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晋书·天文志（上）》：
东方。角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者也。……氐四星，王者之宿宫，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适也；后二星，妾也。后二星大，则臣奉度。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辅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尾九星，后宫之场，妃后之府。……北方。南斗六星，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
凡列出二十八舍（宿）与各州郡之间对应的细节，三垣区域的星官与帝王统治也进行了对应。因此，三垣二十八舍（宿）内的各个星官都在占星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根据不同星区的天象来显示与其对应的地面上的区域或者事物的凶吉征兆，这也正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的。这里一个亟需廓清的问题，那就是本来只有帝王才可以来用这种天文图，为何出现在吴越国的墓葬中。
根据已知的出土情况，发现天文图的不仅是康陵、钱元瓘、吴汉月三座钱镠之后的墓葬之中，而且还见于钱宽、水丘氏夫妇的墓葬之中。钱宽墓室为长方形多耳室券顶砖室，分前后二室。天文图绘在白灰抹就的后室顶部。在四重椭圆土红色线圈内绘有北斗星座与二十八宿诸星，二十八宿的东、北、西、南七宿分别居于东、北、西、南四方。星点的直径为1.4～2厘米不等，均用金箔贴成，星点间有土红色联线，分别组构成星座。在东方七宿的心宿左方画红日一轮，西方七宿的昴宿与毕宿之间画有青白色的满月。水丘氏墓室结构与钱宽墓相同，在墓后室顶部也有一幅与钱宽墓相似的天文图，但二者间还小有不同：水邱氏墓天文图内规长、短径分别为96厘米与49厘米，其内绘有重瓣莲花一朵，赤道长、短径分别约为120厘米与90厘米，外规短径约为135厘米，因石灰剥落，未见重规的迹象；北斗七星及其附座辅1星的位置已大体在内规之中；在南方七宿的柳、星两宿正前方画有一轮红日；尾、箕、斗3宿齐全；二十八宿自角宿开始，钱宽墓天文图以顺时针方向分布，而水邱氏墓天文图以逆时针方向分布；水邱氏墓天文图井宿少1星，但画出了毕宿的附座附耳1星。
一般认为，钱宽、水丘氏夫妇墓葬中的天文图与康陵、钱元瓘、吴汉月墓中发现的天文图相比，只是“示意”性质，但毕竟也是天文图，而钱宽于乾宁二年（公元895）去世，入葬的时间是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即公元900年。水丘氏则是天复元年（公元901）去世的，后葬于钱宽墓旁。两夫妇墓葬时间相近，规格也相仿，墓内装饰风格亦略同，他们去世时的身份都是“平民”，根据钱宽墓志，下葬时的官衔是“检校礼部尚书、□□府少卿”，品级属正三品或正四品，如前所述，这是因为钱镠其时正在气势如虹的向上发展阶段，所以中原王朝才对一个平民作出这般追赠，但即令如此，钱宽夫妇的墓葬的形制、规格也必须按照规定来，墓葬中却出现了只有帝后墓葬中才能出现的天文图，此同样与钱镠有关。天复二年（公元902），唐朝册封钱镠为越王，后又改封吴王。开平元年（公元907），后梁册封其为吴越王。也就是说，钱宽下葬之时，钱镠尚未为王，但他依然以帝王的规格安葬了自己的父母，可能的解释是：钱镠对自己不久之后成为吴越国王是有充分预期的。后来钱元瓘为元妃马氏起陵，所遵循的大致是相同的逻辑。所遵循的大致是相同的逻辑。但即令如此，这仍不能据此认为钱镠或钱元瓘之“僭越”，因为其时的背景是一个“失序”的天下，因为类似的天文图也出现在五代十国后期其他国家的墓葬里。
最后，谈谈吴越国国家治理中的家族政治特色。概括地说，在武勇都事件之后，钱镠开始对地方政治进行改革。逐步安排亲信担任地方军政长官，或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实现钱氏对地方各州的直接控制。
