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墓葬文化对浙江文化、长三角区域文化乃至整个江南文化影响至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需要说明，不同写作者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任何写作者都带有其独特印记，包括不可剔除的瑕疵。题为“吴越国陵寝与墓葬”，这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将“陵寝”与“墓葬”并列，旨在从层级上对吴越国的墓葬进行区分，并无否认“陵寝”也是墓葬的企图。本稿撰写过程中，一度尝试将衣锦军作为钱镠的“奉陵邑”来看待。这并非忽发奇想，学术界亦不乏研究者持此看法，为便于说明，兹不妨原文引用一段话：
……但随着钱镠去世，衣锦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钱镠墓园占据衣锦军城内最高亢、核心的位置。而其余已知的重要钱氏家族成员墓葬，如钱坞垄祖茔、钱宽夫妇墓、马氏康陵等，都位于衣锦军之外，包括由钱氏旧宅改建的光孝明因寺，也没有纳入衣锦军的范围。就墓与城的关系而言，钱镠墓在城里无疑是一家独尊的。其次，在钱镠身后，除了钱元瓘夫人马氏在去世后归葬衣锦军管下庆仙乡之外，钱元瓘以下四王极少再回衣锦军作长时间停留。可见从钱元瓘即位开始，衣锦军逐渐失去了原来类似陪都的政治功能，转而成为专门守护钱镠陵园的城池，性质近似于奉陵邑。其后北宋于洛阳巩县建永安陵区，也设有守护诸帝陵园的永安军，应都属于历代以来的陵邑制度的延续（详《吴越国考古》第29-30页）。
所以，如果以为衣锦军的实质是一座军城，与所谓陵无关，或者以为奉陵邑在秦、西汉时比较兴盛，后期逐渐消失，又或者以为奉陵邑是在帝王去世后再予以建造或明确，而钱镠在世时已经营建，功能定位也主要是军事，保卫自己的家乡……诸如此类，均有概念先行、先入为主之嫌，是失之偏颇的。
虽然其时钱镠不是皇帝，但并不妨碍其提高衣锦军地位的意愿，考虑到奉陵邑这个概念或许更为贴切钱镠对于故乡的眷恋，故而颇有沿用西汉旧制的想法，以与原来的构思相呼应，增强整体效果。亦无意汲汲于先有“陵”抑或先有“邑”。只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最后取消了这种尝试。
此外，关于瓷器，诸多迷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吴越国是青瓷之乡，这种看法是否属实呢？据叶喆民的研究，瓷器最早是在东汉烧成的。瓷器的烧成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制瓷原料的选择，高温胎釉的烧成，密室温度的控制。现在可见较早的青釉瓷器是在浙江上虞一带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黑釉瓷器。经化验表明，这件青釉瓷器的烧成温度已达1200°C以上，瓷化程度良好，胎釉结合相当牢固，已是比较成熟的瓷器。瓷石是绢云母和石英等的混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石英三者的混合矿物，是制瓷的主要原料。这种瓷石所含有机物质较少，黏性和吸附性较小，而且杂有水云母系矿物，而浙江上虞、绍兴、余姚、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及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所以最早闻名于世的青瓷便在越窑、龙泉窑生产出来。仅上虞一地便发现汉代的古窑址40余处。三国时期的上虞的青瓷窑址有30余处。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制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釉色更加多元，为隋唐青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越窑是青瓷生产的典范，最具代表性的窑址是位于余姚东北的上林湖窑址。上林湖是一个天然湖泊，窑址密集分布在湖的东西两岸，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上林湖出土的五代青瓷器，底刻“官窑”二字。据《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上虞上林湖盛产越窑瓷器，国外文献也有记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个叫石川鸿斋的，曾专门为之作诗：
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
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
余姚沈君藏一瓶，釉色凝澈凝貌青。
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遗我何厚情。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文物工作者在对上虞县窑寺前窑址进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吴越国王钱氏上林湖窑场之外烧制贡窑的又一处窑址，从而证实了《上虞县志》中提到的“昔置官窑三十六所”之记载。从出土和传世的越窑青瓷来看，其釉色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早起越窑青瓷，实为一种苍青色，或者说是艾青色，青中往往闪黄色，有如冬日的松柏叶。晚唐五代时期釉色多呈湖水绿色，葱翠滋润，乃是越窑中的上乘之作。
宋人叶置《坦斋笔衡》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末俗尚靡，不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非始于钱氏。
因为讨论秘色瓷不是本书的任务，所以这里只稍微谈一句意见。正如青瓷的发展逻辑，可能秘色瓷也一样，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不是说钱氏首创，而是钱氏在继承的基础之上达到峰巅，还是颇有其可能性的。
又及，鉴于本稿撰写的初衷定位于通识类读物，非纯学院派的研究性质，也并非准备写出来发表在《考古》《文物》这样的学术期刊杂志上，或者作为一本墓葬考古报告来出版，因此撰写过程中积极采用散文化写法，有关表述，自然有一定想像的成分。我们的原则是，整棵大树是不能想像的：墓址不能想像，墓主不能想像，墓主事迹不能想像，墓内陈设不能想像。至于其他的枝枝叶叶，比如，假如有必要写到墓址周遭的环境，是不是有风吹草动的现象，则完全可以想像。其实，就算纯粹学术著作的撰写，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文学语言，不可能杜绝文学想像，司马迁的《史记》如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如此，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复如此。至于最近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和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了。
除了写法不能过于“学术”之外，本稿撰写过程中涉及吴越国陵寝与墓葬的若干详细记载，均采用了建国以来发掘出土的吴越国陵寝与墓葬报告，还有的线索来自网络，鉴于这些内容、线索已然成为常识性质的材料，且本稿本身具公益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本稿中的观点是独立的，有关被引用的材料、线索并没有影响到本稿的观点，且有的材料仅或因篇幅需要而采用之，故而没有一一注明。兹一并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