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是地上世界的表象。墓葬作为古代葬制文化的一个侧面，也作为体现古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遗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补史、证史，更在于一种关于人生的信念。因为墓葬不啻一种地下建筑样式，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建筑形式、图像配置和随葬品的种类来体现对某种社会标准的肯定，以及墓葬建设者对待先人和死亡的态度，蕴含了特定的社会礼仪制度和信仰习俗，于是为后人展现了其所处年代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的真实情况。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因为时代其墓葬方式亦有所。墓葬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其意义不仅在于安放逝者，是一种对逝者生前身份、地位、种族、习惯等方面的综合纪念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对于精神品格的标识。由于逝者当然不能自行完成其葬仪，因此如何埋葬逝者是其后人的考量，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对待死亡的一贯态度。通常我们在考察唐五代十国时期墓葬时，主要从墓葬规模、墓室数量、有无壁画，是否用石室、是否用金银珠玉等来区分等级。
宏观上，可将吴越国墓葬划分为四个等级。墓室用三室等级最高，为第一等级，墓葬有杭M27、临M25和苏州七子山一号墓。其又以杭M27和临M25用石室、墓室内浮雕彩绘壁画及天文图、石棺床设柱枋的等级为高。双室，用石室，墓室内浮雕彩绘壁画及天文图，为第二等级，墓葬有临M20和杭M26。双室船形墓为第三等级，其用壁画者又高于未用壁画者，规模大者高于规模小者，墓底用方砖者高于用长方砖者。单室砖墓及土坑墓暂列第四等级。各墓等级与类型的关系为：
第一等级：王、后陵，墓例有文穆王陵（杭M27）、王后马氏康陵（临M25）及苏州七子上一号墓，对应第五类墓葬。
第二等级：王子和王母、妃墓，墓例有普光大师墓（临M20）和吴汉月墓（杭M26），对应第四类墓葬。
第三等级：品官墓，墓例有临M21、杭M32和青柯M1、M2，属第三类墓葬。
第四等级：平民墓，墓例有上虞驮山M23和浙江乐清三座五代土坑墓。
假使要讨论吴越国墓葬形制的等级问题，自然不是一般品官和平民的墓葬的等级，而是王室贵族。
较诸前代，吴越国墓葬在整体上的主要变化，是由多耳室壁龛穹窿顶砖室墓变成石构主室，外面加砌砖室，有的前面加砌砖结构前室和耳室。大体上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M21、M22、M23和M24等为代表，后一个阶段以M20、M25、M26、M27和苏州七子山一号墓为代表。前、后两个阶段的墓葬形制存在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从前段的砖室墓发展到后段的石椁墓，从前段多耳室券顶砖室墓到前室长方形后室呈船形，从前、后两个墓室发展到前、中、后三个墓室的过程。
钱元瓘、吴汉月两墓结构、用材、彩绘、雕刻、随葬品基本一致，皆为石椁墓。除吴汉月、钱元玩墓因缺乏墓志介绍而难知其变化外，其余王室成员墓葬的形制前后都带有极为显著的变化，墓室内壁材质由砖变为石；棺室形状与墓圹整体形状由舟形变为长方形；棺室的附属建筑由较多耳室变为无耳室；棺室墓顶结构由券顶变为平顶；小龛进深变浅；墓壁装饰由平面彩绘变为立体浅浮雕与彩绘（甚至贴金）相结合。
吴越贵族墓形制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砖室墓发展为石椁墓，由双室变为三室，或者再由三室石椁变为双室石椁，并以此体现墓主身份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区别。墓葬使用的等级结构与墓主身份关联密切，墓主身份决定墓葬形制的使用。墓葬形制的不同，主要是因墓主身份地位高低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区别。由此可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墓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王陵和王后墓，使用三室石椁：第二等级：分封而镇守边关的郡王（王室成员）墓，使用三室砖室；第三等级：王子、王妃等王室成员墓，使用双室石椁；第四等级：非王室的钱氏家族成员或重臣墓，使用双室砖室。
