭里。”这句话像一把双刃剑，既是赞美，也是判决——它意味着他的才华和它的出路之间，横亘着一整座名为“阶级”的大山。
但皮埃尔不信命。他读遍了镇上能找到的所有书，从雨果到巴尔扎克，从福楼拜到左拉，每一页都像是一扇半开的门，门那边是一个更广阔、更自由、更有可能性的世界。他给巴黎的三家出版社寄去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手稿——一个关于外省青年在巴黎闯荡的故事，带着明显的自传色彩，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真诚和笨拙。他等了三个月。第一封退稿信只写了三行：“来稿收到，不适合我社出版计划。感谢您的关注。”第二封退稿信客气一些，用了五行的篇幅，建议他“多读一些经典作品，锤炼基本功”。第三封退稿信最长，整整一页，编辑甚至花了几段话分析了手稿的优点和缺点，最后说：“您有潜力，但您还需要生活。去经历一些事情，去爱，去痛，去失败，然后再写。您现在写的，是您想象中的生活，不是您真正经历过的。”
皮埃尔把这封信读了三遍，然后把它叠好，夹在桌子的裂缝里，让它像一面小旗一样竖在那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是又一个被巴黎吞噬的外省青年——那种每年都有几十上百个、像飞蛾扑火一样涌进这座城市、然后悄无声息地被淹没在人群中的年轻人。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人读过他们写的书，他们最后或者在某个区政府当一个小职员，或者在某个报社的地下室里校对错别字，或者干脆回到了故乡，带着一种温柔的、自嘲的、永不愈合的伤口。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刻，那位老妇人敲响了他的门。
那是一月份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了，巴黎的街灯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斑。皮埃尔正在用一锅开水煮一条陈面包，打算把它煮成糊状，加点盐，当作一顿还算过得去的晚餐。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以为是楼下的房东太太又来催房租了——他已经欠了两个月，房东太太每次来都带着一种介于怜悯和不耐烦之间的表情，像在看一只摔断了腿的流浪猫。
他打开门，看到的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老妇人。她身穿黑色长裙，面料考究但款式保守，像是二十年前就做好了、一直妥善保存在樟脑球味道的衣柜里的那种衣服。她头戴一顶古怪的帽子，帽檐上缀着一圈黑色的蕾丝，蕾丝下面露出一双锐利的灰色眼睛。那双眼睛太亮了，亮得不像是一个年迈之人的眼睛，它们像两把手术刀，在皮埃尔的脸上、身上、甚至灵魂上快速划过，把他切开、翻看、然后合上。
“先生，我叫奥萝尔夫人。”她开门见山地说，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我知道您的情况，也知道您的梦想。我给您提供一个机会。”
皮埃尔的第一反应是往后退了半步。他听过太多关于巴黎骗局的故事——那些假装成富有的赞助人、实际上是为了骗取押金或者偷走你仅剩的财产的骗子。他的手不自觉地护住了裤子口袋，那里面装着他最后的那点零钱。
“什么机会？”皮埃尔警惕地问。他的声音比他预期的要平静，也许是绝望到了极点之后，人反而会生出一种奇异的镇定。
奥萝尔夫人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越过皮埃尔的肩膀，扫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那张歪腿的桌子，那条发灰的毯子，那个烧着陈面包的锅，那扇漏风的窗户。她看到了一切，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怜悯，没有鄙夷，只有一种中性的、近乎科学的观察。
“一个游戏。”她说，将目光收回来，重新落在皮埃尔的眼睛上，“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我会给您一笔启动资金，足够您在巴黎体面地生活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女性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有社会地位或财富的女性。每成功与一位女性建立亲密关系，您会获得相应的点数。六个月后，点数最高的人将赢得一笔可观的奖金。”
皮埃尔皱起眉头。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试图理解这个陌生女人口中的“游戏”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在开玩笑吗？还是在测试他？又或者，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这是什么荒唐的游戏？”皮埃尔问，语气里带上了明显的质疑和防备，“我凭什么相信您？”
奥萝尔夫人没有因为他的质疑而表现出任何不悦。她不慌不忙地从手提袋中取出一只精致的木盒——那木盒大约有一本书那么大，深棕色的表面雕刻着复杂的花纹，皮埃尔后来才认出来，那是某种古老的情爱符号，缠绕的藤蔓、交叠的双手、一颗被箭射穿的心。她打开盒盖，皮埃尔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沓钞票。不是零散的、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而是一张张崭新的一百法郎钞票，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不久，还带着油墨的味道。
“这是五千法郎。”奥萝尔夫人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足够您按照我的要求开始游戏。您可以租一间体面的公寓，买几套合适的衣服，去那些上流社会常去的剧院、沙龙和咖啡馆。如果您同意，现在就收下。”
