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公司的二楼是上海职业妇女会所，杨凤山要在这里召集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工联、纱委、国难教育社、共青团和沪东各个区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议。
他赶到的时候，发现莫莉芬已经到了。她的行动如此神速，说明她是从东海药店直接过来的，在东海药店已经被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如果被盯了梢，后果不堪设想。作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骨干分子，在安全上这是大忌。
大意到如此地步，他不禁暗暗吃惊。
他不知道的是，莫莉芬夜里为宋晓雅当过“人梯”，而回到药店后，宋晓雅的父亲，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宋教授又来找她。
她本来想趁此机会向他暗示，宋晓雅很可能有危险，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见到女儿。就在她考虑如何对宋教授讲的时候，宋教授坐到她身边来了。她能感到宋教授急促起来的心跳和呼吸。这让她很是紧张。
她觉得这个宋教授可能有点喜欢她了。
但她对宋教授却没有感觉，主要原因在于这是宋晓雅的父亲，以她和宋晓雅的关系，她真不知道跟宋教授好上之后，宋晓雅会怎么看。另外，宋教授跟自己父母差不多大的年龄，似乎也不合适，即便这一点可以接受，她也真的不想给哪个男人做继室。
所以，她几乎是逃也似的从东海药店离开的，只留下一脸茫然的宋教授。
一路上她脑子里全是一件事：以后如何避免单独见到宋教授，为此要不要换个地方住，如果换地方，哪里会比较好一些。心里乱极了，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会不会被盯梢。
而她果然被盯梢了。
福利公司的门房是个伤残军人，有抗日思想，反对国民党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知道楼上开重要会议，便在楼下把门的同时，眼睛盯着外面街道上的动静。他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从几辆黄包车上下来，慢慢往会所这边聚拢过来。
按照约好的暗号，他连续关闭了三次电闸，整幢福利公司的大楼的点灯就跟着灭了三次，又亮了三次，这十万火急意思，与会人员立刻从大楼后门紧急撤离。
事后杨凤山狠狠批了莫莉芬一通，声色俱厉，几乎相当于怒骂了。
“你这是把全体地下工作者的命，往火坑里推，你怎么可以这样！”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莫莉芬也感到后悔、后怕，杨凤山批她的时候，她只无声地流泪，一句话也没有说。
接下来就像变了一个人，成天沉默寡言，找她的人少了许多，宋教授又来找过她，然而哪怕她正在房间里，也不给开门。
上海沦陷以来，为了配合侵华战争的需要，上海日商纱厂各分厂对中国工人的政治压迫和人身迫害不断加剧，上一次是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一名年仅十二岁的女童工因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疲劳过度在车头上睡着，被日本领班发现后，毒打，其姐姐上前护拦，被挑断脚筋。
车间里五十余名男工人群起与日本人评理，竟遭集体开除。
日本厂方又勾结巡捕房拘押了六名工人代表。最近一次是纱厂浆纱车间，一个早年曾在十九路军服役的工人，这天上夜班，日本工头搜身时发现了他随身珍藏一张服役时的戎装照片，便诬称他为蓄意混入厂内的破坏分子，吊在车间横梁上活活拷打致死。
工人们怒火万丈，纷纷要求纱厂工友俱乐部采取行动，工友俱乐部立刻组成罢工委员会，同时向地下党组织报告，准备择日举行大罢工。
面对这样的形势，杨凤山认为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达到罢工的目的，于是吩咐莫莉芬紧急通知各工友俱乐部负责人，第二晚上在基督教堂举行碰头会，商议对策。
会议上，杨凤山集中工人呼声，概括了五项罢工诉求：
第一，增加工资10%；
第二，吃饭时停车一小时；
第三，不准开除工人；
第四，不准拷打工人；
第五，反对礼拜天延长工时，并号召从1939年11月8日零时起，全市日商纱厂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取上述条件的实施。
会后，日商上海纱厂四厂工人在莫莉芬等人的具体组织发动下宣告罢工。
罢工开始后，莫莉芬又赶去女青年会沪东女工夜校宣传发动，杨树浦女工夜校的师生也奋起投身其中，深入到沪东各日商纱厂联络工人姐妹们参加罢工斗争。
为了扩大罢工范围，夜校师生还积极争取中学联、救国会、中资纱厂工人等方面的支援。
十二日，在上海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大会上，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发表演说，对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表示声援，会上成立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并印发《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呼吁书。
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赠物，支援罢工。
申新、永安等各华商纱厂还招纳反日罢工工人进厂。
即日，沪东日商纱厂女工退出工厂，参加大罢工。
内外棉一到十四厂工人相继罢工，从沪西到沪东，所有涉日纱厂职工群起响应，形成四万五千工人的总同盟罢工高潮。
由沪东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引发的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是五卅运动以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斗争还波及青岛、天津的日商纱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反日救国的信心和斗志，对全国工人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远在大西北的苏维埃延安发表公开声明，给予罢工工人以坚决的道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