概括言之，吴越国王室和贵族墓葬形制从早期到后期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砖石墓发展为石椁墓、由双室发展为三室，再由三室石椁变为双室石椁。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只要将墓葬形制与墓主身份进行仔细对应比较，即可发现：墓葬使用的形制结构与墓主身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墓主的身份决定着墓葬形制的使用，而墓葬形制的不同，是因墓主身份地位高低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区别，而非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演变关系。
如已经发掘的砖室墓类型5座：临M21（板桥五代墓）、临M22（太庙山下五代墓）、临M23（钱宽墓）、临M24（水丘氏墓）和杭M32（三台山五代墓），这些砖室墓在形制和结构上显得十分一致，墓室都分前后二室，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穹窿顶。后室平面呈船形，券顶，多耳室、壁龛和壸门。石椁墓类:4座：杭M27（钱元瓘墓）、杭M26（吴汉月墓）、临M25（康陵）和临M20（钱元玩墓）。这些石椁墓在构造上选料严格讲究，整个石椁采用红砂岩厚石板构筑，封门和门框又用大块青色石灰岩凿刻，连接处皆有榫头和字母口，紧密牢固。石椁内还浮雕四神、十二生肖，其中杭M27、临M25和临M20还在椁外加筑拱顶砖室。在平面结构上，这4座石椁墓还存在三室与双室的区别，杭M27和临M25使用的都是前中后三室石椁，其中前室为砖砌，中室和后室内层石椁，石椁外加拱顶砖室。如果从建筑材料和平面结构上来看，上述9座墓葬整体上可以分为三室石椁（杭M27、临M25）、双室石椁（临M20、杭M26）和双室砖室（临M23、临M24、临M21、临M32、杭M32）三种形制。
石椁类墓葬均为五代时期，墓主分别为国王、王后、王妃和王子等王室成员。砖室类墓葬既有唐末，又有五代时期，墓主身份既有王室成员，又有非王室成员，但都属于钱氏家族成员或朝廷重臣。这些墓葬在形制上所体现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墓主身份不同使然，墓主身份等级相同者，所用形制亦相同。三室石椁墓是最高等级，是国王和王后才能享用的墓制，双室石椁墓在等级上略低于三室石椁墓，但又高于双室石椁墓，是王子、王妃等王室成员使用的墓葬形制，双室砖室墓则是吴越王室贵族成员中等级最低的形制。虽然吴越国墓葬文化基本上是对唐代墓葬文化的继承，但上述特征则说明吴越国时期的墓葬文化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墓葬风格。
就目前己知各陵墓的情况而言，吴越国陵寝与墓葬的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依山为陵。钱镠墓在太庙山，钱元瓘墓和钱弘佐墓在玉皇山，马氏康陵在庵基山，均依山而建。
其二，陵园有园墙、神道、石刻、门阙等。
其三，陵旁有庙。据《吴越备史》卷三：“天福七年十二月己巳以龙山武功堂为文穆王庙。”又卷四：“是月丙午王（忠献王）亲享五庙。”宣统时，钱王陵旁尚有祖庙石室：“颅立碑一，为状元吕精立。坟旁有五祖石室，花纹甚细。坟前神道，华表、翁仲、石兽见存。今春秋二仲致祭，配以文穆、忠献、忠逊、忠懿四王。
其四，玄宫三室，装饰、用石及金玉等陵的各要素基本具备，但相对于唐宋帝陵而言，规模还是稍嫌小了一些。
就墓室规模而言，杭M27和临M25规模最大，其他依次为临M21、杭M32和青柯M1、M2。就墓室数量而言，杭M27和临M25分前中后三室，临M20、杭M26、临M2I、杭M32和青柯M1、M2均为前后双室。就壁画而言，杭M27、临M25、临M20、杭M26和临M21均用壁画，且杭M27、临25、临M20和杭M26用浮雕彩绘，其余无。
而就是否用石室而言，杭M27、临M25、临M20和杭M26均用石室，其余虽有砖石合筑，但无石室。而金银珠玉因各墓均受盗扰，兹不详赘。
