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猎狐”行动中，上海不再安全，随着地下党组织大的撤离，龙潭仿佛也同时消失了。
杨凤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邮局，没有得到新的指示。
那个广告橱窗也给拆掉了。
杨凤山担心是不是龙潭也不在上海了。
日军大举入侵，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其扈从陆续撤到大后方，国民党所谓正规部队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也撤出了长三角地区。上海的天变了，出现了日伪合流的态势。
然而城市是搬不走的，市民、老百姓也撤不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奴役，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市民抗日救亡的怒潮，纷纷成立义勇军、担架队、运输队、宣传队，在中国军队尚未撤离之时，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当中国军队撤离之后，日商码头两万多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
罢工虽然在日伪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抗日的怒火并未熄灭，学生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让杨凤山察觉到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这天有个自称小蝉的姑娘找到了杨凤山。
小蝉真名莫莉芬，生于杭州，幼时因父去世随母到上海投亲，七岁就读于上海启秀女中小学部，十七岁高中毕业，入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海关任打字员，通过与进步人士的接触，同情红色根据地，同情苏区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遇到龙潭，入了党，筹建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在龙潭的协助下培养党的妇女阵营。
两人在革命工作中擦出了爱情火花，在她二十九岁这一年与龙潭结合了。
不久，因为形势骤变，龙潭接受组织安排从上海撤离，行前交代她寻找一个叫靳思瑞的人，接头暗号是“永安”。
上海民众教育馆遭搜查后，虽然读书活动停止了，但由于进步学员的名单没有落入敌人手中，这些心向马列主义的积极分子大都保存了下来。
杨凤山与其中几个较为熟悉的学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深入各工厂、企业、商店、学校以及街道，通过各种形式的救亡团体、联谊会、互助会、读书会、歌咏队、剧团以及夜校等等把广大职工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
除了积极参与罢工之外，他们帮助党的地下武装别动队筹款、运物资，还协助别动队破坏沪东一带日据码头仓库设施。
莫莉芬与教育馆的进步学员有联系，从他们口中偶然听到了靳思瑞的名字。
出于安全考虑，杨凤山经常变换住所，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路上格外小心，无论往返，都要换几次黄包车。
这晚返回住所的时候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这时杨凤山刚走到会文路的一个弄堂口。这是一条叫做埃玛丽的弄堂，之前弄堂口有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现在成了商居混合区，商铺门脸向外，弄堂四五米宽，纵深五十米，尽头连着一个丁字路口，南北向，朝北一路过去是带回廊的金城大戏院，朝南是近乎废弃的交通大厦。杨凤山的住所在交通大厦后面的一个石库门民居的二楼。
相距不足一百米，两个头戴礼帽、双手抄兜的男子跟他一前一后下了黄包车，如果动手，在弄堂里最方便，凭直觉，弄堂尽头处也应该有他们的同伙，很快将迎面走来，所以一旦他走进弄堂深处，可能就很难再脱身了。
他必须当机立断。
他突然弯下腰去，双手触地，跟踪者见状以为他要亮家伙，慌忙跳到路边找藏身之处，他趁此机会拐进弄堂，并排第一家左手是理发馆，右手是钟表店，第二家左手是一个五金店，右手是一个湖面馆，他刚进入湖面馆，那两个人就过来了，互相使了眼色，一个进了理发馆，一个进了钟表店。
弄堂尽头果然还有两人，也“登登登”往这边跑过来。
杨凤山知道这里的面馆后门外，都有一间厕所，为食客方便时用。厕所与正屋之间有一段院墙，一人多高，翻出去就是隔壁的弄堂。跳进隔壁弄堂后，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埃玛丽弄堂里的几个人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去向，现在尚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但看他们杀气腾腾的阵仗，可以想像他们是准备要见血的。
他也随身带着家伙，那把嵌有金丝盘花纹的马牌手枪正别在腰里，真要打起来，即使他们人多，相信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几年，他早已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本事。
只是他觉得自己还有比杀几个人更重要的事情，能不杀就不杀，而这些人没有直接向他开枪，极有可能只是对他怀疑，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这样想着，他就朝会文路上跑起来。
一离开弄堂，就看到一辆悬着蓝花儿布帘的双座黄包车飞快地向他这边奔来，他正待避让，听到黄包车上一个姑娘的叫声：
“永安！永安！”
他恍惚了瞬息。这是龙潭跟他联络时对他的称呼。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永安，快上来！”
姑娘直接掀起布帘，朝他招手。
他立刻跳上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