五千法郎。皮埃尔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对于此刻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口袋里只剩下不到一百法郎，欠着房东两个月的房租，连明天的早餐都还没有着落。五千法郎意味着他可以搬出这间顶楼，可以在一个真正的、有暖气的房间里写作，可以不用再煮陈面包当晚餐，可以——也许——重新开始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
他的手在发抖。他伸出手，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将那只木盒接了过来。钞票的触感是光滑的、冰冷的、真实的。他低下头，看着那些印着数字的纸片，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这五千法郎意味着什么吗？他不知道。但此刻他太穷了，穷到没有资格拒绝任何机会，哪怕这个机会看起来如此荒唐、如此可疑、如此像一个陷阱。
“很好。”奥萝尔夫人满意地笑了。那是一个很淡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扬，但她的灰色眼睛里没有任何温度。“记住游戏的第一个规则：永远不要对游戏中的女性动真情。一旦动了真情，游戏结束，您必须归还所有资金。您已经收下的这五千法郎，以及您未来可能赢得的任何奖金，都要全部归还。”
“如果我不归还呢？”皮埃尔问，他想让自己听起来强硬一些，但声音出卖了他。
奥萝尔夫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看着皮埃尔，那双灰色的眼睛像两面镜子，映出皮埃尔自己——一个穿着旧衬衫、胡子没刮干净、眼睛里燃烧着野心和恐惧的二十二岁年轻人。
“您不会想知道的。”她说，然后转身，沿着昏暗的楼梯往下走。她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道里回荡，一下，两下，三下，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彻底消失在楼梯拐角的地方。
皮埃尔站在门口，手里捧着那只木盒，很久没有动弹。楼梯间的灯光很暗，一只飞蛾在灯泡周围不知疲倦地绕圈，投下忽大忽小的影子。他听到楼下有人开门关门的声音，听到远处街上的马车声，听到自己的心跳。他慢慢地把门关上，把那沓钞票从盒子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数了一遍。五十张一百法郎，不多不少。
他把钞票重新放回盒子里，把盒子放在枕头底下——那个他之前放三百法郎的地方。那三百法郎被他挪到了桌子的抽屉里，和那些退稿信放在一起。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窗户旁边的裂缝，脑子里乱成一团。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接受这笔钱。这太奇怪了，太不合常理了，太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了。可是他又太需要这笔钱了。这种矛盾像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闻到了钞票上那股淡淡的油墨味道。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他睡着了。
皮埃尔点点头，但心里不以为然。他怎么可能对游戏中的对象动真情呢？他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交易，一份工作，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女人是游戏中的棋子，感情是工具，而他是玩家。这个逻辑如此清晰、如此简单、如此让人安心，他几乎立刻就接受了它。
六个星期后，皮埃尔已经成功邀请到了他的第一位“猎物”——银行家的女儿玛德琳。玛德琳今年二十四岁，有一头漂亮的金棕色头发和一双温顺的蓝色眼睛。她的父亲是巴黎一家私人银行的合伙人，家产少说也有几百万法郎。按照奥萝尔夫人的说法，玛德琳的价值在于她的社会关系——通过她，皮埃尔可以进入那些他做梦都进不去的沙龙和聚会。
皮埃尔按照奥萝尔夫人提供的建议，用启动资金中的两千法郎在圣日耳曼区租了一间体面的公寓。公寓在二楼，有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红色的花朵在阳光下开得热热闹闹。他花了一千法郎购买了几套合适的服装——三件白色衬衫、两条深色长裤、一件藏青色的双排扣礼服外套，以及最重要的，一双崭新锃亮的黑色皮鞋。他又花了五百法郎买了雪茄、手套、领带夹和一些小饰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在某些场合不经意地露出来，让别人知道他不是那种需要为明天的面包发愁的人。
剩下的钱他留着，作为日常开销和“偶然”场合的备用金。
奥萝尔夫人还给了他一份名单，上面列着玛德琳常去的剧院、沙龙和咖啡馆，以及她喜欢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皮埃尔花了一周的时间把这些地方跑了一遍，把玛德琳喜欢的那些东西——肖邦的夜曲、德拉克洛瓦的画、拉马丁的诗——都研究了一遍，直到他能在一场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对话中不露声色地引用几句恰到好处的评论。
他第一次“偶然”遇见玛德琳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在法兰西喜剧院的门厅里。那天上演的是莫里哀的《伪君子》，玛德琳和她的一个女伴坐在第三排，皮埃尔坐在第五排，隔了不过几米的距离。中场休息的时候，皮埃尔假装去门厅买一杯咖啡，站在那里翻阅一本节目册。他看到玛德琳走过来，和她的女伴说着什么，然后她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在他身上。
皮埃尔抬起头，礼貌地微微欠身，然后继续看节目册。他等了三秒钟，又抬起头来，这次露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略带羞涩的微笑。
“您也喜欢莫里哀？”玛德琳主动开口了。她的声音比皮埃尔想象的要温柔，带着一种被精心教养出来的甜美。