武勇都事件导致以武功立国的钱氏家族至其第三代仍然出于高度戒备状态，依赖武功、崇尚武功，否则便不足以维系所得到的江山。天祐三年（公元906），钱镠在对陈璋、陈询的战争中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重新占领了睦州；方永珍、杨习等夺取婺州，并进攻衢州。在新的形势下钱镠任命了新的地方长官。“三月，命浙西营田副使马绰权睦州刺史”；“九月，命方永珍为衢州制置使”；“十一月，命弟镖为婺州制置使”。方永珍应是钱镠在武勇都事件提拔起来的新将；马绰是钱镠的姻亲，钱镠的堂妹嫁给了马绰，同时钱镠的儿子钱元瓘娶了马绰的女儿，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他是钱镠姻亲势力的代表。而钱镠之弟钱镖出任婺州制置使，则首开钱氏宗亲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的先例，是钱氏政权地方行政体制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钱氏宗亲逐步取代了八都旧将，成为主政地方的主力。在黄晟死后，钱镠巡视明州，安排儿子钱元㺷出镇明州。后梁贞民三年（917），后梁皇帝一次加封钱镠十一个儿子官职，这些人中有吴越国地方刺史头衔的有：钱传璙为湖州刺史、钱传璲为温州刺史、钱元懿为睦州刺史、钱元球为明州刺史。除上述之人外，钱镠子孙中担任过地方刺史的还有：钱传珦担任过明州刺史，钱传琇担任过湖州刺史，钱传弼担任过秀州刺史、钱传蒨担任过苏州刺史等等。到钱镠晚年，钱氏宗亲彻底掌握了吴越国地方军政大权。
自钱元璙出镇苏州，父子两代主政苏州中吴军共计56年之久，其宗族成员多于本地繁衍。前揭七子山一号墓规格甚高，可推定其墓主不外乎钱元璙家族成员。从发现的钱义光、钱云修墓志可知，除钱元璙外，钱镠从弟钱銶和钱元璙兄弟辈及其后裔，也有一部分在苏州任职。
钱义光墓志题为《吴越国故上军讨击使充中吴军随使当值厢虞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彭城钱府君墓志铭并序》。钱义光于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卒于苏州吴县利娃乡安仁里之私第。义光祖父钱銶，武肃王钱镠从弟，为吴越国衙内诸都都指挥使、睦州刺史、赠特进、检校太尉。钱銶初随钱镠起兵，文德元年秋九月，奉命率兵讨苏州徐约，景福元年被钱镠委任为姑苏招缉使。钱銶后裔中，颇有人才，钱义光进入了苏州中吴军藩镇系统，并在苏州建立了一定的姻亲关系网络。钱銶本为钱镠从弟，去世时所获品级尚不太高，义光为钱銶之孙，于钱氏王室已为疏属。所以，钱义光以宗室身份起家为官，所任亦不甚高，最后竟终于随使当值之任。志文中钱义光的籍贯定为吴郡，显然不是指其本籍，而是大概与普通法阵官员相似，乃随职系籍。
案吴越国全盛之时不过一军十三州，所能供养的官僚群体是较为有限的。而吴越国除宗室之外，尚有大量的功臣勋贵集团，在此形势之下，普通宗室已经很难再拥有较多特权，只能凭借宗室身份结合联姻手段来维持一定的地位。随着普通宗室不断繁衍，各支系逐渐在地方上生根发芽，随职占籍，更多地融入地方藩镇体系。
又据《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在宁波地区出土了钱亿碑铭，现藏奉化文物保护管理所。碑铭断为两截，志文中间有缺损。碑石残高197厘米，合计残宽89厘米，厚13厘米。碑首残缺，篆额仅余数字。志文现存31行，每行60字，概述了钱亿的身世、任职履历、业绩、文学、孝行等各方面的情况。
因志文冗长，兹不迻录。碑文末尾文字：……公以乾德中寝逝，归葬于是山，始树碑建祠于佳城之东隅，以纪（下缺）。可知，此石乃立于墓祠前类似于神道碑。
墓主为吴越文穆王第十子、忠懿王钱弘俶之弟。因其出生显赫，年幼时就先后被授予尚书礼部郎中、中直都都指挥使等荣衔。在钱元瓘去世之后，又获授云麾将军、检校太子太保、太傅、太尉、尚书右仆射等检校官衔。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钱弘俶继位，于乾祐元年（公元948）任命钱亿判两浙盐铁使。自钱镠兼两浙节度使起，中央朝廷授予历任吴越王的官衔中，都带“两浙盐铁制置”的官衔，以标明钱氏对两浙经济命脉的掌控权。因为已知诸文献中吴越国内并不见有人臣专任盐铁使的记载。钱亿以王弟身份判两浙盐铁，便不是普通的藩镇幕僚，应与中原王朝执掌财赋大权的盐铁使相仿。职是之故，史书中直接以丞相视之。