纵观吴越国墓葬之地下部分，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建筑材质上，有土坑、砖筑、石筑和砖石合筑，而不是原木构筑，这与唐末以降的墓葬制度是高度一致的。但在如下几个方面却与前差异巨大：在墓室数量上，有三室、双室和单室；在各墓室平面形状上，有长方形、方形和船形；在墓内壁面装饰上，有素面、彩绘和浮雕彩绘；在墓室规模大小上，各墓又有所差异。而墓内葬具和随葬品，虽是考察其类型的重要方面，但因多受盗扰，难究其详，只能就保存较好者作个别考察。吴越国壁画墓有临M23、临M24、杭M27、临M25、临M20、杭M26和临M21。后室四壁浮雕彩画在内容、施色、布局上，临M20和杭M26相同，也与杭M27、临M25相同，且后室墓顶兼有天文图。临M25后室内设石棺床及石柱、石枋等，杭M27应与之相同。这些元素各有其侧重，却综合反映了吴越国墓葬文化的整体面貌。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之前的临M23和临M24，以及钱宙墓，三座墓葬在建造时等级上应属品官墓，后梁追封为王之后，才享有王国祖陵的等级。
然而就吴越国贵族的墓葬而言，规格并不一致。自钱镠起，尤其是武勇都事件之后，历任吴越国王大量起用钱氏族人在各地任职，宗室成员遍布各州，等级差异日益增大。因此，即便同为宗室成员，其墓葬等级、规格也势必有较大差别。
吴越国陵寝与墓葬本身除了反映唐末以降墓葬文化的演变，勾勒出了吴越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面貌。
关于墓室中的天文图。天文图至少从汉代便已经开始出现在墓葬中。作为汉代墓葬壁画的重要内容，是汉代丧葬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题材和内容深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也是汉代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从考古发现看，汉墓壁画天象图主要出现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以“四神”为主要内容。《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五星之会曰太阴，其精为月，其精为太阴，其精为太白。太白以日出之时则行于北方；入地则行于西方。”这段话中所描述的星宿图像就是在日、月、星辰之间存在的关系。汉代墓葬壁画中的“四神”图案是以日、月、星辰、五星和四神为主要表现内容，其中以日月星辰和五星最为常见。《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四时之令：冬三月，日中有三星；夏三月，日中有四星；秋三月，日中有五星；冬三月，日中有六星。”
具体表现为：
1、天象图中出现了大量天文现象以及“四神”图像；
2、大量祥瑞图像；
3、大量仙人、羽人图案；
4、大量以日月星辰为主要内容的星宿图像；
5、大量神仙人物。
汉代墓葬天象图中出现的天文现象和天象图像多与祭祀活动、祥瑞瑞祥、仙佛世界等有关。这些图像与汉代人所处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对天的崇拜密切相关。但更突出了人们对“天人感应”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吴越国并无发现观测天文的设置，亦未见有观测天文的记载，亦无从事天文观测的专业人士，而吴越国陵寝中反复出现天文图，堪称精美绝伦，有关技术和知识，包括刻印的底图，只能源自中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天文图对应了《步天歌》，如康陵中所呈现的星官的星数和构成形态，也与《步天歌》相一致。《步天歌》是我国最早完整记载三垣二十八舍（宿）的著作，按照二十八舍（宿）在东西方向上所占据的范围来划分星区，与赤道天文坐标系中“入某宿”的概念基本相符。而关于其作者，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唐代开元年间的王希明所撰，另一种说法是隋朝一位号丹元子的隐士所著。由于三垣二十八舍（宿）的出现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最早的星宿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记载，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完善，唐宋更为成熟。但这些知识、技艺的掌握和运用基本上仅限于中原王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吴越国与中原诸政权的关系，同时也佐证了吴越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融合。