“不仅喜欢，而且感激。”皮埃尔说，这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开场白，“莫里哀是唯一一个让我在笑完之后还会哭的作家。”
玛德琳的眼睛亮了一下。她说她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悭吝人》的结尾，每次看完都觉得心里堵得慌。皮埃尔点点头，接过话头，聊起了莫里哀笔下的女性形象，聊起了埃丽昂特和玛丽亚娜之间的区别，聊起了莫里哀对婚姻制度的讽刺。他没有说得太多，但每一句都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他的见解和品味。玛德琳的女伴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但玛德琳似乎完全被吸引住了，她的眼睛一直停留在皮埃尔的脸上，像是要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
第三幕的铃声响了，他们不得不回到座位上。皮埃尔在玛德琳转身的那一刻，轻声说了一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很想在散场后请您喝一杯咖啡。”玛德琳没有回答，但皮埃尔注意到她的耳朵红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皮埃尔发现，玛德琳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她读过很多书，对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有一种敏锐的、近乎直觉的观察力。她问皮埃尔是做什么的，皮埃尔说自己是作家，正在写一部小说。她问小说是关于什么的，皮埃尔说是关于一个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年轻人，关于野心和爱情，关于梦想和幻灭。玛德琳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你写的不是小说，是你自己。”
皮埃尔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玛德琳会这么直接，这么准确。那一刻，他几乎忘记了这是一个游戏，忘记了她是一个“猎物”，忘记了奥萝尔夫人和那些点数。他只是觉得，和一个聪明的、美丽的、愿意倾听的女人坐在一起聊天，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钟。皮埃尔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了一个分：第一回合，成功。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皮埃尔和玛德琳的交往进展得异常顺利。他出现在玛德琳常去的沙龙里，和她谈论拉马丁和雨果；他陪她去听肖邦的音乐会，在钢琴声的间隙偷偷看她的侧脸；他写信给她，用那种既不显得太热切又不显得太冷淡的语调，谈论音乐、谈论书籍、谈论巴黎的秋天。玛德琳回信很快，字迹娟秀，语气温柔，偶尔会在他信的结尾处加一句“盼复”。
皮埃尔发现，奥萝尔夫人教给他的那些技巧异常有效。如何在一群人中制造独处的机会，如何在对话中恰到好处地恭维女性而不显得谄媚，如何制造“偶然”的相遇而不让对方起疑，如何用微妙的身体语言表达兴趣但不显得轻浮——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可以掌握的技能。皮埃尔学得很快，快到他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害怕。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每一个动作都是设定好的，每一句话都是计算过的，每一个微笑都是经过排练的。
三个月后，玛德琳已经是他的情人。
那是一个十一月的夜晚，巴黎下着雨，玛德琳的父母去了乡下的庄园，只留下她和几个仆人。皮埃尔受邀去她家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坐在壁炉前，火光映在玛德琳的脸上，把她的金棕色头发染成了蜂蜜的颜色。皮埃尔靠近了一些，玛德琳没有躲开。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她的皮肤是温热的，带着一种淡淡的玫瑰香。她闭上眼睛，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小片扇形的阴影。
那天晚上之后，皮埃尔收到了奥萝尔夫人的第一张纸条。纸条是送信的仆人塞在他公寓门缝下面的，用一张淡蓝色的信纸写成，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出来的：“恭喜获得100点。保持距离，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关于您下一个目标的资料，三天后会送到您手中。”
皮埃尔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纸条，读了两遍。他把纸条揉成一团，想扔进壁炉里，想了想又打开了，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书桌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里。他不知道自己在犹豫什么，也许是不想这么快就“保持距离”，也许是觉得玛德琳值得更多的、更真的什么东西。但他很快把这些念头压了下去。
他告诉自己，这就是游戏。他同意了规则。他没有动真情。玛德琳只是一个点数。
皮埃尔按照指示，开始逐渐疏远玛德琳。他回信的速度变慢了，约会的次数减少了，见面时的笑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和自然。玛德琳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写作太忙了，小说到了关键的地方，需要更多的时间独处。玛德琳相信了，或者说她选择相信了。她依然温柔地对他，依然在信的结尾写“盼复”，依然在他偶尔来访时为他泡一杯他最喜欢的红茶。