志文载钱亿于乾祐二年（公元949）出守明州，所谓“四明提封千里，云屋万家……”《十国春秋》载：“会内牙指挥使钭滔谋乱，辞连弘亿（钱亿），王以弘亿故不欲显治，贬滔处州，而出弘亿为明州刺史。”《吴越备史》则不明言其中联系。此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明州升格为奉国军，钱亿被授予奉国军节度使，而职任不改。直至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去世，钱亿镇守明州达十八年之久。
碑文载，钱亿死后葬于“本军奉化县禽孝乡白石里之原”，可知其死后不再还葬杭州，而是葬于生前辖境内。同样的情况，还见于苏州的钱銶、钱元璙等吴越宗室。可见钱氏宗室外任后，多以长期任职地为第二故乡，死后即于当地营建分支家族墓地。
尽管钱镠试图让钱氏抱成一团，一致对外，但这个目标只能部分实现，所以才会有类似于钱镖投奔杨吴之叛逃事件的发生。2012年4月，在扬州市城北乡三星村夏庄某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墓葬，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清理。该墓为一座小型的砖室墓，坑口长4.8、宽2.1米，墓室较小，仅能容棺。墓葬早年被盗，砖筑墓顶和四壁基本被破坏，出土有木俑、铜钱、墓志等少量 随葬品。其中墓志由志盖和志石组成，青石质。志盖盝顶，中心楷书阴刻“大吴故钱府君墓铭记”，3行9字。四周阴刻十二生肖及星宿图，四杀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志石正方形，边长54、厚10.8厘米。正面楷书阴刻志文，侧面阴刻牡丹纹。志文共33行，满行34字，计 1013字。根据出土墓志，墓主为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国的钱匡道。钱匡道生平不见于史籍，但墓志记载了其籍贯和曾祖、皇祖、世父、皇考的名讳，分别对应着钱宙、钱宽、钱镠和钱镖，与《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文献记载相吻合。
为调节钱氏宗亲内部关系，钱镠同步建构了钱氏宗族的伦理道德。公元915年，由罗隐主修的《钱氏大宗谱》修成。钱镠在去世之前留下一篇《遗训》，训中倡导“恭承王法，莫纵骄奢，兄弟相同，上下和睦”，要子孙明白“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警告“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钱氏大宗谱》《遗训》是钱镠为调节钱氏宗亲内部关系所确立的伦理道德，是钱氏子孙要世代遵循的行为准则之一。因钱镠起自“化家为国，家国一体”，“才共同兴旺。吴越钱氏初起之时，不过农家一户，兄弟数人，至立国封王后，传三代豪门，宗族竟迅速扩至两千余人。十四州内每州有子侄分设府邸主管军政，钟鸣鼎食，多妻多子。钱镠薨，唐敕建庙，皮光业在撰写《吴越国武肃王庙碑》中提到：“芝兰龙凤，两千余口之家风；铁石虎貔，二十万人之军府。”至钱氏纳土归宋时，宋太宗赐钱王誓书，对钱氏之家“畴其爵邑，施及子孙”，“拜官者二千五百人”，凡男丁“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可谓皇皇大族，除皇家赵姓外无与匹比。
钱镠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基本形成了宗亲治国的局面。《旧五代史》中这样记载：“前后左右皆儿孙甥侄。”此即从中央到地方，钱氏宗亲和姻亲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彻底消除了王国内部分裂割据的危险。钱镠的这种安排形成了一种内外平衡的局面，即使是有人在中央发动兵变，也会陷入被钱氏宗亲四面包围的境地；而一地一隅的叛乱，也很快就会被消灭，成不了气候。事实也证明了钱镠建立的宗亲治国体制的稳定性，钱镠之后，权力的斗争都发生在钱氏宗亲内部，如钱元瓘杀钱元球、钱元珦；钱弘佐囚禁钱仁俊等。即使是钱弘倧时期发生了胡进思之变，也没有动摇钱氏政权根基，胡进思不得不从钱氏宗亲中选择钱弘俶继承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