与此同时，皮埃尔将注意力转向了刚成为寡妇的伯爵夫人埃莱娜。埃莱娜·德·蒙福尔今年二十九岁，丈夫是骑兵团的上校，半年前在南特的演习中坠马身亡，留下她一个人和一大笔遗产。她是巴黎上流社会最受瞩目的年轻寡妇之一，漂亮、富有、自由，身后跟着一串想要继承她财产和爵位的追求者。
皮埃尔从奥萝尔夫人那里拿到了一份关于埃莱娜的详细档案，包括她的家庭背景、社交圈子、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她的性格分析——“表面上冷静克制，内心渴望激情；喜欢被征服的感觉，但需要以被‘追求’而不是被‘狩猎’的方式呈现；对她的亡夫怀有复杂的情感，既有真实的悲伤，也有某种隐秘的解脱。”
皮埃尔花了两个星期研究这份档案，然后开始行动。他没有像接近玛德琳那样从社交场合入手，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迂回、更大胆的路径。他写了一封信给埃莱娜，以“一个读过您亡夫回忆录的退伍军人之子”的名义，表达了对上校的敬意和对伯爵夫人丧偶之痛的慰问。信中他附上了一首诗，不是情诗，而是一首关于死亡和尊严的十四行诗，措辞克制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
埃莱娜回信了。她的信写得很短，只说谢谢他的慰问，诗写得很美。但皮埃尔注意到她用的是私人的信纸，而不是那种印有家族徽章的正式信纸。这意味着，她把这封信当成了一件私人的、不完全是礼节性的事情。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皮埃尔和埃莱娜通了十几封信。他的每一封信都精心设计过——不要太频繁，不要太长，每一封都比上一封多透露一点点关于自己的信息，但永远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告诉埃莱娜自己是一个来自外省的作家，正在写一部关于军人的小说，所以对上校的经历特别感兴趣。埃莱娜被这个理由说服了，或者说，她愿意被这个理由说服。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卢森堡公园。皮埃尔提前半小时到了，坐在一张长椅上，假装在看一本书。埃莱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远远地走过来。皮埃尔站起来，摘下帽子，微微欠身。埃莱娜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他们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沿着那条种满栗树的小路来回走了三遍。皮埃尔发现埃莱娜比他想象的更聪明，也更脆弱。她谈起了她的丈夫，语气平静，但手指一直在不自觉地绞着手套的指尖。她说她丈夫生前最喜欢栗树，每年秋天栗子成熟的时候，他都会带着她去捡栗子，然后让厨娘烤了吃。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的树梢，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她的脸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张被撕碎又拼起来的照片。
皮埃尔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他只是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偶尔问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比语言更有力量，陪伴比建议更有效果。
一个月后，埃莱娜邀请皮埃尔去她在圣日耳曼区的宅邸共进晚餐。那是一个小型的晚宴，只有六个人，皮埃尔是唯一一个不是贵族出身的客人。他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礼服外套，打着一条新买的银灰色领带，坐在埃莱娜的右手边。晚宴上，他表现得既不太过张扬也不太过谦卑，既对每一位客人保持礼貌又不过分热络。他知道这些人在观察他，在评估他，在决定他是否配得上坐在埃莱娜的餐桌旁。
他通过了这场考验。晚宴结束后，埃莱娜送他到门口，在门廊的阴影里，她对他说了一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你让我觉得，世界上还有真诚的人。”
皮埃尔回到公寓后，坐在书桌前，对着镜子看了自己很久。他看到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穿着借来的衣服，戴着借来的身份，说着一套精心设计好的话，赢得了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的信任。他想起了奥萝尔夫人的那句话——“您是一个通道”——忽然觉得一阵彻骨的寒意从脊椎底部升起，沿着脊背一路蔓延到后脑勺。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十一月的冷风吹在脸上。楼下的街道上，一个醉汉正在唱着跑调的歌，一辆马车从他身边驶过，车夫骂了一句什么。远处，巴黎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了一种浑浊的橙红色，看不见任何星星。
皮埃尔关上窗户，拉好窗帘，躺在床上。他以为自己会睡不着，但事实上，他几乎是在头碰到枕头的同一瞬间就睡着了。
他惊讶地发现，从一个女性转向另一个并不困难，只要掌握好节奏和借口。对玛德琳，他的借口是“写作压力太大，需要时间独处”；对埃莱娜，他的借口是“小说的出版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处理一些事务”。这两个借口都是无法被反驳的，因为写作和出版是她们不了解的领域，也是她们不敢过多干涉的领地。
玛德琳偶尔会写来一封信，语气依然温柔，但字里行间多了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问出口的疑问。埃莱娜则更克制一些，她的信越来越短，但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候只是一两句话：“今天在花园里看到第一朵玫瑰开了，想到了你。”皮埃尔每次收到这些信，都会在书桌前坐一会儿，然后把信叠好，收进抽屉里。他没有回每一封信，有时候隔两三天，有时候隔一个星期。他知道，这种若即若离的节奏，反而会让她们更加放不下。
六个月结束时，皮埃尔已经与三位女性建立了亲密关系——玛德琳、埃莱娜，以及在第四个月时介入的剧院演员西尔维。西尔维是一个黑头发的女人，有着一双猫一样的绿色眼睛和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舞台魅力。她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让皮埃尔感到紧张的人，因为她太聪明了，聪明到有时候皮埃尔觉得自己不是玩家，而是被玩的那一个。但奥萝尔夫人的技巧又一次奏效了——皮埃尔学会了在西尔维面前扮演一个“比她稍微笨一点点”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占据着上风，让她的自信成为他最坚固的铠甲。
除了这三位情人，皮埃尔还让另外两位女性——一位子爵夫人和一位出版商的妻子——明显表现出对他的好感。他和她们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介于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关系，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像一根被拉满了的弓弦，随时可以松开，也随时可以收紧。
六个月结束时，皮埃尔累计获得了450点。奥萝尔夫人给他的评分表上写着：玛德琳——100点，埃莱娜——150点（“寡妇的身份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使她的价值更高”），西尔维——120点，子爵夫人和出版商的妻子——各40点（“尚未达成最终目标，但潜力可期”）。
皮埃尔在奥萝尔夫人安排的一次秘密会面中收到了这份评分表。会面在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歌剧院附近一栋老楼的四层，房间里布置得像一个私人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关于贵族谱系、社交礼仪和情爱心理学的书籍。奥萝尔夫人坐在壁炉前的一张扶手椅上，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天鹅绒长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色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烁着一种幽深的光芒。
“表现不错，但不够出色。”奥萝尔夫人在最终会面时评价道，语气里既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只有一种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您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但您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游戏的本质。”
“游戏的本质是什么？”皮埃尔问。
“不是征服。”奥萝尔夫人说，“是控制。征服是一时的，控制是持续的。您让玛德琳爱上了您，这很好。但您离开她之后，她还会爱您多久？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真正的游戏高手，会让一个女人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依然爱他，就像一台不需要燃料就能一直运转的机器。这才是最难的部分。”
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玛德琳最近的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开始给她安排相亲了，对方是一个年轻的男爵，家世显赫，但她还没有给出任何答复。她说她在等皮埃尔的一个答案——一个他从来没有给过、也永远不会给的答案。
“您说得对。”皮埃尔说，“我还差得远。”
奥萝尔夫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皮埃尔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钞票，和一封信。
“这是您的奖金，五千法郎。”奥萝尔夫人说，“您有兴趣继续下一轮游戏吗？赌注更高，挑战更大。下一轮的资金是一万法郎，目标是需要在一年内至少获得十位女性的青睐，其中至少三位必须来自巴黎最顶级的社交圈——公爵夫人、公主，或者同等量级的女性。如果您成功，最终的奖金是五万法郎。”
五万法郎。皮埃尔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那是他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那是他可以在巴黎买下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寓、可以不用再为明天的面包发愁、可以真正地、全心全意地写作的钱。那是自由的价格。
他想起玛德琳的眼睛，想起埃莱娜在门廊阴影里的那句话，想起西尔维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样子。他想起那些信，那些眼泪，那些深夜里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算计着下一步棋的日子。他想起奥萝尔夫人说的“控制”，想起那些他正在逐渐学会的、精密而冷酷的技巧。
皮埃尔看着桌上新的一万法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把信封收进口袋，站起来，朝奥萝尔夫人微微欠了欠身。奥萝尔夫人坐在扶手椅上，灰色的眼睛看着他，嘴角挂着一个淡淡的、意味不明的微笑。
“下一轮的目标名单，三天后会送到您手中。”她说。
皮埃尔点了点头，转身走向门口。他打开门，走廊里的灯光昏黄而微弱，墙纸是暗红色的，上面印着褪色的金色花纹。他走出去，轻轻带上门，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哪里，但他知道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